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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信

 

 

古典戏曲整理研究的丰获

  ——《六十种曲评注》出版


刘 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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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有长足的发展,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十分令人鼓舞,古典戏曲领域亦复如此,经过学者们的辑佚、校订、考释和整理,戏曲资源和历史学科的建设都日臻丰富和成熟。新世纪之初,“煌煌巨编”《六十种曲评注》的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将这一过程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六十种曲》“为现存明代汇刻传奇最丰富而重要之总集,且传布极广。”但因戏曲传奇体制篇幅的恢弘与长度,整理、研究和出版都颇有难度,何况是六十种呢,所以出版社有关明清传奇方面的选刊出版就比较难,周期就比较长。《六十种曲》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其整理、研究和出版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选题本身即可窥见主编者的魄力和大气,非勇敢者不敢染指,染指且能很好地驾驭之,足见《六十种曲评注》选题的成熟。它的整理出版是逆难而上,填补了戏曲、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空白。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戏曲整理和研究并驾齐驱。体例要求除标点、注释等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内容外,剧前增加有剧情梗概,每剧各出均有短评,有对作者、作品的考述、总评,汇辑有作者生平资料,或对作品的历代评论、版本序跋等。戏曲整理和研究本是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前者更多传统之力,而后者更多现代意识。因了传统深厚,因了学术之专,习惯上、操作上人们画地为牢,彼此不犯,这固然有它的优点,可以发挥专业之长,但另一方面会产生“隔”,也易将学问做死,所以现代学术发展越来越趋向“通”——融会贯通。吸收传统考据朴学之长,在科学的基础上以现代意识、现代手段研究传统,研究戏曲,这样才是活的、生动的,才能做到古为今用。所以,透过体例之变,折射的是学人学术思想、学术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对《六十种曲》的研究当然不始于此,但无疑以《六十种曲评注》为系统,为完整。对研究者来讲,它可以成为再读重解的原点和资源库;对普通读者来说,它可以引领人们穿过历史和传统,感受文化和审美的情趣意味。这种文献整理和文本思想研究的一体交叉贯通,也将是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研究的发展新趋势。

  《六十种曲》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藏书家毛晋编选,它的刻印、版本情况比较复杂,有原刻初印本、重刻本、重印本、补刻本、补修本、重排本等,《六十种曲评注》改变了《六十种曲》无评无注无校勘记的状况,纠正了以前几种版本的失误,可以说更接近于原刻初印本的面貌。比如《明珠记》,中华书局出版的《六十种曲》本改正了祖本的一些错字,但也有一些错误没有改正,如第十八出曲牌[刮古令],应为[刮鼓令],第四十一出“猫缆”应为“锚缆”;也有改错的地方,如第三十七出“倘念久交之义,姑受此珠”被改为“尚念久交之义,姑受此珠”。《评注》本还纠正了一些因为对词牌和曲牌的句格不熟悉,而出现的一些该断而不断、不该断却断的句子。《评注》本注释非常详细,态度诚恳,实事求是,个别暂时不能诠释的,作者并不回避。每出后的短评,短小精悍,画龙点睛,引导人们深入作品去分析、鉴赏,而总评、考述则从戏剧史的宏观给该剧一个历史定位,从而使人能够多方位、全面把握、解构作品。

  这是一项浩大工程,参加者达65人,主编以山西师大为中心,聚合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并且以中、青年为主,这是非常可喜的,展示了新世纪戏曲研究队伍的实力,是一次很好的实践锻炼。该书顾问蒋星煜先生的序《六十种曲的编刻与流传》,洋洋洒洒近2万字,考述毛晋与汲古阁、《六十种曲》的选目、底本的版本、从《绣刻演剧》到《六十种曲》、原刻初印本的特征与流传、重印本重刻本与补刻本、四种排印本等许多有关《六十种曲》的重要问题,更为《六十种曲评注》增色不少。

  《六十种曲评注》本的出版,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也颇具收藏价值。

(《中国文化报》2002年7月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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