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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学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以及相应的历史 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以及相关的逻辑系列。
南京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刘士林的新著《中国诗性文化》(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9年版),不仅在基本理念上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这一大观念,
全面论证了它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而且在逻辑范畴上,对中国文 明的精神结构进行了全面而精深的阐释。
《中国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性的、融合了历史方 法与逻辑方法的大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对中国文化深刻的本体论阐释, 在理论探索中多有创新:第一,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建立了新的学术史
观。作者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自然食物链的破坏。从原始社会向文明 时代的过渡,其根本性的标志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产生,即人与自然 区别开来。导致这一巨大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原始食物链的断裂
以及自然资源的再分配。根据古生物学研究,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 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 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
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 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食物分 配的激烈竞争,促发了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中国文明正是在对
食物匮乏与分配的持续应战中,创造出中国诗性文化。
第二,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从逻辑角度讲,它起源 于对原始时代诗性智慧的直接继承。从精神生产的角度看,人类第一 种意识即这一时代产生的死亡意识。从人类生命内部变化来看,正是
死亡意识割断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混沌不分的天然纽带。死亡意 识是人与自身最大的分裂与对立,它不可避免地“是我死”,这对于 拥有永生信仰的原始思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它使个体的生命活动
在沉重的疑问、焦虑和痛苦的挤压下向内在方面凝结,形成一个不同 于动物的自我意识结构。古希腊、古埃及、印度对死亡的反应方式有 一个共同特点,即完全背弃了原始诗性智慧中的永生信仰,只有中国
古代文明直承了诗性智慧的生命精神,表现为一种不死的智慧。所以 它在本质上正可称之为以“生命”为最高理念的生命伦理学。从历史 角度讲,作者指出:诗的初文(“寺”)从手从足,本义是用来分配
食物与土地。中国文明的核心在于社会生产的分配环节,所以“诗” 实际上正是中国民族最古老的食物分配制度的代码。作者认为“寺”文化正是中国文化发生的源头,也是中国诗
学的精神家园。这不仅是了解中国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重要依据, 也是将中国文化命名为诗性文化的根源。
第三,提出了“生命伦理学”的观念。中国民族从诗性智慧出发, 很早就洞悉了这样一个道理:主体只要生成,就必然异化自身为对象, 即成为异己的存在。道家讲“成也毁也”,儒家讲“君子不器”与“
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才能使个体在主体化进程中,不走向生命本身 的内在分裂,不走向另一种与它本身完全不同的存在,正是中国古代 思想家的头等问题。
第四,提出了“诗性主体”的存在方式。中国民族自身生产上的 特殊方式,给它的发展带来这样两种问题:即非主体化的主体如何建 造生命本身,以及非对象化的世界何以被建造为世界本身。这正是中
国诗性文化的本体论中所包含的最大秘密。也正是在这里,作者含蓄 地表达了中国诗性文化对未来的意义。诗性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不 同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从马克思对于劳动的逻辑分析,完成了中国
民族人生活方式的论证。这就揭示出不同于西方技术文明的诗性文明 的逻辑依据。
第五,从审美活动的高度,区别了中西两种不同的生命自由方式。 海德格尔把西方人生命的诗境形象地称林中路,作者则把中国人的生 命诗境称为还乡路。中国人的最高生命方式,就不是变成对象、一个
与原始存在结构不同的东西,而是在经历了必须的丧失自身的现实过 程之后,在精神上如何回归:少小离家老大回。它与西方的根本不同 在于:只要走向对象就是不自由,无论在异化中主体获得了什么样的
发展。
第六,本书还有大量精彩扎实的考证值得一提。例如对周六诗的 考证,认为它们正是中国诗性政治的历史形态。它主要包括两种生产 歌舞:一种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一种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其中
风,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其主题思想是刺激生命再生产的情欲本 能,以保证种族的延续性;其中赋、兴为中国古代劳动歌舞,其主要 目的是为了刺激生产劳动的热情以及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与矛
盾,以保证物质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等。
在当代西方方法满天飞的学术氛围中,中西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 比较与汇通;或者说西方方法在什么意义上对中国文化研究才是可能 的,本书在理论方法上的探索不无积极意义。作者指出:如果不具备
一定的政治意识,就不可能懂得中国文学。作者正是通过中国固有的 历史主义学术传统,一扫浪漫主义文艺学对古代文献的曲解,这就使 诗学研究超出了古代文学的范畴,上升为一种文化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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