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联、海宁市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浙江省戏剧家协会、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海宁市文化局文联共同承办的第二届中国“海宁杯”王国维戏曲论文奖颁奖活动暨“新世纪戏曲论坛”学术研讨会于9月15至18日在浙江省海宁市举行。

　　在各方的支持、努力下，第二届中国“海宁杯”王国维戏曲论文奖评审工作已于2003年底圆满结束，从全国各地100多篇投稿中共评出论文一等奖5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15篇，获奖论文专辑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戏曲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16日上午在海宁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到会的有关单位领导、嘉宾有：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蔺永钧，著名戏剧理论家、中国剧协顾问刘厚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祯、贾志刚，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金庚初，浙江省文联书记处书记蒋建东，嘉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淳，海宁市代市长张金根，海宁市市委副书记张炜芬等。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王文章，因“七艺节”评奖工作未能出席，他对活动的隆重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组织参与会议的各方及莅临开幕式的领导、嘉宾、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蔺永钧讲到，作为中国戏曲研究的一项重要奖项——王国维戏曲论文奖，在王国维的故乡海宁颁奖了，中国的戏曲作为国粹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步入21世纪后，在面临着多媒体高等科技的审美视觉的挑战，在遭遇影视等多元化表演艺术的竞争后，它应当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去创新去发展，是一个时代的难题，面对这个难题，戏曲学者有责任把它进行历史地梳理和及时地分析研究，特别是对戏曲现状与市场观众的关注，是学者们理论联系实际，肩负艺术责任和历史使命的一项新任务。同时，也是让戏曲在21世纪能否从现代转变，并从中让戏曲贴近时代的发展，在利用高科技与多元化的媒体时，能让戏曲再有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与发展的新思考。

　　“走向经典与回归民间”的研讨主题，是基于近年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和“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对新世纪戏曲发展与戏曲创作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深入地探讨，从“经典”与“民间”两个层面展开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和保护的工作，这样的研讨将会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加讨论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24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港台地区）: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了“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戏曲”的发言，他认为戏曲研究如何回归民间的一个基本要义是：我们如何为民间戏曲建构出一套特有的审美机制。民间文学是现场的文学、表演的文学。所以我们只有回到现场、回到表演中，才有希望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建构出比较理想的审美标准，这是与传统的文本研究大异其趣的。比如戏曲表演绝不是戏曲剧本，他有许多戏本中无法体现的天时、地利、人和所形成的一种场域，而戏曲的美感效应也正蕴寓其中。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行之有效的途径去具体分剖这些场域，我们如何能从各別的场域中寻找到一些共通的规律？更落实到民间戏曲，我们知道他总是附着着各种现实的民俗功用，那么这些具体的民俗功用到底是限制了戏曲美学意义的生成，还是与戏曲表演合力构成了在特殊场域中具有特殊效应的美学意义？而这许许多多的特殊，有没有可能抽绎出共通的民间美学来？

　　徐宏图（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再论戏曲的生存”，他讲到中国戏曲应该扎根民间，为老百姓演出，说起来轻松，但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为什么以前的戏曲那么兴盛，那说明我们的前人做的很好。为什么今天戏曲不景气？那说明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好主要表现为：1、精品剧目短缺，一个时代的戏曲是不是有价值，很大一部分就是看它在这个时期有没有出精品。但精品不是自己封的，是要让民众来界定的，精品一定要案头场上双佳；2、演出场次锐减；3、戏曲观众老化问题，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当然这其中也有票价问题，价格高到使普通的市民无法接受。总之，我们的戏曲扎根民间，为民间服务，我们的戏曲是会世世代代传下去的。

　　张结凤（香港贸易发展局中文编辑）谈到了“走向经典的殊途异路”，她通过莎士比亚戏剧中国化、戏曲化的探究，认为《麦克白》、《奥塞罗》、《李尔王》等剧目改编为戏曲，都在形式、内容、题旨等方面吸取了世界经典名作的养分，而同时又保存了戏曲的表演特色，这种文化艺术上的“强强联合”是值得尝试的，也是新编戏曲走向经典的一条“捷径”。

　　何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从“梨园文化的时代意义”的视角谈起，认为梨园文化是以中国戏曲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传统艺术形式的理论概括和形象总结。关于梨园文化的流变。一方面它留下了大量剧本，一方面它在民间流变。精品东西的舞台化和官方化，让它一步一步脱离了民间。所谓精品首先是它的民间性、群众性、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认证，是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种认证，只有这样的东西，它才是经典的东西，能走向民间的东西才能永远的流传。
　　

　　王廷信（东南大学副教授）在“再论戏曲研究的民间视角”的发言中首先谈到民间戏曲特点问题，认为民间是同官方对应的。旧的民间是以耕作为生存主要模式，但今天的民间概念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民间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是纯粹的农民（传统农民、亦农亦工亦商），二是市民（体力劳动、白领、知识型）。现在人，包括农民，包括知识分子，既传统又追求现代，这样的矛盾是非常强烈的。戏曲本身也是存在传统戏和现代戏，同时现代戏既有传统的成分，又有现代的成分。这种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也深入到戏曲艺术本体之中。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晰，研究则无法进行。要大力发展戏曲艺术的运用和传播机制，才会使我们的戏曲更好地发展起来。

　　王馗（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从田野考察的角度，作了“草根视野中的经典研究”为题的发言，指出草根社会中从戏曲到民间仪式的各类戏、曲、剧艺的生存状态，促使我们更加反省当前经典研究的不足和失误，反省戏曲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研究视野对民间的转向，不仅仅是把民间传统当成一种简单的研究材料，更重要的是从民间民众的眼光，去看待戏曲艺术的生存变化，在经典研究中增加民众的声音。惟其如此，戏曲作品成为经典的内在规律才能够被揭示的更加清楚，这无疑对现实的戏曲发展更加有益。对戏曲和它存在的民间草根社会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客位”的解释，而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发掘其“主位”的评判标准。其实，在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传承面前，在有着集体智慧的草根社会面前，作为个体的研究者是愚痴的，只有尊重每一个人的记忆、尊重每一个人对传统的承续能力，才能够在广大的民众社会中，看到正在传承着的和正在创造着的艺术经典，研究者才能够真正地体会到孕育艺术经典的草根智慧。

　　杜建华（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以四川民间戏剧的现状与保护发展的软科学项目谈到“当前川剧表演的生产和生存状况”，认为四川川剧团体在市场定位方面改变了剧团的模式，到现在仍然保留国有剧团48个，但民间剧团的兴起，迅速填补了国有剧团撤消的空白。四川民间剧团与国有剧团数量比例为1：1。他们各自以生存为目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市场定位。有的是政府保护；有的是把歌舞团和川剧团进行合并，进行综合性发展道路；有的县级剧团仍然薄利多销；有的企业家来经营剧团进行市场运作。所以说“走向经典与回归民间”不要“一刀切”，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找到各自的位置。

　　刘厚生（中国剧协顾问）：作了“戏曲如何迎接全球化”的发言。全球化是任何人也挡不住的，那么戏曲这个小东西如何自处呢？全球化应该多元化，而不是哪种东西代替另一种东西。因为民族化的东西有其优劣之分，这其中既有竞争筛选，又有相互的借鉴和吸收。许多同志都提到了走向农村走向民间，但从总的发展趋势角度看，戏曲由农村进入城市后，我们又从城市回到民间。虽然进入农村是必要的，但我认为从城市回到农村是败退，而不是胜利进军。但是农村也在高速发展，农村青年早晚也会去唱流行歌曲。所以戏曲要全面的提高而不是哪个方面来提高。提高是需要长期的规划，而不是抓演员、抓精品这样的短期提高，短期的提高是无法做到整个戏曲艺术提高的。只抓精品而不去抓出精品的基层，只治了表而不治本。所谓本，首先就是要抓创作，给作家一个机制和环境。其次是没有抓好传统的创作资源宝库。再次就是戏曲研究单位逐渐冷落，好多实际的问题没有解决，找不到适合的答案。

　　郑传寅（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发言题目是“戏曲文化角色的转换与文坛地位的失落”。他讲到，放眼东方戏剧，我们中国的戏曲应该说是生命力最强的，比如日本的能乐和歌舞妓已变成博物馆艺术，韩国唱剧也变成博物馆艺术，印度梵剧早已经消亡。但中国戏曲不但依旧活在舞台上，并且依然有300多个剧种演出。戏曲是经历了一个从非主流到主流的文化角色的转换，从文化传播角度已从流行到不流行，从民间变为高雅。从发展指向来看，就城市而言戏曲已经变成了“圈内人的游戏”，乡村却依靠了仪式的形式来生存发展。文坛地位的变化则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中国古代戏曲的剧本创作者往往是很著名的文学大家，而当代的大文豪已很少写戏曲。戏曲还经历了由剧作家为中心转变为由演员为中心，到今天的以导演为中心，所以说戏曲的文学地位已经失落。戏剧一旦没有文学、剧作家，戏剧将变成杂耍，戏剧从都市撤退将没有出路。

　　丘慧莹（高雄师范大学国文所博士生）提出何谓经典？何谓民间？她认为只要是作为一种舞台艺术的戏曲作品，能经得起千锤百炼，可以撼动人心，且不断地在舞台上搬演，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经典”。有些曾是民间的“经典”之作，因为史料的欠缺，而無跡可寻。但这并不表示此种戏曲就此消亡，相反的，戏曲以其自身的生命力不断蜕变，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少数如昆曲这样的走入殿堂的戏曲，我们把它视为精致艺术、世界遗产，好好的保存；至于那些原本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戏曲，则让它回归民间，不论结局是隨风聚散或生长茁壮。毕竟，“花开花落两由之”，属于民间的戏曲，自有其生生死死的规律。

　　张之薇（中国艺术研究院培训中心）用“从回归民间到走向经典”为主题，提出发生在2004年戏剧命运的大讨论，是以戏曲和话剧同日而语，模糊的以“戏剧”的名称来代替，其实应该叫当代戏曲命运的讨论。爱看戏曲是与人的年龄心态和阅历分不开的，所以戏曲没有必要去迎合年轻人，而是演给喜欢看戏的人去看的戏。乡村是戏曲最大的观众群，而城市的戏迷和票友也是戏曲很大的观众群，所以在回归民间的问题上，也应区别对待。对乡村爱看戏的人，拍的戏应该符合他们的审美，从生活上抓取素材，从乡俗俚语上来制造娱乐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对城市的票友戏迷，应该给他们看戏曲的经典传统折子戏，所以说，每个经典的开始都无法脱离娱乐的本质。

　　顾聆森（苏州市戏曲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主要讲的是“昆剧的编剧现状及思考”。他说，昆曲的“编剧”是指昆剧传统戏的整理，名著改编，新编昆剧创作。名著改编和新编昆剧与传统戏相比韵味稍显不足，可见昆剧的韵味不完全取决于表演和唱腔，还包括了文本。而昆剧传统的继承首先是文本的继承，这其中包括它的结构和文字的格律，传统的“剧”常能保证“曲”的抒情功能得到最佳发挥。八十年代以来，抢救、继承被定为保护昆剧的首要任务，革新、发展没有强调到应有位置，昆剧编剧的保护、培养几乎没有任何举措，编剧队伍已基本瓦解。人们往往只热衷于表演艺术，却很少有人留意昆剧编剧的现状，但最后昆剧的编剧状态，将决定这个剧种的生死存亡。

　　高翔（湖北武汉市评剧团团长助理）就戏曲如何在当今环境中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作了 以“戏曲的市场”为题目的发言。他说到，有观众就有市场，但“观众”的概念是什么呢？观众是戏曲的消费群体，消费就是要花钱，花钱就是为了获得满足，满足是生活的重要目标，这几点恰好符合文化产业的运作特征，即文化活动的经济性、高附加值性和对社会时尚的创新性，而这其中的关键却在鲜为人知的文化商家（非赞助商）身上。先有商家才会有观众，或者说文化商生产观众。戏曲没人看和人们没戏看这对矛盾又出现在那里呢？出在观察问题的视角上，如果将视角转换到以产业的经济平台上出发，我们就会很快知道那些戏是可以进入市场，那些需要什么程度的保护，以及生产什么样的作品了。

　　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 副所长）强调 “戏曲创作坚持以人为本”，他首先提出请大家思考什么是民间？戏曲走向民间就一定会生机勃勃吗？传统的民间有两个内涵，人民群众和非官方，但较倾向第一种。现在的剧目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意志愿望。现在只是反映生活中的乐趣，一些幽默，不触及到老百姓心中真正关心的问题，也就不存在非官方的问题。戏曲在目前的状况要承认现实，它跟时代的，民族大多数成员思想感情相隔较远。现在的民间不但是农村，更多的是市民和知识分子，就算是农村青年也未必就喜欢看戏曲，那是怀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去热爱和牵挂它。现在的人民群众关心什么？反腐败等等，但不去演。想认识某一民族的人，必须首先要考察他的家庭生活的一方面。要想破解民族的秘密就要这样做，要从他的家庭入手，所以戏曲走向民间无非就是要更多的反映民族广大成员的思想，意志，感情。

　　胡小孩（著名剧作家）就“重新占领城市，发展勾栏瓦舍”的题目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戏曲如果完全回到乡下，那不如灭亡算了。所谓真戏剧，首先要有材料，其次是演员，最后一定要有剧作家。不在城市就没有戏曲的大发展。元以前没有真正的剧作家，所以没有发展出真戏剧。没有徽班进京就没有京剧。我不是看轻走向民间，但我觉得要重新占领城市，如果不重新占领城市是不行的。我曾提议在杭州重新发展勾栏瓦舍，让没有出名的小演员去勾栏瓦舍锻炼，优秀的演员就会更多，希望就会更多。
梁燕（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教授）以 “新世纪戏曲创作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为题目，认为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关注。市场大环境需求，使戏曲专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冷落境地，戏曲院校创作专业也面临了诸多困难，当然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把传统专业（戏曲创作、表演）作为特色专业去打造，用社会需求专业（热门专业）来保持特色专业，并且在教师队伍中已经充实了一批有成就的教师，接着将要扩大招生地区，争取到更好的生源，最后调整专业课结构，加强文学等素质基础。从近些年学生创作的成果看，我们已经取得了成效，我们对此很有信心。

　　沈惠如（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从新编戏曲的选材问题来谈“从原创到改编——戏曲编剧的多重对话”。中国戏曲故事取材大多是历史故事，各剧种间的重复性高，怎么样来掌握当代人所关注的议题来进行选材便要依靠剧作家。就中国戏曲而言，观众并不排斥重复，当然新编也有其作用。改编并非文本再现，机械复制，这主要就是改变手法的问题。目前已付诸于实践的有，企图恢复全本的经典昆剧演出；实验戏剧的表演；佳作的移植再现等。

　　王学海（海宁市王国维学会会长）用“走向经典与回归民间的当代性”为题，指出戏曲能走向经典来自有识之士献毕生的心血把茶嗣酒坊的小打小闹浇灌培育成能在大舞台上演出的戏曲，还有像王国维这样的大师以睿智的眼光来审视戏曲，来找出戏曲的闪光点。不能否认现在的戏曲已经衰落，戏剧的拥戴者、观众的锐减以及年龄段中断，使戏曲进入了空前的灾难时期。经典作为一种高雅艺术，重要的是教育，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当代人的审美眼光与兴趣已不可能只停留在一个点上，当代人的艺术欣赏已因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变的丰富，它的出路在创作传统戏，以及改编传统戏的创新意识，以民间语言上的运用，让新的戏曲重新有各个阶层的喜欢它的观众。剧作家只有在真正的边缘境地，才会大胆的溶入真正的自己的心声和民众的心声，才可会创作出时代的经典之作，才会吸引当代的戏迷。成为历史的经典，回归民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成立。

　　吴瑞霞（湖北师院中文系教授）在“戏剧走向经典和回归民间的统一性”的发言中认为，所谓经典是指戏剧艺术它的当代性和永久性，所谓民间是指它的接受对象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角度上考虑。李渔戏剧结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研讨的题目还是很有其理论价值，那就是戏剧创作要立足老的“一人一事”，这是对戏曲艺术规律的高度总结，揭示了戏剧艺术的规律。戏剧要走向经典和回归民间，可以统一的。不可想象不符合戏剧艺术规律的剧本会是经典，不符合戏剧艺术规律的戏剧能有广大的民众接受性。李渔戏剧结构理论，对走向经典和回归民间并且两者能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魏天葆（河南省南阳市文化局）从 “乡村戏曲期待精品剧目”中谈到，国家已经十分重视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同时，乡村戏曲与精品已严重脱节。中国戏曲的本质是民间戏曲，乡村是乡村戏曲之根，但目前乡村戏曲演出状况令人担忧。我们在扶植促进精品生产的时候不要忘记先是民众的需求，振兴中国戏曲不能仅靠国家的省级剧团，我们的戏曲事业也不是每年出几个精品剧目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基层剧团焕发生机，才会让戏曲事业辉煌昌盛。

　　林幸慧（台湾清华大学博士候选人）以“京剧的两次本土化——十九世纪·上海/二十世纪·台北”为题目作了发言。以京剧在上海与台北的两次本土化过程为讨论对象，认为这个结论应当适用于其他剧种、甚至是其他的表演形式。一项外来的艺术门类，唯有在本地建立起独有的审美标准、独特风格、并创作出足以传世的代表作品，才能与当地艺术消费人口结合，真正融入当地市场；同样的，当本地原有的艺术门类由于时代改变或其他因素而遭遇威胁时，也必须重新展开并完成前述階段的循环过程，才可能继续立足本土，甚至放眼世界。

　　李建民（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宣传部副部长）强调“戏曲研究要把握时代脉动，关注剧种发展，切中时弊”。认为研究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应该是有指导性的。重要的是能“以史为鉴”从中找出有益于今天戏曲发展和建设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理论很少接触一个剧种的生存、建设和具体发展，造成了与现实的距离甚至是脱节，从而削弱了理论研究应发挥的作用。

　　纵丽娟（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就戏曲生命力问题作了“戏曲与民族化问题”的发言。在内蒙古有两种戏，蒙古剧和蒙汉共同创作的二人台小戏。这两个戏在民间发展很好，但是在城市就有很多问题。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已不仅仅是中原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现在已变为多元化的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所共同组成，这与国外的文化侵略是有针对性的。

　　司徒秀英（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从“走向经典与回归民间——从明代教化剧《琵琶记》说起”。戏曲文学创作在众多成绩客观的作品之中，应推《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等。戏剧本身的双重性，即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存在于文学中，另一个生命存在于舞台上。从文学角度说戏曲之经典性，是耐读；从舞台角度评戏曲之经典性，是耐看。要再现经典戏曲的生命是文化精英的艰巨责任，但如果把经典“硬销”民间，究竟是把经典戏曲层次降低了？还是把民众的知识水平提高了？欧洲山城的居民在日常中借助文艺活出自己的文化修养，这也将给我们中国戏曲和文学研究者带来信心。

　　常晓华（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作了 “双轨并行——打造经典与回归民间”的发言。她说到，新世纪东西方文化的彼此碰撞与交融、多元化的相互穿透纵横。同时中国戏曲观众在历史文化的断层、割裂状态下严重流失，于是便出现了打造经典与走向民间两大倾向。打造精品是以政府文化部门为龙头的保护国家、民族文化利益的具体体现。走向民间是戏曲回归本体，重新面向大众、争取大众的必由之路。这不单纯是提高戏曲艺术的水平与质量，最关键的是培养观众。戏曲的精品打造与回归民间达到彼此的相交虽然非常不容易，但也非深不可测。二者间没有天然鸿沟，雅俗共赏就是他们的相交点。

　　刘斯奇（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就 “新一轮体制改革问题”作了发言。他说，一般的剧团要转为经营性剧团，从事业单位转为民营，或股份制，要涉及的剧团数量很多。现在戏曲的消遣功能和娱乐功能被削减了很多，市场与观众的存在被忽略了。生存状况的高度萎缩，是现在我们剧团表演团体面对的普遍问题，如果没有政府资助剧团将会全部消亡。当然，这是个历史问题，而不是剧团本身的问题。贵州的观众不看戏和观众没戏看之间，产生了一对尖锐的矛盾。所以说，发展各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必须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经济放在首位。转制和回归民间有个度的问题，如果越过了这个度我们的这次改革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没有法律来保证戏曲的生存，戏曲的发展是无保证的。所以说，需要建立有关戏曲的法制制度也是不能缺少的。

　　戴云（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就新时期戏曲创作追求方面作了“满足不同观众群的审美意趣”的发言。她说，无论戏曲观众群的地位、行业、身份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进入剧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娱乐。这种娱乐不是看了喜剧才能带给人们的，优秀的戏剧无论是悲剧、喜剧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即打动观众，使之愉悦，使其审美心理得到满足，并受到一定的教育和启迪，就是成功的。而满足不同观众群的审美意趣，也成为新时期戏曲创作的总体追求。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有返朴归真、横向借鉴等方法。从某些角度说，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人的欣赏口味也是如此。找到与观众的契合点才能独辟蹊径，以自己独特的风格立于不败之地。

　　谢成驹（海南省琼剧院创作室主任）的发言为“对中国戏曲的守望”。海南经典的剧目很少，观众爱看的很少是现代经典剧目。因为戏曲是来自民间，根植于民间，因此我们对中国戏曲的守望还应该是如何回到民间，以怎么样的形式在民间中求生存，求发展。不同的剧团考虑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民营剧团的演出目标是适合农村观众欣赏习惯，所以造成了“老演老戏，老戏老演”或“老戏新演”的情况。至于如何去规范这部分市场演出，毫无整体意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随着生活提高，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程度会越来越大，如果戏曲只是一味的退守农村而不去适应城市、亲近市民，它如何来争取未来存活的空间呢？演出市场的概念是戏曲团体和戏曲概念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演出的价格和质量方面。除了卖方市场买方市场外还应该包括剧本市场、导演市场、编曲市场、舞台美术市场、演奏员流通市场及其相关的培训市场、中介市场、服务市场等。有了一种健康、活跃的戏曲市场加上正确的引导、规范的管理，再加法律法规的约束，各种不道德的现象将会杜绝。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会热情的欢迎传统审美文化的加入，更会让传统文化大放异彩。

　　何桑（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就秦腔都市化存在的问题谈了“秦腔文化生态研究”。首先是演出场所的变化问题，秦腔的原始唱法和伴奏形式在几乎原封不动的进入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特征的城市剧场演出之后，演员的演出心理和观众的接受心理都发生了变化。当传统观众依然喝彩于秦腔的同时，秦腔在现代剧场爆发的慷慨激越的冲击波，因密不透风的良好隔音设备和音响效果使观众心燥火燎，于是“审美”就自然变成了“审丑”。秦腔这种土生土长的戏曲样式，是以慷慨激昂自由旷达的风格见长，为了适应城市剧场和城市观众需要，音乐唱腔的不断改革必会丧失原有美学效果。

　　杨蓉（江苏省盐城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编剧）她用“经典离不开民间”的题目作了发言，她说，经典——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翻开中国历史，戏曲经历了从民间产生、发展、成熟与庙堂，最终回归民间的过程。其间产生的经典之作，皆非官方推崇，而是经过长期民间舞台实践考验和广大观众鉴定认可。戏曲经典的权威认可，决非官方或某些具有特殊地位的部门、专家，而应该是广大的普通观众。真正的经典不仅能在宫廷、庙堂、国家大剧院上演，同样能在乡村草台演出。戏曲经典离不开民间。

　　杨胜生（中国文化报总编室主任）从戏曲城市化的角度来观察未来的发展，作了“戏曲城市化是戏曲成熟与繁荣的标志”的发言。他说，经典与民间是戏曲发展的两个极端，表面看有矛盾，事实上却是矛盾的统一。走向经典是创作的目标、还是整个戏曲发展的趋势？民间是指从民间汲取戏曲的生命力、还是简单的回归民间？我认为经典是从以往的优秀剧作中汲取一些创作的经验来促进当代戏曲发展。民间则是对戏曲蓬勃生命力的延续，而不是简单的回到民间。如果戏曲不经过提升，仅仅是原始戏曲形态，它只具备研究价值，而不是理想的高级形态。戏曲由农村到城市本身已是戏曲精致化过程，戏曲下乡事实是整个戏曲的状态不景气之举动。戏曲如想振兴，就必须补上“城市化”这一课。我曾经想过当代戏曲的生存要和当代的其他艺术品种共同发展，虽然无法回到霸主地位，但公平竞争确实处于弱势状态，所以它需要社会各阶层的不断努力。

　　束文寿（陕西省安康市文研室研究员）说到 “应当打造广场舞台演出的戏曲剧目”，尽管戏曲有“雅俗共赏”的双重性格，但它总体上仍属于通俗文学艺术范畴。戏曲来自民间艺术、广场艺术，因此，直到今天的时代，戏曲依然应该、也必然需要和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戏曲的演出阵地，除了荧屏银幕而外，主要是剧场舞台，同时，不应当忽视实际上已被人忽视的广场舞台。一台好的广场演出综艺节目晚会，能够受到千千万万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其表演形式无非也就是唱、念、做、打、舞，而这些形式早已为戏曲所综合包容。戏曲广场剧目也应以反映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思想情感为主要的内容，在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对所谓“雅”的追求程度和制作的精良上不要过高苛求。在形式上把戏曲的综合化、程式化、虚拟化等特征全面发挥就好。这种与观众保持近距离的演出方式，对弘扬中国戏曲艺术是值得提倡、保留和完善的。

　　专家们齐聚一堂，就戏曲现状的生存发展，现状未来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议气氛热烈，有助于推动了当代戏曲的健康发展。刘祯做了学术小结，他讲到，民间戏曲，关于民间的概念从过去到现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间戏曲是个历史的概念，是个变化的概念。我们所说的民间戏曲不是单指农民或市民，也不是说乡村，我们所说的民间是相对于官方和宗教的存在。关于回归民间是一个视角和观念方法的问题，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它都存在着一个忽视民间和排斥民间的认识。五十年来我们的成就确实很大，但另一方面人为的因素对戏曲造成的损害是不可挽回的。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回归民间，不是从城市倒退到民间，而是在民间原生态的演出活动中重新认识戏曲的规律、发展机制。到了二十一世纪，戏曲的规律不仅是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民间戏曲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关于经典与民间的关系，戏曲的发展是存在不同层次的。经典与民间既不是矛盾的，也不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因为戏曲发展不是一个途径和同属层次，它有着不同的层面，实际上我们的讨论议题也是反映了戏曲发展的两极，这样的议题也是和国家文化艺术发展追求的目标吻合的。文化部已启动两个工程，一是“国家舞台艺术的精品工程”，另一个是成立了“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领导小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挂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这些工程的实施实际上是从“雅”和“俗”，从“经典”而由“民间”两个层面展开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和保存的工程，这样的工程将会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事业的发展起到深远的意义。所以我们“走向经典与回归民间”的议题，也是基于“国家文化发展工程”的启动和“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主旨相吻合。我们也相信，“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会成为一个学术的品牌。

　　海宁市副市长朱祥华致了闭幕词。他说，经典是来源于民间，或者说是吸取了民间的东西，或者说把民间的东西升华后成为经典，这两种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需求来说，两者都需要，都会对我们的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次大家到了海宁，看了海宁的地方，应该说海宁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地方，素有文化之邦、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皮革之都、旅游之地的美誉，我们不仅孕育了类似王国维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培育了许多地方文化产品，海宁皮影，海宁花灯都走出国门。这次研讨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对于地方的文化问题，如何把它总结发掘，如何满足我们时代发展了的要求，值得研究，因为文化或者艺术它与我们人类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海宁潮以浪高浪汹而闻名世界，希望戏曲研究也像海宁潮水一样滚滚向前。开放的海宁，发展的海宁，我们将一如既往向各位专家提供交流研讨的舞台。我们也殷切的希望两三年后，第三届王国维戏曲学术论文颁奖会、研讨会在海宁相会。

　　研讨会上，其他学者如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汪芳启作了“论王国维自娱娱人的戏曲功能”、安徽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王夔作了“明刊戏曲散出《周庄子叹骷髅》新探”、安徽省巢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王万岭作了“家庭影院与戏曲”、河南省南阳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岐延斌作了“民间音乐中的软和硬及其宫调意义”的发言。
会议期间组织安排了参观王国维故居、观潮，观看了海宁市越剧团新编剧目《贞妮传》。

载于《戏曲研究》第6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