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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新春,谨将《台湾爱国文鉴》、《台湾爱国诗鉴》
献给普天下的龙的传人。鉴,也就是镜子,镜子照见人的面目、衣冠,
因此它的采用是人认识自己的一大进步。编年史《资治通鉴》是一面
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大镜子,它在卷一百九十六中,又借
唐太宗之口在镜中论镜:“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
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里以诗文为镜,照出台湾与
祖国血脉相贯的史迹和心迹,其间景象历历在目,其间缘分历险弥坚,
可见中华民族具有何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毕竟我们开始走入新千年。千年窥镜,视力理应穿透千古。台湾
与大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因缘,至少也在一千七百年以上了。公元三
世纪的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这样记载古称“夷州”的台湾:“
夷州在临海(浙东南古郡名)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
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该文对台湾的地理方位、气候物
产、人种风俗皆有记述,可看做海峡间多年交往的结果。
如果上溯数百年间文献,还可以发现《尚书·禹贡》中有“岛夷
卉服”的说法。那些穿着草编衣服的东南沿海岛民,自然不能排除台
湾岛古民,但还是把它理解为泛指为妥。尽管我们在《隋书·东夷传》
记述“流求国”的文字中,发现那里的岛民“织斗镂皮并杂色及杂
毛以为衣”;甚至到了明朝的陈第,还记述澎湖外洋岛上居民“不冠
不履,裸以出入”,称之为“裸体结绳之民”。《临海水土异物志》
的记载,更发人深思的是它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庞大的开拓海疆的国家
行为。《禹贡》以后的秦汉四百年,朝廷虽在南方有所发展,但主要
精力用在抵御北方匈奴和交通西域。三国鼎立,孙权称皇帝和迁都建
业(今南京)之后,第一个国家行为就是派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
人”的庞大舰队,“远规夷州(台湾),以定大事”,并于次年带回
数千“夷州人”。派出一万,带回数千,说明海峡间人员流动已由一
家一户而达到较大规模,这是出现《临海水土异物志》的历史语境。
千余年来历代有记载的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不在于它的历史、文化和人种。台湾与祖国的血脉相贯、根叶相连,
是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根据的。它的复杂性来自于对这些言之凿凿的
科学根据的漠视和歪曲。中华民族近世以来有一部备受帝国主义列强
侵凌的历史,台湾作为孤悬于祖国大陆架前沿的大岛,成为这种来势
汹汹的历史风波肆意侵袭的旋涡所在。腐败政权的“割让”,以及历
史向前推进中政治力量的对立,都使台湾成为外来反华势力易于插手
的环节。加上台湾处于西太平洋海岸的中心位置和敏感地区,战略地
位极为重要,这就使它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调整中,成为那些
想称霸世界或称霸亚太的势力的一个有分量的筹码。李登辉抛出“两
国论”,就是想把中国内部问题“国际化”,从而走向分裂,哪怕是
铤而走险地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天平倾斜中充当筹码,以实现他所代表
的势力的险恶目的。因此,台湾与大陆合,则可以加速中华民族在21
世纪全面振兴的进程;分,则可能使全面振兴的进程受到牵制或遏制。
台湾问题已成为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一个关键问题,所有炎黄子孙都
不能等闲视之。
自从郑成功于17世纪60年代挥师台湾,驱逐荷兰殖民军队,致书
劝降荷兰总督揆一,义正词严地指出“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
中国之土地也”以来,台湾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举世殆无
疑义。继元、明两代在澎湖、台湾行使管辖权,台湾回归清朝版图之
后,即在这里设置府、县,直至设立行省。曾经纂辑《台湾府志》的
高拱乾诗云:“天险悠悠海上山,东南半壁倚台湾。”曾经修订《大
清一统志》的蓝鼎元诗云:“台湾虽绝岛,半壁为藩篱。沿海六七省,
口岸密相依。台安一方乐,台动天下疑。”这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
台湾是祖国东南沿海诸省的门户和屏障,它的治乱去存,关系着祖国
半壁江山的安全。
从地质学上看,台湾在远古时代本与大陆相连。这有它的山脉由
东北向西南平列,与大陆东南沿海相侔;它的西海岸形状与隔海相望
的大陆海岸形状相契,是为证据。只不过地壳运动,相连处沉陷为海
峡了。台南县考古发现的距今3万至2万年的“左镇人”,台东县发现
的“八仙洞文化”,其人种形态以及石器类型和制作技术,均可与大
陆,尤其是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相参。这种“相
参”呼应着地质学上的“相侔”、“相契”,说明大陆人种在万年前
的史前时期已移居开发台湾了。
地质、人种上的浑然难分,历史、文化上的历久相传,使得近世
以来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人为分隔,成了一份沉重的历史债、一份艰
涩的血泪缘。《台湾爱国文鉴》、《台湾爱国诗鉴》的主要部分,浮
现着的是百年分隔中万古长存的心灵纽带,读之,当有一种“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人心所向,国运所存的感慨。那些带血带泪的文字,
或高昂激越,或沉郁徘徊,都是以台湾为话题思考着整个中国,其间
印证着一条拔不掉的中国根,一种割不断的中国缘,一份冲不淡的中
国情。据说明朝末年,苏州承天寺浚井时,发现以铁盒封藏的、题有“
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的《铁函心史》。我们这两本“文鉴”、“
诗鉴”,作为明镜而照见中国根、中国缘、中国情,也不妨作为“心
史”来读。
舒婷一首《给二舅舅的家书》写出了“梦已不圆/各照半边月”
的人生的,也是民族的缺陷,字里行间有一种混合着国运与血缘的心
灵颤动:
二舅舅在台北台北是一条有骑楼的街厦门这头落雨街那头也湿了,
湿在阿舅的“关公眉”街那边玉兰花开时厦门故宫路老宅飘满香味香
了一盒黄黄的旧照片照片上二舅舅理个小平头眼睛淘气地乜斜哎呀老
外公翻照片的手指颤巍巍厦门、台北雨水共湿、花香相闻,此中情景
令人联想起唐人王昌龄《送柴侍御》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
曾是两乡?”情缘之固,反成悲剧,“木瓜老了”,未见儿归,使人
难以压抑“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徒然让老母亲在幻觉中为
儿子买他爱吃的贡糖和咸酸梅,躺在床上分辨台湾游客脚步声中有没
有儿子趿着鞋的声音。人间的至性至情,何以受到如此冷酷的蔑视和
折磨?这种游子难归,父母伤神,庶乎可成为海峡两岸久经隔绝而情
缘愈切的心史象征。
实际上,割裂与反抗割裂,分离与渴望回归,乃是台湾心史的基
本线索。民族大义,人心向背,以此衡定。因此,这两部“文鉴”、“
诗鉴”所搜集的材料,以甲午中日战争败绩之后“割让”台湾,及19
49年以后海峡两岸长期对峙分离为大宗。甲午以前,尤其乾隆之世,
诗赋及于台者,多有太平气象,物阜民丰,天晴日朗,异于甲午割裂
之际风云突变,阴霾漫卷。如袁枚《送张鹭洲御史巡台》有“风和知
浪静,弦缓使弓调。笔洗扶桑月,花低螺女箫”之句。台湾第一个进
士王克捷的《台湾赋》,也盛赞台湾的地理形胜、物产丰沛和风俗政
教,有“乐土兴歌,人民踵接”之语,以及“挺一方之奇秀”的美言。
然而诗赋格调突变于清末,甲午(公元1895年)战败之后,清廷派李
鸿章赴日议和,签订《马关条约》而割让辽东和台湾。康有为发动应
试举子千余人(号称三千人)“公车上书”,痛陈“弃台民即散天下
民”,并作诗指斥李鸿章等为卖国贼秦桧:“海东龙泣舰沉波,上相
猷轩出议和,辽台妩妩割山河。……台人号泣秦桧歌,九城谣谍遍网
罗。”北京的公车上书与台湾军民奋起反抗日军侵占,谱写了一曲异
常悲壮的民族正气歌。
在慷慨悲歌中,亲身参加过台湾保卫战的丘逢甲唱出了心史的最
强音。他返回祖籍广东嘉应州,以“台湾之遗民”自署,作《春愁》
诗云:“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
今日割台湾。”直至生命终点,他还遗言:“吾不忘台湾也!”丘逢
甲心目中的英雄是明清之际收复台湾的延平郡王郑成功,有诗道:“
英雄愧说郑延平,目断青山一角青。何日天戈竟东指,誓师海上更留
名。”郑成功确实是台湾问题上天地忠义之气所钟,清末民初的台南
人连横,作有《题荷人约降郑师图》:“殖民略地日观兵,夹板威风
撼四溟。莫说东方男子少,赤嵌城下拜延平。”直至离甲午战争半个
多世纪以后,张学良还写了《谒延平郡王祠》:“孽子孤臣一稚儒,
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从斥秦桧到
尊郑成功,可见中国人对某人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态度,是以国士、
国贼作评判,以凌烟阁和耻辱柱相对待的。有所谓“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在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的台湾爱国心史的明镜之前,
那些鼓吹“台独”或兜售牵系着少时过年逛厂甸儿享受到的声音和色
彩,包括房檐下迎风旋转的小风车声、扑扑登喇叭的吹奏声、抖空竹
的嗡嗡声,以及桂花黑豌豆、炸灌肠、牛骨髓油面茶的色泽和香味。
此般声、此般色、此般味,栽入童年心灵深处,是会使你的精神指针
一生一世都向它们倾斜的。宋末文天祥《扬子江》诗云:“臣心一片
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祖国是磁场,人心是磁针,这种场、针
效应是终古不灭的。脱离了磁场的磁针,是没有意义的磁针,或者没
有生命力的磁针。人心向背,不可拂也。心史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
历史的内在动力。这也许是这一套《台湾爱国文鉴》、《台湾爱国诗
鉴》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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