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徐俊同志完成了七十余万字的《敦煌诗集残卷 辑考》，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徐俊同志要我为此书写一序言，为此 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通读全书，觉得此书确很有特色，值今 年敦煌遗书发现一百周年之际，特向学术界作一些介绍。

    徐俊对敦煌诗集残卷的辑考，我认为功绩有二，一是总结已有的 成果，辑录至今为止所能得到的最多最全的敦煌诗歌，可以体现世纪 性的成就；二是提供新的文献整理的思路，既力求恢复原件钞录的准 确面貌，又力图运用多种科学研究手段，特别是强调与传世文献的互 证，开阔对敦煌文献清理、研究的视野。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在全面普查已经公布的敦煌文书的基 础上，经过对四百多个敦煌诗歌写本的整理、缀接和汇校，此书上编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共厘定诗集诗钞六十三个，诗一三九九首（包 括重出互见诗七十一首），下编《敦煌遗书诗歌散录》辑录诗歌五二 四首（句）。二者合计为一九二三首。这一数字确实大大超过已有的 各种辑本。而且所辑的诗，包括诗的作者，都通过大量的文献辑比和 严密考证，作了精细的校勘，有不少已经可以成为结论。人们今天拿 到这部书，除了已辑集整理的王梵志诗以外，敦煌遗书中的诗歌，可 以说这是既全而又可信的一个定本了。当然，这并不是徐俊一个人的 功劳，他充分吸收了上一世纪几代学人的学术成果。而且上一世纪自 二、三十年代起，中国学者连续到海外辑录有关资料，特别是八、九 十年代，几种大型的文献（如英藏、法藏、俄藏），以及国内部分藏 品以集成方式影印出版，给敦煌诗的全面整理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学术和文化研究的突破，确是离不开文献资料的。

    至于书中体现的新的文献整理思路，我想，这在前言和正文的校 录中随处都能察觉。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作详细的介绍和阐释，但可 提出几点。如徐俊是很注意敦煌诗歌写本所显示的地区、时代和民间 文本的诸种特色的。对敦煌诗歌的时代分段，人们一般是按中原王朝 的兴替分为先唐、唐五代、宋初三个阶段，而他则提出吐蕃占领以前 的唐朝时期（即唐德宗贞元二年以前）、吐蕃占领时期（即吐蕃于贞 元二年攻占沙州、敦煌以后的七十余年）、沙州归义军时期（即唐宣 宗大中二年张议潮率领沙州民众起义、驱蕃归唐，直到北宋仁宗景 三年为西夏所灭）。这就不受中原王朝兴替的传统约束，更便于展开 有关中原文化在敦煌地区传播及敦煌本土文化自立发展的研究。

    又如上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发现、流布，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 这就是因为经过几次劫掠，分藏于不同地区，这样，有些原是一个卷 子的钞件，却被割裂为两种或数种不同的文献。而过去对敦煌诗歌的 整理，又往往只就《全唐诗》的补辑着眼，不作整体考虑。如最早有 计划地从事敦煌唐诗写本辑录的王重民先生，他在《补全唐诗·序言》 中就明确地说，敦煌诗在《全唐诗》中已十存八九，他的计划是，凡 见《全唐诗》者校其异文，凡不见《全唐诗》者另辑为一集，以补《 全唐诗》之逸。王先生在这方面是作了不少贡献的，但他的工作有两 大遗憾，一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未作全，特别是数字统计不确（ 如说《全唐诗》已十存八九），二是这样做便把敦煌写本原件隔开， 以致造成种种缺失。如伯二四九二、俄藏Дх.三八六五唐诗文丛钞 共二十一首诗，原是一个写卷，但因一为法藏，一为俄藏，王重民先 生只看到法藏所录的白居易诗，定名为“白香山诗集”，而且又主张 这是当时单行的《白氏讽谏》原本。现在徐俊把法藏与俄藏缀接，恢 复原来写本的原貌，人们就可以看清楚，这一写本所录不止是白居易 的《新乐府》诗，还有元、白唱和诗，岑参《招北客词》，以及德宗 时女冠诗人李季兰诗。这样，既正确否定原来单据法藏所作的结论， 还进一步考知李季兰佚诗的写作时代背景（见本书页二一至二七所考 ）。书中类似的情况不少，如页一七一缀合伯二七六二、斯六九七三、 斯六一六一、斯三三二九、斯一一五六四等五个残卷，考出唐佚名诗 十八首原为一卷，从而推断诗作的时间，均极为精采。徐俊在前言中 明确提出，“敦煌文学写本的整理应该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原有的可 供研究的信息为目标”，这应该说是既符合传统的文献观念，更具有 开拓新的学术发展的科学思路。

    在述及整理、考录时徐俊提出应注意“广泛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 原则”。“传世文献”一词我最初觉得不太好理解，我想，这当是指 中原地区尚存于世的各类典籍。当然我是赞成这一提法的。陈寅恪先 生在论及王国维的治学贡献时也曾提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 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王静安 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页二一九）。敦煌诗歌相当 一部分是中原地区流传过去的，有一部分则是本土作品，但总的都是 中华文化。我们今天作考证、研究，确应作综合的考察。如果不具备 传统文化的素养，是很难作出真确的、高层次的考释的。本书在这方 面作了不少努力，既博且精，时出新见。如页二七六考伯三五九七所 录的《白侍郎薄桃架诗》，今人多认为即是白居易诗，有的学者虽提 到一作姚合诗，但认为不可靠。徐俊考出宋代史绳祖《学斋占毕》卷 四记有当时所传姚合诗集即有《洞庭薄桃架》诗，这一发现即可断定 此诗的确切作者。又如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唐诗丛钞拼合卷中所 录孟浩然《寄是正字》诗，过去的孟集及某些总集对“是正字”所载 有异，今人也往往沿误传误，徐俊则依据《新唐书·艺文志》予以订 正。这些都可见出，我们作古籍整理，推而广之，作古代文化研究， 确需要有博厚的根基，而这则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积 累。

    徐俊在“后记”中说，他编撰这部书，如果从普查写卷算起，已 有十三个春秋，而开始动笔写作至去年，也已整整十年。他感慨地说： “人生有几个十年呢，这本书竟耗费了我十多年全部的业余时间！” 我说，这不是耗费，这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没有这十多年，能有 如此厚实的成果而为当代及后世所引用吗？这样的十年，应是为人企 羡的。

    末了，我想再说一点，那就是，徐俊在校辑、考录时，真是参阅 了二十世纪中外学者不少著作，这从书后所附“徵引及主要参考文献” 有二十六页之多，可以想见。对有些有争议的记载和说法，根据徐俊 所提供的论据，有的我认为可以下断语的，但他还是表示维持原说， 不遽加改变（如页四六一关于“荀鹤”二字的校释），这种慎重的做 法使人感到一种谦和之气。不过徐俊还是有硬脾气的，他认为是就是， 认为非就非，即使是有很大名气的前辈或当今学者，他一方面很尊重， 但另一方面碰到实在难以成立的具体论点，他还是明白表示“误”、“ 不确”。我认为这是治学的一种正气，一种与虚假、作伪绝然对立的 正派作风。而治学与为人是统一的，徐俊的为人，我相信，学术界、 出版界也有不少友人有此共识。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