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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著作权法最早产生于十五世纪后期， 它“是由英王以缴纳特权费为条件授予商人的一种垄断的印刷权”（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5年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册第538页）。
其实在比这早两百多年的十三世纪前期，我国南宋就已有了比较成熟 的著作权和版权保护法规，那就是两浙转运司于嘉熙二年（1238）为
祝穆《方舆胜览》所发布的《榜文》，以及淳八年（1248）行在国 子监发给段昌武开雕《丛桂毛诗集解》的《执照》。两书分别将这两
个文件刊印在书上，得以保存至今。研究这两件行政公文，对认识我 国著作权和版权保护的优良传统，建立和完善现代知识产权（包括著 作权、版权）保护法，打击各种盗版活动，很有现实意义。
宋代书商的盗版与版权观念的萌生著作权及版权观念的萌生，是 由“盗版”这个社会毒瘤引发的，因此我们在讨论南宋的出版保护法 规之前，还需从盗版说起。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不幸，大
概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生盗版的国度，因为当时其他国家还没有这 种“资格”。有了印书的“版”，可以大量印制，就意味着丰厚的利 润，于是便有人“盗”。盗版从一开始就与“牟利”紧密联系在一起。
就笔者所见文献资料，北宋前期作家李觏（1009———1059）， 大概是第一位遭遇盗版的人，他曾在《皇续稿序》中说：“庆历癸
未（1043）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 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那位盗印
者“阿谁”（无名氏），可谓是中国盗版者之祖了。
宋代盗版者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
一是原稿盗印，即不征得作者同意，私自将其文稿雕印出售。大 作家苏轼就有这样的遭遇，他在《答陈传道》的信中说：“某方病市 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
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文忠公全集》卷53）南宋 理学大师朱熹的著作，当时就有许多种被盗印，如他著的《论孟解》 他在《答苏晋叟》的信中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
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朱文公大全 文集》卷55）
二是改题盗刻。此类也属于盗印，但在盗印的同时，或改题书名， 或另署作者名，连原作者的署名权都失去了，其性质比盗印更恶劣。 如庆历二年（1042）正月二十八日，杭州上言：“知仁和县、太子中
舍翟昭应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板印卖。”诏转运 使鞫罪，毁其板（《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这位“县太爷”连法 律书都敢篡改盗印，可谓胆大包天。又如绍兴十五年（1145）七月二
日，两浙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司马上言：“建州近日刊行《司马温公 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政事。窃缘曾祖光平日论著，即无上件文字， 妄借名字，售其私说。”（同上）《记闻》的原作者不详是谁，而被
署上司马光的名字刊行。
三是改头换面盗刻。这类盗版是将原书略加改编，或斩头去尾， 或稍加增删，但原书规模基本不变。本文开头提到的两浙转运司为祝 穆《方舆胜览》所发布的《榜文》，其中便谈到“或改换名目，或以
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可见这在当时也是常用的 盗版手法之一。
四是翻刻。指一书已经雕刻印行，在未得到原作者或雕版人允许 的情况下，基本原样不动地重新翻雕出售。这类翻刻，多是“畅销书” 或著名作家的作品集（也属“畅销书”）。比如南宋时苏轼著作盛行，
当时有人编了一部《王状元集百家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王 状元”为王十朋，前人疑是托名，大约属上述“改题盗刻”之类）， 同时同地翻刻的就有五六种之多，现在翻刻本大多还传世。
盗版活动的猖獗，很自然地激起原作者及原雕印者（出版者）的 不满。人们的著作权和版权观念，正是由盗版本身催生的。但是，这 种观念由萌生到成熟，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上面我们谈到了
第一个遭遇盗版的李觏，他在《皇类稿序》中叙及他所作的百馀篇 文章被人盗刻，接着说：“心常恶之，而未能正。”这似乎是今天所 能见到的宋人对盗版行为的最早“表态”。上引苏轼给陈传道的信，
在对盗印表示气愤之馀，发出了“欲毁其板”的呼声。但若是盗印了 官府不准印行的文稿，官府可以下令禁毁劈板（这类情况在宋代很多 ）；而个人的书稿被盗印，怎样才能“毁其板”呢？朱熹在许多信中
都说到他试图“追毁”盗版书，但书商已四处出售，十分无奈。朱熹 上距李觏已约一个半世纪了，情况依旧如故。看来，要真正做到“毁 板”，不仅有全社会的认识问题，还有法律问题。
《榜文》《执照》的著作权及版权保护理论由对盗版不满到采取 防范措施，再到运用法律手段以保护著作权和版权，似乎仅几步之遥， 但却标志着观念的飞跃。南宋时，部分编著者、刊书者的著作权和版
权意识渐趋成熟，他们试图拿起法律的武器，终于产生了我们前面所 说的《榜文》和《执照》。这两个文件的论述部分，代表了当时对“ 著作权”和“版权”的认识水平。《榜文》写道：据祝太傅宅干人吴
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 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肆嗜利 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
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执照》 说：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段维清状，维清先叔朝奉郎 武，以《诗经》而两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学者咸宗师之。仰
山罗史君（瀛）尝遣其子侄来学，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 成编，本之《东莱诗纪》，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 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名日《丛桂毛诗集解》。独罗氏得其缮
本，校雠最为精密。今其侄朝贡（樾）锓梓以广其传。维清窃惟先叔 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 首尾，增损音义，非惟以辜罗贡士锓梓之意，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
这两件文书，都是官府根据刻书者的申请而正式发出的公文，具 有法律效力，代表了当时官、民的共识。他们对著作权、版权的重要 性及盗版的危害作了详尽、深刻的分析，要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1、盗版严重侵害了原编著者、雕印者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 益包括两部分：一是编书的前期投人，即所谓“私自编辑，数载辛勤” ；二是印版的巨额制作费，即所谓“今来雕板，所费浩瀚”。因此，
若被其他书肆翻刻盗印，必然影响原编著者、出版者的销售，造成“ 徒劳心力，枉费钱本”的惨重后果。
2、盗版严重损害了著作者的学术声誉。有的著作，需要作者投 人“平生精力”，而作者在学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则是一笔无法估量 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一旦被书肆嗜利之徒翻刻，往往“窜易首尾，
增损音义”，而改头换面、移花结木的结果，必然使著作者的学术声 誉遭到损害。
3、盗版书质量低劣，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书肆盗版的目的 是“射利”，必然尽量降低成本，缩短印制周期，因而不可能做到像 正版书那样“校雠精密”。盗版书不顾质量是普遍现象，前面我们引
过苏拭给陈传道的信，已谈到了“脱误”、“误收他人之作”的问题。
以上三点，给著作者、刊书者（出版者）和读者造成的重大损失， 不言而喻。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当时政府部门与刊书者相配合，打击 盗版，对著作权和版权进行了理所当然的保护。
上述两公文要求保护的几种书，编著者俱在世，就现代著作权保 护法的法定时间界域而论，也是完全恰当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榜文》距今已八百多年。尽管我国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伴生“盗版”这
个社会问题，然而随即便诞生了著作权和版权保护理论，科学技术的 进步与社会文明进程基本同步，这在世界著作权和版权保护史上具有 重要的开创意义。
《榜文》《执照》的著作权及版权保护措施在宋代著作权保护尚 未立法之前，著作者也采取了一些消极的、被动的自我保护措施，比 如密藏稿本，使盗版者没有“盗”的机会；抢在盗版前抓紧刻印自己
或家人的著作，迅速以“正版书”抵制盗版书。当然，也有向政府部 门举报、请求禁止的，朝廷有时也采取一些措施打击盗版，但这主要 是为了杜绝政治、军事泄密，并不是为了保护作者或出版者的合法权
益。《榜文》、《执照》的诞生，标志着著作权和版权保护出现了重 大进展。
上面征引了两件公文的论述部分，说明他们采取措施以保护著作 权和版权的理由。下面是他们的具体作法。对祝穆宅开雕的《方舆胜 览》等书，《榜文》道：
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患。乞给榜下 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 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 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
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故榜。
嘉熙贰年拾贰月日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转运副使曾台押。
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版，并同前 式，更不再录白。对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行在国子监公据接着 写道：
今状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 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 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
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 者。
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八年七月给。应当 说明：所谓“行在国子监”，是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中央机构，具有 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两件文书运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关
地方（都是南宋间刊书业最发达的地区）的书坊，不得翻印某某书； 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 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陈告”（或凭“据”
告发），从而毁板治罪。
从两件公文可以看出，不仅我国的著作权和版权理论产生很早， 而且形成了相应的保护法规，比十五世纪后期英王所授与的著作权仅 仅是“印刷权”要全面、完整得多。不足的是，上面两个文告只是针
对少数书籍而制订的部门性或地方性法规，有“个案”性质，尚不具 备普遍适用性，也未上升到国家法律。就现存宋本或覆宋本书籍看， 载有如上公文的很少，可知当时要求以法规形式保护著作权和版权的
人，大约还不很多。但早在八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曾经尝试立法 以保护著作权和版权，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是中华民族对 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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