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传世古籍中，明人文集是较难一见其庐山真面目 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历史的原因，一是现实的原因。

    先说历史的原因。当代藏书家田涛先生曾指出：“过去的藏书家 都不收十四世纪以后的东西。”当然并非所有的藏书家都是如此，但 此种情况的确是有的。如傅增湘先生就说过，他的藏书目录，“刻本 不收明以后，作者不收洪武以后。”至于明人文集，那就更不入藏书 家们的法眼了。黄裳先生曾谈到，明清时的藏书家，大都把文集“看 做十分次要的东西。对汉唐宋元人的集子尺度还较宽，至于当代人的 文集简直就很少收藏的价值。”如果说，“四库存目书保存少，过去 一般藏书家不注意收藏，因此不易见。”那么，《四库》存目中的明 人文集，恐怕就更不易见了。

    再说现实的原因。已入藏的明人文集，现多归入善本。查阅已是 不易，借阅几无可能。徐朔方先生曾谈及明人文集“它们现在都入藏 于大图书馆的善本书库，读者轻易难得一见。即使偶有机缘，也只能 匆匆翻览一过，要想利用不同版本作一校读，那更是难上加难。”徐 朔方先生曾整理过《汤显祖集》，以上意见，确是深知甘苦之言。

    正因如此，当我们看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下简称“《存 目》”）收入了600余种明人文集，且其中不少是以往难有“机缘” 一见的善本、秘籍时，心中的兴奋自是可想而知的。早年胡适先生就 曾力劝《四部丛刊》应“加入一些明代的文集，”以广传播。潘承弼、 顾廷龙先生也曾感叹明本“汗漫无归，按索无图，而求之弥难。”而 今《存目》问世，方可告慰前贤，对此读者是不会吝惜自己的敬意和感激的。

    在现存传世古籍中，明人文集的版本鉴定是较为困难的。这也有 两个原因，一是客观的原因，一是主观的原因。

    先看客观的原因，明人文集刊刻的情况相当复杂。

    徐朔方先生曾谈到：“明人文集多而且滥，卷帙有的达百卷以上。 ”且“明代文人常有这样的情况：先就若干诗文汇成一集，名曰某某 集，后来作品积累更多，还是用同样一个名字。诗文集早年的序跋和 后来的序跋并列，甚至只有早期序跋，而漏印后来的序跋。一本书有 几个不同的书名，或书名相异，书则相同。非经仔细校读，很难作出 鉴别，推定它的年代。”其实除了“漏印”后来的序跋而冒充初刻的 情况外，也有改变旧有序跋署年而假冒新出之集的情况。“大量例证 说明其中情况错综复杂。”以至“序跋中即使述及刻书始末，也仍需 作全面审览。”更不要说序跋中不全或没有序跋了。

    再看主观的原因。以往学界对明人文集的认识是相对薄弱的。尽 管早在清初黄丕烈即指出：“宋元版尚有研求之人，前人言之，后人 知之。授受源流，昭然可睹。若明刻，人不甚知，及今不讲明白，切 究之，恐澌灭殆尽，反不如宋元之时代虽远，声名益著也。”然而时 至今日，明人文集的版刻源流，虽不至于是“澌灭殆尽”，但也决未 达到“明白”、“切究”的程度。数十年前，潘承弼、顾廷龙先生就 讲过“今人欲研究明代版本，无所取证，每感参考无资之苦。”数年 前程有庆先生也指出：“我们至今并未全面地对现存明刻书的版本情 况做详细的分析和统计，也就是说，我们在刻书者刻书情况的调查这 方面，研究工作做得仍比较薄弱，还有待于加强和深入。”参加过全 国善本总目调查的崔建英先生则指出《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总编中， 共收到各收藏单位报送的明别集卡片12158张。”“但在整理过程中， 发现问题很多，尤其版本著录，相当混乱。同样参加过《中国古籍善 本书目》整理工作的李国庆先生也认为：“从总体看，在传世的古籍 善本书中，数量大、价值高的明版书，其存在的版本问题相对来说多 一些。看来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惟其如此，选定明人文集的底本时，就应更加慎重才是。据编纂 者介绍，《存目》的具体工作步骤有五：访书编目、选本剔重，拍摄 复制、纂修成稿和裒集出版。这里关键的一步，就是访书编目。这一 步没有做好，下一步选本的质量便无从谈起。《存目》在访书编目是 下了很大功夫的。编纂者介绍说，他们“通过《中国丛书综录》和《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其他藏书目录提供的线索，对全世界二百余家 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所藏《四库》存目书进行大规模的查访， 在此基础上编定工作目录。”这种由目求书，由书成目的作法，正是 中国学术的传统作法。不过，采访明人文集时，似应充分利用《增订 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因为第一，这是目前所见收录明人文集最 多的目录。史家评价说，“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山根幸夫 教授1978年编辑的《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收有一千七百多 人的文集和撰者不明的文集四十多种，在补遗与再补遗中又收有一百 多人的文集目录。这本目录的内容包括：蓍者、书名、卷数、册数、 版本所在地等项目。对查找明人文集不失为有用之作。”第二，这是 一部严肃的存书目录。该目是利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 类目录》等现存汉籍目录汇集而成，所收之书，均在依托。

    以此目及其他文献与《存目》相互比勘，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 问题大致可分三类，试分述如下：

    第一类：有足本却不收足本。

    选用底本，是以足本为好，还是以初刻为佳，自是见仁见智，各 有说法。但一旦定下。则当贯彻始终，否则岂不是自乱体例？《存目》 “编纂凡例”第五条规定：“凡四库馆臣所见非足本，或仅见诗集未 见文集，仅见初编未见续编者，今全收之，庶免割裂之病。”编纂者 认为：“为了保存文献，一般首先选择不缺卷不缺叶的足本，在足本 的前提下，再选择较早的刻本或抄本。”显见是把足本作为第一位来 考虑的。然而翻检一过，自悖体例的现象时有所见，限于篇幅，仅举 数例：

     例一，《存目》集部第104册收《明人文集丛刊》影印万历三十 二年袁氏家刻本《袁文荣公诗略》二卷。

    按：馆臣云：“案《明史·艺文志》袁炜诗集八卷，是炜别有全 集，此其选本。故题‘诗略’。”《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 以下简称“日人目”）收有明万历《袁文荣公文集》八卷，依上所述， 自当舍此二卷本而用八卷本。

    例二，《存目》集部第36册收上海图书馆藏明正德刻本《王文肃 公集》十二卷。

    按：馆臣云：“此集亦名《思轩稿》。”《中国善本书提要》页 577收有北京大学藏明弘治间刻本《思轩文集》二十三卷。1958年印 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集部页59收有此本，凡六册。

    例三，《存目》集部第74至75册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 年刻本《夏桂洲文集》十八卷《年谱》一卷。

    按：严宝善先生云：“《四库》存目著录即此十八卷本。”但他 又说：“夏氏《全集》为五十卷。”《四库采进书目》著录有此50卷 本，国内罕见。据日人目，日本尊经阁文库即存此本，据称为嘉靖刻 本。

     例四，《存目》集部第38册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年闵一范 刻本《闵庄懿公诗集》八卷。

    按：日人目收有明刊《闵庄懿公诗集》九卷《文集》一卷。

     第二类：可配补却仅收残本。例如，《存目》集部第191册收上 海图书馆藏明刻本《檀雪斋集》四十卷（存二十一卷）。而日人目所 收明崇祯六年序本《檀雪斋集》四十卷，仅缺三十三一卷。

    第三类：有存书却未及入录。

    例一，许应元《水部稿》三卷。

    按：《中国善本书提要》页611收北图藏明嘉靖间刻本《水部稿》 三卷。王重民先生云：“卷内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存目》 即据此本著录，乃汪汝家旧藏本也。”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不载此书，然据日人目，日本东洋文库尚存此本。

    例二，张琦《白斋竹里集》七卷。

    按：《中国善本书提要》页582收北图藏明正德间刻本《白斋先 生诗集》九卷。王重民先生云：“按《存目》著录《白斋竹里集》七 卷，《提要》据自序知尚有前集行世，按此即馆臣未见之前集也。”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收有此书，云为明德八年刻本。

    例三，汪应轸《青湖先生文集》十四卷附录十卷。

    按：沈津先生《书城挹翠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收香港中文大学藏明嘉靖三十八年汪延艮刻本，云“是书明《千顷堂 书目》卷二十及《四库总目提要》存目著录，然不见大陆、台湾、美 国各图书馆入藏，实罕见之本。”

    例四，金瑶《金粟斋先生论文集》十一卷。

    按：此书《四库总目》入存目，据前引沈津书，上海图书馆和台 湾中央图书馆均藏有是书，为明万历四十一年瀛山书院刻本。

    考虑到上述各书均未见原书，考虑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 尚未出齐，以上各条，只能说是提供线索，备查而己，说句实话，《 存目》号称是“近二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盛举，”工程浩大， 任务繁重，存在一些问题，实属在所难免。不过，若要深究产生这些 问题的原因，却不能不使我们深感从广搜异本、比勘同异、考定是非， 到类次归属，撰写提要，编制成目，是一个环环相扣、层层相因的整 体。削弱甚至舍弃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从这一 意义上讲，邓广铭、宿白、叶芝余等诸位先生提出的《存目》应当撰 写提要的意见，还是应该采纳的。《存目》编纂者提到“然而一书若 有数本传世，何者为善，却绝难判断。”从宏观上讲，这话也不无道 理。但从微观上讲，尤其是就明人文集部分而言，如每书确能做到广 搜异本，相互比较，并写出高质量的提要，何者为善，也未必都是“ 绝难判断。”当然，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要正确评价一部书，并 不那么容易，需要有充裕的时间，由专家们来做。”期待专家们能早 日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