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是我国古代文艺的重要形式。自元杂剧起，我国戏曲史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体制趋于完善，作家作品众多，演出遍及城乡，真可谓擅一代之长！时至明代，杂剧演出虽然出现衰落景象，但其创作并未衰竭。众多的作家和作品依然使杂剧成为明代不可忽视的文艺形式。

撇开其他戏曲形式，仅从一种艺术形式的兴衰来看，杂剧自身便有较为独立的演化历史。但当打开我们现存的戏曲史，我们便会发现举凡涉及明代杂剧一章，总是十分简略。这当然有明杂剧与元杂剧相比较为暗淡、有明一代文人传奇的崛起使杂剧显得无足轻重等原因。但若就杂剧自身的历史而言，仅仅通过一般的戏曲通史来了解杂剧的变迁，难免挂一漏万。徐子方先生《明杂剧史》的出版，无疑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

徐子方先生对于杂剧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余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杂剧研究，先后出版过《关汉卿研究》、《元代文人心态史》、《明杂剧研究》等力作。他的《明杂剧研究》于1998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后，便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明杂剧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从总体上论述明杂剧的特点，下编考述了三百余种明代杂剧存本。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明杂剧史》。

杂剧的历史可从生存背景、演出状况和创作成就三大方面进行考察。针对明杂剧，傅惜华先生撰写过《明代杂剧全目》，庄一拂先生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专门涉及过“明代杂剧”，邵曾其先生撰写过《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陈万鼐先生编纂过《全明杂剧》，曾永义先生撰写过《明杂剧概论》，戚世隽先生也撰写过《明杂剧研究》。除了专著以外，涉及明杂剧的单篇论文也有二百余篇。这些学者在明杂剧的生存背景、演出状况和创作研究方面均有程度不同的成就。尤其是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明杂剧的研究是最为充分的。这些先行成果为徐子方先生《明杂剧史》的撰写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为一代文艺之史，《明杂剧史》注意考察明杂剧的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明杂剧从宫廷到民间的演出状况、明杂剧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影响。作者以这三条线索勾勒出体制宏伟的《明杂剧史》，为我们全面展示了杂剧在明代的演化风貌，是在前人研究上的升华。

在《明杂剧史》中，作者准确地把握住明杂剧的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在明代前期由平民化向贵族化的转变；二是在明代中期由贵族化向文人化的转变。在第一次转变中，明杂剧登堂入室，成为明初宫廷和贵族府邸的消遣之物。这种转变铸就了杂剧的衰落。我们知道，元杂剧无论是创作群体，还是演出群体，都活跃在民间。平民化的作家群、平民化的演员群，平民化的观众群，在民间的勾栏瓦舍和神庙剧场中把杂剧艺术推向高峰。但进入明代，皇权的力量使本来平民化的杂剧脱离了平民的质朴本色。政治的需要和皇家的趣味使富有无限活力的艺术沦落为表明心迹、供人玩赏、实施教化的工具。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但这种结果却是悲哀的。在第二次转变中，杂剧逐步脱离舞台，成为文人抒发郁闷之情的渠道。这次转化虽然一度为明杂剧带来了新的生机，但由于剧作家社会地位的改变，并未使明杂剧回归到元杂剧的质朴层面。这次转变的直接结果便是使杂剧演出的主流进入家庭小型剧场乃至案头，缩小了杂剧的影响面，使杂剧停留于狭小的天地，无法从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汲取活力。这种结果也是令人悲哀的。

明杂剧的悲哀或许只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悲哀，其间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同明代的社会背景关系最大。徐子方先生抓住这一要害，深入剖析，认为明代初期实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导致了励精图治和集权专制双重局面的产生，这种局面又推进了在明代中上层社会形成的既自信又自负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在朱元璋身上表现为励精图治的雄心和恐惧臣民的猜忌，从而引起明代初年翦屠功臣、杀戮文士、亲掌六部、滥施刑法等极端措施的实施。这种措施加强了皇权统治，再加上八股科举取士制度，使明代初年在意识形态上定于儒学一尊，文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尽管明杂剧创作数量甚多，但在思想上陈陈相因，在形式上固步自封。这是导致明杂剧衰落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无疑是中肯的。

明杂剧自身的僵化和自我封闭也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早在元代前期，杂剧的体制就已定型。这种由一人主唱、四折一楔子的体制在杂剧史上一直延续到近代。尽管其间也有些微变化，但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脱去元杂剧形式上的窠臼。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形式自身结构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杂剧日趋走向上层社会，无论作家群，还是观众群，都严重脱离民间土壤的培育。民间艺术没有机会给杂剧输入新鲜血液，而处在上层社会的作家和观众也没有主动寻找机会吸收其他艺术养分的滋养。倒是不为上层人士关注的南戏在民间自由发展着，以至形成了迥异于杂剧体制、规模宏大的传奇形式，并逐渐占了上风，成为有明一代戏曲艺术的主流。徐子方先生在《明杂剧史》中着力分析了明杂剧市俗土壤的失落与萎缩的观众群对杂剧在内容上的贫乏和在形式上的僵化所产生的副作用。

但明杂剧并非一无是处，可以称道的特点依然很多。以往戏曲史家对于明杂剧的成见在《明杂剧史》中也被矫正过来。譬如自明代中期开始，明杂剧在打通南北乐曲体制以及单折戏、文人剧等自由形式的出现都表明它在某一侧面超越了元杂剧。明杂剧在作家作品数量上的庞大以及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的涌现，也说明了其自身所拥有的魅力。在《明杂剧史》中，作者针对明杂剧的诸多优点予以论述。尤其在对文人剧的论述最为到位。文人剧是在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风格的戏剧。徐渭、汪道昆的创作代表着文人剧的成熟。徐子方先生把明代文人剧与元代以及明前期文人创作的杂剧进行了比较，认为元代文人剧作家把自己汇入了世俗大众之中，他们的审美意趣已超出了本阶层的狭隘范围而与平民大众融为一体。明前期的文人剧作家在作品中竭力迎合贵族观众的审美意趣，从而把自己统一于社会上层的整体规范之中。这二者都不能纳入文人剧的范畴。而明中期以后，文人傲岸的心性和特殊的地位使他们的个性获得了自由，他们能在作品中充分表现自己，使个性得到最大的发挥。他们的创作贯穿着极为强烈的主体意识，很少受到舞台和大众审美趣味的制约，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文人剧。在《明杂剧史》中，作者还对明代中期兴起的家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作者把家乐与文人剧联系起来，认为家乐不受商业和公众效应的限制，从而使家乐主人能够较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心愿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创造，也使一部分文人剧能够有充分发挥的余地。这些看法都是科学的。

《明杂剧史》克服了以往戏曲史的刻板、堆砌之弊，作者运用准确流畅的语言把理论与实证有机结合，运用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法合理阐发明杂剧的兴衰史，使该书成为一部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有理论特色的学术著作。

有关明杂剧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因诸多原因，明杂剧一直处在无史状态，《明杂剧史》第一次以完善的史的形式为我们全面叙述了明杂剧的兴衰，这对戏曲史研究来说，确是一件幸事。

（《明杂剧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