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鲁迅研究界一直认为鲁迅后期是他一生中最 光辉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他学习和娴熟掌握了革命辩证法，观察社 会问题更为深刻，杂文也更加犀利。近些年来由于国际政治气候有变， 对鲁迅后期的非议增多，其中不少观点是值得榷商的。

    比如，有人为鲁迅的左转深表遗憾，认为鲁迅后期太政治化了， 而且有政治失误———对苏联的赞扬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就是这种失 误的表现。

    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我以为，由于阶级压迫的严酷和民族矛 盾的尖锐，不仅是中国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而且整个第三世界的知 识分子都是很政治化的，多半是政治知识分子。这是历史环境决定的， 无可奈何。有些人企图逃避现实，疏离政治，其实这也是对现实政治 的一种态度。在旧中国，有不少原本幻想在政治斗争中保持清高超脱 的学者，但由于时代的逼迫和思想的觉悟而最终转变立场。由“绅士” 变为“斗士”的闻一多就是其中的光辉的典型。国家和政权不能混为 一谈。任何一个赤诚的爱国作家，都不可能不对腐败卖国的政权采取 反叛的态度。鲁迅在北伐战争期间曾寄希望于国民党，国民党发动“ 清党”之后，讲共产主义算犯大罪，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於是 鲁迅就成为了国民党政权的逆子贰臣。

    不错，鲁迅在一些文章里赞扬过苏联，或者为苏联辩护。属于前 期杂文的，有《〈争自由的波浪〉小引》《〈十二个〉后记》等；属 于左联时期的杂文，有《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我们不再受骗 了》等。由于时过境迁，有些人就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指责鲁迅。我 认为这种指责是浮浅的，片面的，不公正的。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不 是鲁迅赞扬苏联的某些词语，而是他评价一种政权、一种社会制度优 劣的准则和尺度。通观鲁迅的作品，他当时对苏联的肯定主要是基於 以下三个原因：一，十月革命消灭了农奴制，千百万农奴从地狱里涌 现出来，成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就叫人权的尺度。二，苏联建国 初期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煤油和麦子大量出口，使陷入经济危机阴影 的西方国家震惊。这就叫生产力的尺度。第三个原因，就是苏联曾三 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的在华特权，在平等的基础 上跟中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而不像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西方国家“ 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这就叫尊重他 国主权的尺度。时至今日，鲁迅当年观察苏联的尺度，仍然是评价社 会制度优劣的正确尺度。毋庸讳言，苏联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出了 偏差。但是，我们不应该用今天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苛求半个世纪之前 的鲁迅。当然，由于鲁迅并未赴前苏联进行实地考察，鲁迅生前俄罗 斯档案又并未像今天这样解密，致使鲁迅对苏联的认识产生了难以避 免的历史局限性。任何事物本质的显露都有一个过程，对任何事物的 全面认识也会有一个过程。我们反对神化鲁迅，当然不应该同时又用 神的标准苛求鲁迅。更何况鲁迅早就清醒地指出，革命有血，有污秽， 当然也有婴孩。可见鲁迅从来都没有用浪漫蒂克的态度对待革命。

    左联时期的鲁迅向往过社会主义，“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 要出现”，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同样为今天的一些人所诟病。 但是，向往社会主义何错之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又 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当时由于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具有多义性， 其内涵缺乏明晰性，所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在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说过，连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曾宣布自 己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仍然有其基本 价值准则，即平等和效率。平等就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最终走上共 同富裕的道路。效率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使经济发展超越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发展速度。我认为这两个基本价值准则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 义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发生偏差错误，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 失落。我崇敬那些真正怀有社会主义信念的前驱者，而鄙薄那种营私 利己、一锤一斧要把社会主义的航船凿沉的前驱者的不肖子孙。

    去年年底，有一位文学博士、副教授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悼词， 首当其冲攻击的就是鲁迅，说什么鲁迅的人格和作品中有跟专制制度 殊途同归的东西，说什么鲁迅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鲁迅的人格和 作品中有没有跟专制主义相通的东西呢？我认为一点也没有，所以毛 泽东赞誉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奉行的是斗争哲学，主张 人被压迫了就要斗争；他反对的是以逆来顺受为特征的奴才哲学。鲁 迅创作的目的，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他左联时期 的作品锋芒所向主要是国民党专制力量的刀丛剑树。所以毛泽东在延 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的讲演中说，鲁迅的杂文“就是 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也就是反对专制主义的。 鲁迅作品中没有“民主”这个词汇，并不意味着鲁迅反民主。鲁迅批 判和警惕的仅仅是西方代议制下那种削高平低，扼杀杰出个人的弊病 和偏颇。鲁迅参加左联，本身就是在争取文艺民主。鲁迅参加自由运 动大同盟和民权保障同盟，也是在捍卫人权和革命权，争取政治民主。 对於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宗派主义、行帮作风，鲁迅也采取了不调和的 态度。他斥责那种以“工头”“奴隶总管”自居的横暴作风，就是反 对专制主义作风对革命营垒的侵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革命 的幻灭，对共产主义文化的幻灭。鲁迅严厉批评过有的人，仍然希望 他“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鲁迅严词反驳了徐懋庸等诬陷他“破坏 统一战线”，但同时公开宣布拥护“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 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表示“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这就表明了鲁迅政治立场和信仰的坚定性。　

    这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悼词的博士所运用的文学批评方法， 据说叫做“酷评”。我知识陈旧，孤陋寡闻，不了解“酷评”的准确 内涵。据推断，“酷”有两重意思：一是时髦，比如帅哥靓妹斗“酷” ；二是严格，类似於苛求。我想，时髦和严格都不是坏事，也许可能 提供一种重新审视著名作家的视角。但批评的关键一是要符合事实， 而是要不悖学理。像“悼词”一类文章，坦率地讲，无论是观点、史 实和文风都一无可取，跟准确意义上的酷评恐怕不能相提并论。作者 的本意也许是运用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战略，试图通过惊人之论和商业 炒作手段达到“文坛登龙”的目的，结果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 产生了很坏的社会效果。我希望这种效果并非作者的本意，而是他始 料不及的。

    本文摘自作者在左联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