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此文有远因近因各二。远因之一：根据过去我教中 国文学史的经验，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即所谓“近代文学” 阶段，在课堂上只是一表而过，讲授极为草率。有时因课时不足，干 脆一字不提。做为教师，我一直感到遗憾。远因之二：即使课堂有时 间讲授，内容亦多偏颇，观点尤欠正确。许多应该提到的作家作品， 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帽子，便无端一笔抹杀。讲近 代诗歌，从龚自珍一下子就跳到秋瑾；讲谴责小说，连《孽海花》和 《老残游记》讲起来也吞吞吐吐，若即若离；讲文艺理论，最多批判 一下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至于戏曲，因过于看重剧本文 学，便搬出一个演过个人本戏的汪笑侬来。至于散文，则根本无一席 之地。其内容之偏枯与数量之稀薄，实与这个转型期的时代太不相称 了。所以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我很早就盼着有一本具有科学性的、 内容翔实的“近代文学史”能够问世。

    近因之一：自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情况已大大改观。在学术 界，近代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经济史的研究正在逐步展开， 且不断拓宽与深入。一时岐嶷杰出的风云人物也已陆续浮出水面，“ 改良主义”的帽子早已制约不住那些对国家、对时代确有贡献的志士 仁人。可是，近代文学史的研究步伐与成果却显然跟不上发展形势， 对比之下实在是相当落后了。做为一名教书匠，真诚希望有人急起直 追，赶紧动手写一部理想的“近代文学史”以弥补不足。近因之二： 今年十月，在福州召开近代文学学会的年会并对这一阶段的学术问题 进行研讨。我因故无法出席，只能写此小文一表个人心愿。刍荛之言， 或不为大雅之士所弃也。

    谈到撰写近代文学史的内容，姑仍以诗词、散文、小说、戏曲和 文艺理论这五个方面大致划分一下，略陈个人一孔之见。先说诗词。 除了启蒙时期的林则徐、龚自珍，以及稍后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 包括梁启超）之外，“同光体”这一特定的（但又比较松散的）诗歌 流派确应投入力量认真研讨。而过去人们对同光体诗人及其作品，几 乎没有几个人认真阅读过，只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批判几句，仅 用“封建遗老”这顶桂冠便把一大批作家作品轻而易举地从文学史中“ 扫荡”出去。即如陈三立、沈曾植直至三十年代初逝世的黄节，除了 他们写诗的艺术成就值得研究借鉴外，其诗中的爱国思想与忧患意识， 至今犹足令读者掩卷深思，盖“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在词的领 域中，文廷式、朱祖谋等，与陈、沈诸家正属同工而异曲。谈到近代 散文，由曾国藩所倡导的所谓“桐城派”古文的中兴，仅从王先谦编 选的《续古文辞类纂》中便可发现不少足以传世之作。此外如以严复、 章炳麟为代表的先秦汉魏体散文，以张之洞、王运为代表的骈四俪 六体（这在“五四”时期统名之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直到鲁迅早年写成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在当时都发 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如果我们参考一下钱基博写的《中国现代文学 史》，就会发现从晚清到民初有多少作家和作品都被人们忘掉了。关 于小说，除侠义公案、谴责小说外，还有苏曼殊的传奇小说，林纾的 翻译小说，以及大批涌入市民读者眼中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之作（ 依魏绍昌先生归类，未免失之太泛，其中包括言情小说，侦探小说， 狭邪小说和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世情小说，并非全属鸳鸯蝴蝶派）。 其中诚不免精糟并存，鱼龙混杂；但做为专门研究课题，就我所知， 在美国的哈佛和德国的海德堡，以及其他欧美各个汉学研究中心，均 有人已经或正在进行研究探讨，而我们对此却往往掉以轻心，视而不 见。在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只纠缠于张爱玲、金庸等人的作品够不够 进入新文学殿堂的资格，算不算文学的主流，却很少有人去追本溯源， 看看这些当代作家与近代文学发展有无传承关系，研究一下其间的来 龙去脉。至于近代戏曲，窃以为不能仅局限于有文本可稽的书面作品， 而应考虑到自南戏、诸宫调、杂剧、传奇以下的戏曲与说唱文艺间的 交互关系，考查一下它们与今犹“健在”的全国各种地方戏（包括昆 曲、京戏）的传承脉络与演进轨迹，并对演员流派史、剧目演出史乃 至音像文献资料的挖掘与保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宜听 其自生自灭。说到“文论”，我希望有识之士能把林（纾）译小说若 干篇书前的序言拿来与“五四”发难时期陈独秀、胡适诸家所标榜的 各项文学主张和意见进行一次详尽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比较，看看两者 之间到底有无脉络可寻。夫周作人晚年当了汉奸，而研究者们尚且为 他“五四”时期的贡献与成就评功摆好；林纾晚年是封建顽固派，难 道就不能为他前期所阐发的进步文艺观做一点调查研究的工作吗？至 于诗话与词话，则有《石遗室诗话》、《人间词话》和《词话丛编》 在，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总之，近代文学的各个领域中，可写可评、可歌可泣、可广为宣 扬并使之流传久远的作家作品实在太多，非此小文所能囊括。姑举一 反三，供有志撰写《近代文学史》的专家学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