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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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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晋华 [2001-7-28 8: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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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个专题节目5分。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学术“量化”评价问题，在国内从80年代（1985年以后）开始实行，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院校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改革的推进，论文、著作成果“量化”管理愈演愈烈，已成为高校和学界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
现在记者手里有国内3所著名大学关于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晋升教授、副教授职务的申报条件和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奖励试行办法的几份原始文件，摘录如下：
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
一、论文
1.SSCI和A＆HCI收录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每篇40分。
2.《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不包括摘要），ISSHP收录论文，每篇30分。
3.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论文，每篇20分。
4.国内重点学术期刊论文，每篇10分。
5.其他核心期刊论文，每篇5分。
6.非核心期刊论文及一般性报刊文章，每篇2分。
二、著作
1.学术专著，30万字以下每部80分，若字数少于15万字，每减少1万字减2分，若字数多于30万字，则每增加10万字加10分，即40万字90分，50万字100分，以此类推。
2.译著、教材每部40分（或每1万字1分）。
3.知识性普及性著作，每1万字1分。
4.工具书参与撰写，每1万字1分。
5.每主编一套丛书（不少于3本）5分。
6.在有重大影响的出版社全权出版的学术专著，或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基金资助的学术专著，在原分值上另加20分。
……
五、学术交流与普及性工作
经校、院领导批准，参加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10分，全国性学术会议5分，地区性学术会议2分。
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个专题节目5分。
……
举例1：一个责任教授三年科研量
SSCI、A＆HCI收录论文一次或《中国社会科学》论文一篇，40分。
权威学术期刊论文2篇，40分。
重点学术期刊论文3篇，30分。
其他核心期刊论文6篇，30分。
非核心期刊论文15篇，30分。
学术专著一部，或译著、教材、古籍校注、工具书2部，80分。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个，或省部级一般项目2个，60分。
10万元横向课题1个，10分。
获省部级二等奖一次，60分。
国际性学术会议一次，10分。
国内学术会议4次，20分。
地区性学术会议5次，20分。
共390分，平均每年133分，超过最低标准13分。
南京大学晋升教授、副教授职务的申报条件（试行）
受聘教师在每年聘期考核结果合格的基础上，达到下列条件后，方可按岗申报，并根据教师职务评聘要求进行思想政治、教学、科研等方面考核评价，择优晋升。
教学科研并重：
理科：（略）
文科：
（教授）
1.国内核心期刊发表10篇及以上论文，或出版2部及以上高水平著作（包括1所以上高校使用的教材）。
并且满足以下条件中任意一条：
2.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奖励，或工作成果，社会活动产生较大的积极社会影响。
3.社会科学教师主持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一项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二项以上横向科研项目，任现职以来获得科研经费人年均1万元及以上（人文学科为0.5万元）。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奖励试行办法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发表更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提高我校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凡我校教师为第一作者完成的学术论文（除极特殊情况外，不含综述和摘要），符合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条，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每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奖励作者400元。
第三条，在下列学术刊物上每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奖励作者300元。
（《教育研究》、《心理学报》、《文学评论》、《文学遗产》）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奖励办法是1998年制定的，记者从北京师范大学了解到，目前奖励金额有很大调整。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发表或转载文章，奖金已提高到5000元；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语文》发表文章奖金为2500元；在《文学遗产》或各重点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奖金为1000元。退休教师与在职教师同等待遇；在学的研究生也同此例。
“量化”管理所带来的问题和不合理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危害何在？许多学者对此大胆直言。
据说，“量化”评估来自美国，而在国内自南京大学开始。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原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先生。他说：国内的“量化”管理的确受到了国外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加区分，将之极端化了。对于理工科来说，“量化”有一定道理，但人文学科同理工科不一样，理工科从事物质生产，所以要抓数量，人文学科从事精神生产，精神产品同物质产品不同，需要少而精，要的是最好的。南京大学经常用理工科的标准来要求文科，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文科学术水平不是以数量来衡量的。现在评职称讲“量化”，假如有两个人参加评审，一个人文章数量多，另一个人文章质量高，那么后者肯定吃亏。如今的大学校园里教授泛滥成灾，都是“量化”闹的，学校有不少“著作等身的草包教授”。目前讲“学以致用”，而人文学科的“用”是“
无用之用”（王国维语），是为“大用”，它牵涉到人的精神。搞得太实用，破坏了文科教师的学术心态，使年轻人改变文化策略，本来应该三年完成一本书，变成三年三部书，写文章就是为了评博导，分房子，有更多的钱。学术界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趋时媚俗，浮躁虚夸，成为泡沫学术和快餐学问。我希望通过教育部来调整这些问题。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赵宪章先生对记者说：大学文科教授对“量化”都很反感，也很无奈。为什么反感？因为人文学科不能用数量来反映，一篇好的文章发生重要影响不是简单地用数量来表示的。我们的老师（现在大都作古了）以前经常教育我们，50岁之前不要发表文章。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应该读的书太多了，所以年轻时需要多读些书，南京大学以前是讲究学术积累、厚积薄发、述而不作的。当然，现在看50岁之前不能发表文章的讲法有点古板，年轻时是有创造力的。但是目前“量化”标准的副作用太大了，它破坏了文科的学风建设，导致大家都很着急，急着出书、写文章的心理，而不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曾经有个博士生论文题目为《20世纪西方美学流派》，这样的题目太大了，简直是本教材，哪里是为了研究问题。现在对著作和论文的比重强调得不合
理，一般来说，论文的质量比著作高，而我们现在对论文的重视不够。但是大家对此很无奈，因为评职称总得有个标准，从管理的角度总得有个办法，1949年以前的大学，是学校的权威说话算数，现在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价值标准完全“量化”，一个学校的科研处、人事处的办事员就可以掌握了。人文学科的客观性不像自然学科，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量化”对人文学科的破坏性，从而继承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和价值标准，由专家、权威来说话，价值标准应该由行政办事员手中转变到学术专家和权威手中，这关系到学术研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既然“量化”管理来自国外，那么请听听国外学者和留学归国的学者的看法。
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系跨系教授刘禾女士目前正在国内讲学，在她看来，“文科科研量考查”的提法确有问题。如果“科研量”是针对科学研究而发，那么把文科等同于科学研究来量化评估，这就是个大问题——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否应该有个界限？这两类知识有何不同？一般来说这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知识，其“生产方式”很不相同。在它们之间简单划等号是很危险的。说到“量化”，所谓的文科量化考查似乎意味着一种纯粹的计算。计算什么呢？她所见到的国内的有关条例好像在说，文科量化考查计算的是学者一年内能发表多少篇论文、专著等，但又不要求发表这些论文或专著的“核心刊物”或出版社采用匿名评审。这样，“量化”考查的结果，不但不会反映出论文的学术价值，而且只能鼓励浮夸的学风，遭受损失的最终是中国学术本身。国外的学术期刊大都采用匿名评审，学界对刊物的地位或权威性的判断，可能有些共识，但并没有什么“核心刊物”一说，而且一流学府对学者从来不搞“量化”考查。即使是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量化”也不是一个必然的标准，如果没有对质量的考查和学界公认的匿名评审机制，“量化”有什么意义呢？在美国，评价教授的成就有三个方面，即研究成果、教学和系内服务。在这三个方面，只有教学采用小部分的“量化”。各个系会设计一个表，让学生来填，评价教授的教学情况，评价中包括教学方法、教授的知识面以及教学效果，也有一些“量化”的，比方说打分，从1分到7分，但学生也要写评语（真正在提职称的时候还是看学生写的评语，这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即使在系里教学评估这个小的“量化”部分，“量化”的结果也不起什么决定作用。说到研究成果，文科的研究成果不能用“量化”来判断它的价值，甚至只能作一个反面的参数来看，不能想象一个好的学者一年中写出很多文章。国内近年来推广的通过SSCI索引来衡量学术成果是极为错误的，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一流大学使用SSCI作为学术成就的衡量标准。因为SSCI在美国多半是图书馆用来编目和学者自己查阅用的，基本在质量上没有什么选择，谁出了什么文章只要杂志在他们编目之内就会收录。如果国内要坚持用图书馆系统的工具书来审核学术成果，那么，为什么不去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索引呢？起码它还有一定的选择标准。总之，将SSCI作为衡量学术水准的尺度，是对美国大学机制不了解所造成的极大误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博士陆建德先生不仅提供了英国大学的情况，也说到一些他所知道的美国大学的现状。陆先生说：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主，英国大学教师（包括有的教授）写文章相对较少，但能力并不低，在小圈子里很受尊敬。英国人有自尊心，并不特别看重教授的头衔，不以职称来论学术。他不一定是教授，而在于对这个领域是否了解得多；他首先是个很好的教师，学养很好。注重教学的老师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在英国影响很大，但他不是教授。有些人的能力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显示出来的，所谓“有学养”，但他不一定发表文章。美国和英国不同，美国的竞争机制迫使你不断发表东西，这种出版繁荣令人存疑。在美国有一种人是以“T（Teaching教学）、R（Research研究）、A（Administre管理）、P（Publish出版）
”为主，而“TRAP”这个词在英文中是“陷阱”之意，这些人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比较吃亏；另一种人以“P（出版）、R（研究）、A（管理）、T（教学）”为主，“PRAT”是一句粗话，但这种人得益最大。在美国有一句话说：“要么发表文章，要么滚蛋。”很少有美国的“大腕”教授会给本科生上课，在英国则不然。科研量评估是否应该
“量化”，可以讨论。在人的社会里，有许多东西是不能“量化”的，也许“量化”是民主社会的特点，但数字是否应该得到这样的尊崇？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发表的东西就很少。“量化”管理说明没有了学术权威，大家在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其结果是大家都成了完成任务的拼搏者，而不会有真正的兴趣，失去了自然兴趣，一个社会也就失去了盎然生机。一个社会应该给教学者留有空间，给自然生发的兴趣留有空间。也可以鼓励非职业化（业余爱好正是奥运精神）：一个外交官也许是个很好的史学家；一个医生也许是个很好的文学家。现在的社会里，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至于学者在电视上露脸得分，在有的国家恐怕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很多美国学者很少看电视，甚至没有电视机。知名度不等于学术性，有时甚至是学术性的反面。
北京大学虽然也有“量化”管理，但具体到系里似乎并不被注重，仍有一种无形的“学术能力”在起作用。
据记者所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评定职称时，一个人是否具备真正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仍然是很重要的价值标准。曾有一个年轻教师一年之内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其中有许多是在所谓“核心刊”或重要刊物上发表的，但反而起到了负面效果，受到人们的轻视。假如他不在北大，是否会是别的结果呢？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先生认为，“量化”管理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现在的聘任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欧洲大陆对于教授的职位比较严格，每个专业只设一两名教授，而我们每年都要提拔几个教授。职称又和住房、医疗等有关系，实际上鼓励粗制滥造、不合规范的事情发生。所谓“核心刊物”的称法由谁规定？有什么标准？一个刊物的好坏是由社会公认的、长期形成的，而不是行政单位来制定的，在非核心刊物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的价值也并不小。当年蔡元培聘请梁漱溟到北大当教授，就是因为梁的一篇文章。1949年以前大学教授每周教学的课时为6－8小时，在大学里，教学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每周教学课时少多了。那时是“教授治校”，现在是行政部门管理学校，还没有走向正规。在“量化”管理的问题上，如果说北京大学比别的学校做得好些，是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学术自由”的传统还存在，还比较尊重学术，不是特别看重发表了几篇文章，而看重对学术有没有创见。北京大学也并不鼓励在校就读的博士生、硕士生发表文章。
综上所述，学者们普遍认为，“量化”管理完全违背了人文学科研究的规律，甚至与人文学科的实质是对立的。它表面精确，事实上最不科学，忽视了人文学科学术积累和学术传统的重要性，没有尊重学术的自然生长。它鼓励数量而不是鼓励学术质量，鼓励数量其实就是鼓励急功近利。学者不是公众人物，不能以上电视为标准。鼓励在学就读的博士生、硕士生发表文章，会使刊物的水准下降，并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渗透到大学里来。所谓“核心刊物”、“重要刊物”、“一流刊物”等等提法也不合理，因为有些“核心刊物”在慢慢退化，不能代表学术水平。过去的老先生一辈子才写一本书，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所收文章大都几百字或千余字，没有什么长篇大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每册也都是七、八万字，他到清华大
学任教授时还没有著作呢。若按“量化”计分法，他们都不合格。因此，我们今天的大学能否在厘清学术准则、学术级别，确认学术权威的前提下再确立更加公正的“量化”方法呢？
原载《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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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晋华 [2001-7-28 8: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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