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他在位的时间长达六 十一年（公元1662－1723年），单从对外关系方面看，他就有许多拓 展，特别是中俄之交。

    中俄之间的官方往来，最先系俄方更为主动。明朝万历年间（十 七世纪初）俄国就派员前来联络，带回去万历皇帝的复文。随后还有 几次来人交涉，也有文书回复之。可是当时双方均无人通晓对方的文 字，因而这些国书长期搁置在俄国外交文献档案中。中文之难在俄国 人看来无异于“天书”，所以在俄国的俗语中，甚至把无法理解和极 为难懂的东西，统称之为“中国文书”。

    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俄国派尼果赖·斯帕法里率团来华， 双方才下决心设法把这类外交文件翻译出来。斯帕法里（原名尼古拉 ·米列斯库）系罗马尼亚人，应聘在俄国外交部任翻译，1675年以特 使资格来华。他并不懂中文，但精通多种欧洲文字。抵京后便与在华 的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来往，借助于后者达到与中国方面的 沟通。

    南怀仁懂汉语，时于1669年被康熙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当年，康 熙帝的求知欲极强，相当钦佩西洋传教士的科学素养，常与南氏研习 几何、天文和历算。清廷接待外国来使时也常以南怀仁充当翻译。是 故斯帕法里得以和南氏有紧密关系。他1675－1678年在华期间，曾积 累了许多来往文件资料，后来以《斯帕法里率驻中国使团的文件存档》 出版，成为俄国最早纪录中俄两国关系的文集。那都是在康熙朝完成 的，应该说，康熙是中俄关系的开拓者。不过，康熙起初对俄国的积极来访还存有戒心，他虽然四次接见 过斯帕法里，仍以对方拒行跪拜礼为由，未给予实质性答复，所以斯 氏此行来华并无结果。

    与康熙大体同时间当政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君 主。中俄之间互派使臣来往最多的恰巧也在那段时间，于是有了中俄 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那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中俄 边境的尼布楚（俄称涅尔琴斯克）进行谈判签订的。谈判内容包括划 定两国疆界和通商事务。从历史上看，该条约奠定了中俄外交关系和 通商的基础，从此两国的文化交往就开始发展起来。

    当年，中俄两国的外事来往，虽然都有双方主管外事的部门执行， 在中国系由清政府的理藩院，在俄国则是沙皇政府的枢密院负责；不 过，双方都时常由皇帝和沙皇直接插手外事，或以派特使的方式进行。 例如1712年康熙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人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下游， 慰问我在那里游牧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作为同意经过俄国境内为交 换条件，彼得大帝提出派传教士团来华。经康熙表示同意，俄国派出 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便于1715年随同衔命回国的我使臣图理琛首次 来到北京。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从1715年第一届使团来京起，此后便 形成制度，每届使团驻京十年，每十年轮换一次。每届使团编制名额 10人，其中宗教人士4人，世俗人员6人，含留学生和驻团医生等。经 康熙同意接受的东正教传教士团从1715年起至1949年以前，共换届二 十次，历时二百几十年，其间虽有若干历史变迁，其实兼有三种职能： 传教、驻华的外事机构和培养汉学家的摇篮。

    为了东正教传教士团留学生的学习，清政府特为设立了“俄罗斯 馆”，置于北京国子监下，派汉、满族教师为这些来华的学员教授汉、 满语文和经史典籍。当年那些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和留学生，大多学 了汉、满、蒙、藏等语言文字，研习中国的文化历史，其中不少人曾 充当中俄谈判的译员，而且出了不少著名的汉学家和学者。

    在最早派来我国的学员中，如伊拉利昂·罗索欣，阿列克谢·列 昂季耶夫等人，都翻译过不少中国的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他们在俄 国汉学史上起了开拓者的作用。罗索欣回国后在彼得堡俄国科学院教 授汉语和满语。列昂季耶夫回去在俄国外交部任职，译出《四书解义》 中的《大学》和《中庸》等书以及《易经》的一部分。他们两人还合 译过《八旗通志》，而且先后译过《三字经》、《千字文》等童蒙读 物。

    康熙在允准俄国人来华学习的同时，又下令建立“俄罗斯文馆”， 选派八旗子弟入馆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字，它成了中国最早的俄文学校。 这就是说，中国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俄文和俄国研究人才是从康熙 时期开始的。　

    由于“俄罗斯文馆”和“俄罗斯馆”都是按康熙的旨意在北京设 立的，它们分别为中、俄两方培养沟通中俄文化的人才，并从中成长 出早期的研究人才，为今后双方分别培养出俄罗斯学家和汉学家打下 基础，使得两国的文化交流可能持续下去，因而可以说康熙是中俄文 化交流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