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澳门回归”和《七子之歌》的广泛传诵，纪念闻 一多先生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而我首先感到，只有站在闻先 生的立场上来纪念闻先生，才是对他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纪念。闻先生 的一生是作为诗人、学者、艺术家和民主斗士的光辉一生。研究闻先 生自然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不同时期的闻一多研究也可以有不同的 重心，但却不能将闻先生身上的上述有机组成部分予以割裂，扬此抑 彼。数年前去台湾，粗读过梁实秋的《谈闻一多》。作为闻先生的旧 友，梁实秋在这篇回忆长文中自然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 梁实秋却用轻佻的口吻说他对1938年以后的闻先生一无所知，不知道 闻先生在昆明究竟跟谁斗？为什么斗？斗出了什么结果？梁实秋当时 不在昆明，我们并不要求他提供亲见、亲闻、亲历的史料，但他对震 惊全国的李闻惨案不可能一无所知。他之所以用调侃的口吻谈后期的 闻一多，无非是对成为民主斗士的闻一多持一种保留、否定乃至于嘲 讽的态度。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前几天，我在《北京晚报》上读到闻先生的弟子闻山先生手书的 《鲁迅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学贯中外古今，一身硬骨正气。 全心救国医民，吃草做牛耕地。虽无披挂提刀，真正英雄战士。”我 感到移植这些动情的诗句来歌颂闻一多先生，是十分贴切的。闻先生 跟鲁迅一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 周易、诗经、楚辞、庄子、唐诗、文字音韵学都有深湛的研究，而且 对上自印度史诗、希腊史诗、希伯莱诗歌，下至近代浪漫主义、唯美 主义以及现代派的文艺作品也多有涉猎，所以他的论著才能眼光犀利， 考索赅博，立论新颖翔实。闻先生也跟鲁迅一样硬骨铮铮，正气凛然。 有人说鲁迅的斗争方式是“韧”，闻先生的斗争方式是“刚”，这自 然是一种独到之见。不过我想在此基础上略作修正：鲁迅的斗争方式 是韧中有刚，闻先生的斗争方式是刚中有韧，所以他们都是斗士型的 作家和学者。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位文化巨人都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都自觉 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来观察问题，判断是非，决定取舍。大家知道， 鲁迅早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闻先生远祖 是宋代民族英烈文天祥（《闻氏族谱》有宋景炎二年文天祥兵败后其 家属在流亡过程中改姓“闻”的记载），从小就受到爱国救亡思想的 薰陶浸润。闻先生留美时期参加的《大江学会》，提倡“大江的国家 主义”。这种国家主义以对内谋民主政治、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为宗旨， 尤其强调反对侵略和鼓动民气，因而既跟反动的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 又有别于其它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鲁迅还以“俯首甘为孺子牛”来 自励，以损己利人的精神为劳苦大众谋利益。闻先生后期也提出了“ 人民至上”的政治主张，为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奉献出 热血和生命。我认为，正是基于鲁迅和闻先生的上述相同、相通之处， 毛泽东才誉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也才会号召文艺家写《闻一 多颂》。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闻一多对鲁迅的文化业绩有着愈来愈深刻 的理解。1944年，昆明文化界联合举行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闻 先生面对四千余名听众说，鲁迅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位光辉伟大 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一生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 冲锋陷阵。闻先生对鲁迅的上述认识和评价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当前有人把鲁迅作品中留传给我们的审美传统跟他同时留传给我们的 战斗传统割裂开来，认为前者是文学的正途，后者是文学的歧途。有 人甚至谩骂鲁迅杂文的风格是“流氓风格”。对于这些不实之词，闻 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实际上就给予了有力的批驳。闻先生将鲁迅跟 唐代韩愈进行比较，指出“他们不劝人做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 作坏事”（1936年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见《清华副刊》45卷1期 ）。他还公开对鲁迅表示忏悔，因为他跟自称“京派”的一班人曾经 自命清高，不问政治，并鄙薄干预政治的所谓“海派”，以致客观上 成了反动政权的“帮闲帮凶”，使国家弄到这步田地。闻先生后期参 加民主运动，敌对势力也用“搞政治”和“跟搞政治的人来往”一类 说法来诬蔑、恐吓他。他自觉以鲁迅为榜样，搞文学为了追求美，参 加民主运动也是追求美，在他身上同样体现出审美传统与战斗传统的 一致，诗人和战士的一致。所以，闻一多不仅跟鲁迅同是中国现代知 识份子人格上的楷模，而且晚鲁迅十年去世的闻先生又是鲁迅精神的 勇敢捍卫者。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纪念闻一多的现实意义。闻先生的一生，是 坚持革新、反对复古的一生，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一生。他念过 几十年的古书，洞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和惰性。针对当今新儒学的 一些理论，我建议大家重读一下闻先生的学术论文，如《关于儒·道 ·土匪》《什么是儒家》《复古的空气》《五四历史座谈》等。闻先 生尖锐指出，儒家的“三纲”是为了维护现有秩序，儒家的“中庸” 是为了缓和主奴矛盾，这些都是一语破的的精辟见解。他“愈念《经》 书”“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这跟鲁迅读《经》书后的体会完全不 谋而合。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无视儒学从“先秦”经“汉唐”到“ 宋明”的历史演化过程，也并非否认儒学中有诸多合理的思想因子可 以吸收、改造、转化，诸如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力行精神、道德自 觉，等等。但我们不能苟同某些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否 定，也不赞成把儒学可能发挥的现实功能夸大到不着边际的地步。很 难设想，用一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化可以拯救工业时代、 后工业时代的精神危机；用一种为“治人者”着想，以维护等级制为 前提的学说可以推动民主化的进程；用一种轻视科学、贱视商业行为 的思想体系可以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儒学研究当然是一种应该受到尊 重的学术研究，不过我们也不能不同时看到，当前海外某些人的尊孔 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这有他们的白纸黑字为证，是不应该忽视 和讳言的。

    记得闻先生说过，拜伦为援助希腊独立而死，本身就是一首最伟 大的诗篇。三·一八惨案中为国捐躯的爱国青年，他们的牺牲也是一 首壮丽的诗篇。闻先生拍案而起，横眉怒对独裁者的手枪，宁可倒在 血泊中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这种壮举也是一首气壮山河的诗篇。 我们纪念死者，要高扬这些“诗篇”中催人奋进的旋律，要永远擂动 加快民族历史前行的时代的鼓声！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