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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史
丛书》。其中有一本刘麟生著的《中国骈文史》，是用文言文写的。
全书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为我国骈文的发展脉络钩勒出一个简明的
轮廓。但内容不够详尽，观点当然更谈不上新颖，距一部完善理想的、
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水平的骈文史还有不小差距；不过也不应用今天的
标准去要求和衡量那个时代的著作。近二十年，虽有一两部谈骈文的
专著出现，水平都不很高。因而有必要为此而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早
日出现一部面貌崭新的“中国骈文史”。
回顾一下近五十年来，或者更远一点上溯到“五四”时期，应该
承认，我们在中国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既有向新领域方面拓展的
功绩，也有由于对原有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足而造成偏枯乃至畸形的局
面。自“五四”时期人们攘臂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从而大张
挞伐开始，骈体文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中便大大受到冷落。岂止
冷落而已，甚至还被当成反面的、消极的、只能受到批判的一个文学
品种。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当然，同罹这种灾难性命运的文学作品不
止骈体文一种，这就使我们的万紫千红的几千年的文学传统的发展在
短短不足百年中失去了平衡，从而导致某些文学品种一蹶不振乃至濒
临灭绝。正如自然界的某些稀有动植物一样，如不再加以珍惜培育，
迟早会从我们地球上完全消失的。
说到我国的骈体文，姑不说在先秦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各
个门类）中早已存在着骈偶对仗的修辞现象；即从两汉以后，正式的
骈体文逐渐形成的轨迹来看，它不但充分体现了汉民族语言文字“独
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明显特征；而且就其本身的句型结构而言，也
同我国诗歌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诗经》以四言句式为主，《楚辞》
以六言句式为主，而构成骈体文最主要的句式正是四言和六言，即所
谓“骈四俪六”，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骈体文艺术形式的核心部分
是从《诗》、《骚》发展演变而来的。但骈体文的句型并不限于四言
和六言，骈体文的功能作用更不是传统律诗中五、七言颔、颈二联的
对仗形式所能包括和替代的。总之，我们对于具有近两千年传承历史
的骈体文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至今仍停滞在对它表面现象作
浮光掠影地笼统批判或干脆一笔抹煞的阶段。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文
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片空白或一大漏洞。
关于研究骈体文的文献资料，人们首先会想到《昭明文选》。由
于《文选》成书较早，其中没有收入六朝以来集骈文大成的庾信、徐
陵的文章。作为选本，清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可以略补《文选》
之不足。骈体文到了唐代是仍旧向前发展的。“初唐四杰”的成就并
不限于诗歌，他们创作的骈体文似更有承先启后的历史意义，其影响
窃以为应在张说、苏（所谓“燕许大手笔”）之上。唐人对骈体文
的实用价值不但有所认识，而且在创作实践中更使这种文体的美学特
征日益显现并逐步提高。刘知几的《史通》，陆贽的《奏议》，是唐
代骈体文中两枝奇葩。人们都把韩愈、柳宗元看成唐代古文运动的两
面旗帜，而他们却同样能写精严谨饬的骈体文。晚唐的温庭筠、李商
隐，不仅是大词人、大诗人，他们的带有抒情内容的骈体文也同样不
朽。
在宋代，以应用为主的“四六文”大兴于时。“古文八大家”中
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写的“四六文”不仅在当时脍炙
人口，即使到今天，读来也足以令人钦服。我在北大历史系任课时，
有一年准备开一门《唐宋历史文献选读》，邓广铭先生便嘱我多选王
安石和苏轼的“四六文”。后来因为需要开必修课《中国文学史》，
这门课终于没有讲成。“八家”之外，宋代能写骈体文的作家大有人
在。如果有人认真编写中国骈文史，是不愁无话可说的。
有清一代是古典文学“回光返照”的时代。不仅诗、词和散体文
（以“桐城派”为代表）有了新成就和新面貌，骈体文也一度“中兴”
。清初有尤侗、陈维崧；乾嘉以还，经学家如汪中、洪亮吉、孙星衍、
孔广森，辞章家如吴锡麒，乃至提倡“性灵”派的诗人袁子才（枚），
他们的骈文创作都有相当成就。汪中的《哀盐船文》，袁枚的《于忠
肃公庙碑》，是一时脍炙人口的上乘骈文佳构。当时的经史学家和古
文作家，很少有不会写骈体文的。直到晚清的李慈铭、张之洞、樊增
祥，都是骈文高手。只是我们近年来若干种的《中国文学史》专著，
往往对此视而不见。今天回头一看，真是咄咄怪事。
骈体文对唐宋以来的古文也发生过影响。“八大家”中不少好文
章都体现了“破骈入散”或“散中寓骈”的特色，特别是韩、柳、欧、
苏，都善于融合骈散两种文体之长。清代桐城派盛行后，以恽敬、张
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其作品即吸收了骈文的特点而以清新明润
的面貌出现。由此可见，骈体文本身的发展规律固宜仔细研究，而骈
文与诗歌散文彼此间的关系与影响也应进行探讨。然则呼唤“骈文史”
的早日写成，就更属当务之急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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