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天高气爽，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市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相聚古都西安，共同探讨二十一世纪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命题。2003年11月4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陕西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戏曲发展论坛会议正式开幕，出席开幕式的有陕西省副省长潘连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文章、文化部教科司司长童明康、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等，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孙豹隐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

　　孙豹隐在开幕词中首先对来自全国戏剧界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他说，在历史的脚步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的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二十一世纪中国戏曲如何发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认真思考的历史命题，也是这次大会的主题。

　　王文章在讲话中谈到，目前，戏曲艺术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出整体规模是最好的，许多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及观赏性都是成功的。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戏曲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戏曲在剧本创作、舞台表现、表导演艺术等方面获得了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相比的提高，呈现出丰富多采的局面。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比如，戏曲舞台的虚拟性受到挑战，过去戏曲舞台比较简约、经济、空灵，成本也很低，四个龙套可以表现千军万马。现在的舞台很满、很实，不利于演员表演。戏曲艺术是以舞台表演为中心的，其他的一切都要服务于这个中心，所以我们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认真分析哪些是应该继承的，哪些是应该吸收的，哪些是应该扬弃的。继承是为了发展，发展是在艺术本体基础上的发展，只有搞清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近几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剧种和剧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剧种已经不存在了，一些只保持在民营剧团中，全国有三百多个只挂牌不演出的剧团，戏曲面临的形势可以说是喜忧参半。戏曲的美学原则要不要坚持？如果要，又如何坚持？中国戏曲五十年的发展实践，已经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话题，是应该总结的时候了。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共同促进中国戏曲的繁荣发展，为弘扬民族艺术作出贡献。

　　童明康在讲话中提出，中国戏曲近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今天戏曲所取得的成果，就是创新的结果，所以要坚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走出以往政治理论、文艺理论代替艺术理论的误区，政治理论无法代替艺术理论自身的研究，文艺评论也无法代替艺术本体的研究。

　　陕西省副省长潘连生向与会代表介绍了陕西在历史、地理、科研、军工、高校、旅游等方面的优势，介绍了西安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首都曾经有过的辉煌。他说，作为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一定会在改革开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会代表围绕二十一世纪中国戏曲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戏曲前瞻性研究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话题之一，在代表们提交的论文中，有近二十篇论文对戏曲的存在和发展作了充分的论述。安徽省艺术研究所金芝在发言中就戏曲的本质问题作了论述，提出只有以歌舞演故事才是戏曲，而如今戏曲实践中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歌舞之风愈演愈烈，尤其是在黄梅戏这样一些戏曲程式可塑性很大的剧种中表现更为明显。以歌舞演故事与戏曲加歌舞有本质的不同，故事是戏曲的根，歌舞是由根派生出来的，歌舞只有经过吸收融化在剧中，才能成为戏曲的独特形态，如果歌舞游离于戏之外，那么，它的表演就是失败的，这样的改革就是不成功的，因为它背离了戏曲的本质。二十一世纪戏曲的发展面临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但就发展而言，还是一个艺术形态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本质就会有什么样的形态。台湾大学中文系曾永义以详实的资料，层层递进的论述，对先秦至唐代“戏剧”与“戏曲小说”剧目作了论述，指出对“戏剧”、“戏曲”和戏曲中“小戏”、“大戏”等概念进行探讨，不仅可以了解小戏的发生、发展，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大戏是由小戏发展而成的，大戏的形成标志着戏曲的完成。他在对先秦戏剧和戏曲小戏剧目的考察中得出结论：周初中国歌舞乐已有带象征意义的“武王伐纣”故事，所以已经具备了“戏剧”的意义。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戏剧和戏曲小戏剧目，已经具备演员妆扮及合歌舞以代言演故事的形式，这就是戏曲的“雏形”，故事和表演均属于简单的“小戏”。唐代的戏剧和戏曲小戏剧目纵使非大型戏曲，亦当是有了发展的小戏。二十一世纪中国戏曲的史论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胡芝风从重视表导演基本科学规律的角度谈到，提高戏曲表导演艺术质量和减少二度创作的盲目性，探索戏曲表导演艺术的规律，是二十一世纪戏曲理论家、教育家、导演艺术家们的历史责任。目前戏曲的二度创作存在一些误区，如布景过实、服饰过真、群舞过滥、唱腔音乐缺乏本剧种韵味、妆扮不从人物出发等等。借鉴不是照抄，应该很好地把握中国戏曲的传统美学精神与时代的契合点，把新鲜的、时代的艺术“化”到戏曲艺术规律之中，这样才有可能使演出获得新的生命力。浙江省艺术研究所徐宏图以戏剧的生存与庙会为切入点，提出戏剧以庙会为载体而获得生存与发展，庙会又借戏剧以娱神（人），在满足人们信仰意愿的同时，实现商品交流与文化娱乐的目的。千百年来，戏剧一直与庙会结合在一起。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农村戏剧的生存与发展仍然离不开庙会，庙会在繁荣农村经济的同时，也繁荣了农村戏剧。是庙会为戏剧提供了演出场所，培养了大批观众。庙会的经常性使观众获得了较多观看戏剧演出的机会，在此过程中熟悉了戏剧，提高了欣赏力；而庙会的普遍性则使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得到看戏的机会，受到戏剧的熏陶。庙会戏剧有必要在剧目创新和演出质量的提高上下工夫，以推动农村戏剧的发展。西安市艺术研究所陈昆峰阐述了现代戏与中国戏曲的现代化问题，认为古老的传统戏曲如何很好地实现现代转型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近年来创作上演的京剧《骆驼祥子》《华子良》、川剧《金子》、豫剧《香魂女》、黄梅戏《徽州女人》、粤剧《驼哥的旗》等一大批现代戏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戏曲的美学精神，在艺术创造上取得了一些突破和成绩，实践表明戏曲现代戏是大有可为的。但是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实际上还存在着模式化、雷同化、对生活理解表面化的倾向，正如张庚先生指出的那样，只有真正按照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和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戏曲现代戏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

　　四川省川剧研究院李祥林就戏曲的边缘化问题作了阐述，他提出，在蓬勃兴起的市场经济面前，在社会大转型时期，戏曲处于边缘化境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戏曲被推到意识形态的中心，“文革”时期走向极致，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文化生态格局的变化既给戏曲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新机会，又给它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而造成了戏曲的边缘化。与此相反，话剧却被推到了中心地位，这与“五四”时期一些文化人的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实际上，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在作祟，它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事实证明，在当今中国戏剧领域，如果忽视戏曲，不管立论多么高妙精深，都将是跛足的。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邹荣的戏剧市场论，从“社会环境是影响戏剧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价值观念是确立戏剧市场形态的哲学依据”、“审美心理是调节戏剧市场走向的无形杠杆”、“消费方式是转换戏剧市场载体的直接原因”、“商品属性是反映戏剧市场本质的客观规律”、“精神属性是体现戏剧市场特征的必然要求”、“体制改革是激活戏剧市场经营的先决条件”、“产品质量是提高戏剧市场效益的根本前提”、“适销对路是占有戏剧市场分额的关键所在”、“宏观调控是促进戏剧市场繁荣的有力保证”十个方面论述了戏剧走向市场的条件和应对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张刚就戏曲音乐中“一曲多用”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曲多用是戏曲音乐程式特点的显著标志，一曲多用的原则就是强调程式基础上的再创造。一曲多用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观念，其本质就是据本演文。从通俗的角度看，一曲多用是一种最通俗、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最便利、最易接受、最能产生共鸣的娱乐方式。一曲多用的创作原则是中国人对自然和人类情感体验高度认识的结果，它承载着充分的表现空间，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中幻化出千姿百态的“多”。武汉大学哲学系邹元江引用古今中外诸多理论家和艺术家的经典论述，阐述了艺术无“风格”、无“流派”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他认为“风格”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不清的，康德、黑格尔等人都反对对“风格”作审美价值判断，而是强调艺术理想、审美理想的“独创性”。中国艺术的审美精神强调通便破格，生生日新，变动不居，惟变所适，这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精髓所在。梅兰芳、谭鑫培等人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达到独树一格的高超境地，是“变动不居”的“易”的精神的体现，是标新立异、唱无定法、决不雷同的审美精神的体现。“风格”既然不成立，传承风格的所谓流派自然也不成立。戏剧不景气有许多理由，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丢掉了中国艺术审美精神的灵魂——变易生生。如果只想承传某种风格，就易于淹没在流派中，这就是谭鑫培、梅兰芳之后再难见到大家风范的真正原因。

　　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理论研究联络部常智奇论述了中国戏曲的悲剧精神，他认为中国戏曲的悲剧精神有三种范式：一种是“杞人忧天”式，这种范式是人类对宇宙、自然、社会的幼稚认识；一种是“精卫填海”式，这是人类的主体精神被客体力量所吞灭的一种认识；再一种就是“愚公移山”式，这是人类因怀疑自身力量而产生的对自然力的崇拜。中国的悲剧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南宋时期被称为“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负桂英》就是悲剧，它们都对后世戏曲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悲剧取材的现实性使它很难彻底把人的精神引向超越现实的境界，很难走向纯粹精神和批判理性的层次，这就是中国悲剧为什么大多在神话、幻想或浪漫故事中完成和实现愿望的原因。甘肃省艺术研究所谢艳春、郝相礼分别就二十一世纪戏曲的生态形式和生存状态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他们从原生态、再生态、变异生态方面对戏曲的生态形式进行阐释，又从观念、功能、体制、研究、市场等方面对戏曲的生存状态作出了论证。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贾志刚论述了中西文化的区别，他从两种文化的成因、真善美内涵的不同、摹仿与意象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中西文化影响下的戏剧艺术，认为戏剧文化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是在整体文化本质制约下显露其特点的。如在地理位置上，西方临海，中国地处内陆，因而西方没有形成稳固的氏族血亲传统，而中国则出现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戏剧模式。摹仿说是西方戏剧美学的理论基础，中国戏曲的美学思想基础是物感说。总之，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艺术，西方戏剧可以概括为“我就是”，而中国戏曲主张的则是“我神似”。今天我们应当发扬自己的戏曲传统，戏曲的本质在于它的特殊性之中。

　　湖南省湘剧院陈飞虹以中国戏曲音乐的兴衰为题，通过具体例证指出中国戏曲音乐的形成、发展构成一部在淘汰中延续的历史，认为中国戏曲音乐的现状和许多剧种濒临消亡的现实令人担忧。剧种的存在状况直接影响到剧团的存在，剧种不存在便谈不上戏曲音乐的发展。尽管如此，其发言还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戏曲音乐作了展望，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戏曲音乐将是通俗音乐与通俗戏曲音乐共同发展，它将用独具特色的音乐形式反映新的时代生活，为观众所喜爱。西安市艺术学校辛冠军从中国戏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出发，论述了创建戏曲先进文化的问题，强调时代精神是人民意志的总汇，是历史发展趋势中积极向上的精神体现，是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杨建国认为中国戏曲正在十字路口徘徊，他极力寻找影响当代中国戏曲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了“圈内人”、管理者、观众等几个与戏曲有关的阶层。广东省文化厅于万东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戏曲的发展提出了 “产业化之路”、“发展喜剧”、“形式要变化”、“回归民间”四个战略取向。

　　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所刘新和提出要对西部人文资源进行再认识，因为它是孕育地方戏曲的母体，是戏曲研究的依据。山东省艺术研究所王晓家的论文对戏曲的民族性与民间曲艺发展的形态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两者同流，具有共同的审美趋向，从发展形态来说，它们将在新时代发挥特色作用。河南省艺术研究所刘景亮提出，戏曲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后要以剧团形式的多元化、剧目生产的多元化，对应剧场演出形式的多元化，要适应观众的文化心理，要研究观众，推广宣传。东南大学徐子方、王廷信，北京广播学院路应昆，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丁汝芹，台湾艺术学院施德玉，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王星荣，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孙昭，江苏淮安艺术研究所朱林，中国艺术研究院詹怡萍、熊姝，陕西省剧协王东晔等人以戏曲发生、发展为题，以戏曲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探讨了中国戏曲发展的主脉和进程，论述了文人戏曲的“情”和“礼义”，总结了新编历史剧的成绩，探讨了新世纪戏曲流派如何发展的问题，他们的论述还涉及到戏曲的文献研究，戏曲的本土化、现代化、多样化研究，戏曲的剧种研究，及对戏曲改革、戏曲危机、戏曲命运的研究等多方面话题。大会还就流派问题展开了争论。
最后，大会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祯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中国戏曲的发展需要理论的指导，应该把理论研究放在突出的和显著的位置，理论对于实践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目前，时代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创作也有很大发展，创作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和总结，戏曲理论又要和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作深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戏曲是走向市场与回归文化的戏曲。从专家学者们提交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尽管现实中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戏曲艺术自身也遇到了新的时代生活的挑战，但大家还是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充满着信心，对中国戏曲的前途充满着信心。这次大会提交了一批有质量的论文，发言中代表们各抒己见，既有沟通，又有争论，体现了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的学术风气。这次理论研讨会不是戏曲理论研究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端，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使我们现有的理论力量形成合力，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戏曲艺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大会期间进行了论文评奖，从代表们提交的七十多篇论文中，评出一等奖六名，二、三等奖若干名。

载于《戏曲研究》第6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