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把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巫术化——《道德经浅释》一书座谈会摘要

● 求   实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日，中国无神论学会、《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举办了关于《道德经浅释》一书座谈会，与会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国家体育总局研究所、中国科普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新华社国际部和《科学时报》的记者编辑等２０人。座谈会上大家对于《道德经浅释》所产生的“熊良山现象”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很多值得研究与思考的问题。以下刊载他们的部分发言：

    李申：今天我们召集这样一个座谈会，起因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道德经浅释》，作者是熊良山。这本书被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的教材，并被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主任杨叔子院士推荐。这门课程曾经获得湖北省教育界的重要奖项，并且经由诸多重要媒体的报道，有可能在全国推广。但是在一次海峡两岸学者关于道家学术的研讨会上，著名学者陈鼓应等先生发现，这是一本错误百出的书。这些错误表明，作者熊良山根本不懂得《老子》（《道德经》）。陈鼓应先生的意见经由《科学时报》披露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互联网上也发表了有关的批评文章，并称此事件为“熊良山现象”。起初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认为对《老子》解释的正确与否与宣传无神论关系不大。但是认真看了这些文章之后，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第一，熊良山对《老子》的解释太离谱了。比如不认识“淳”字，把“淳”当成甲醇、乙醇的醇，因而把“其民淳淳”浅释为“老百姓喝得酩酊大醉”；不认识“氾滥”的“氾”字，把氾当成“汜”，还解释说，汜水是老子家乡的一条河。至于其他把“享太牢”解释成“坐大牢”，把“自伐”解释为“砍伐”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据统计有三百多处。如果这样地来解释我们的传统文化典籍，如何能够继承古人的优秀成果？用这样的解释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岂不是一些老糊涂再教出一批小糊涂！这样的故事，过去在《镜花缘》一类的小说里出现过，那里一位老先生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念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在相声作品里出现过，那里讽刺一个糊涂虫把“毋苟得”念成“母狗得”等等。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成了我们今天的现实，而且还要向全国推广。我认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科学，不可以任意胡说的。前些年，自然科学界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也面临着类似的形势。

    第二，我们发现，《道德经浅释》利用《老子》宣传有神论。比如其中“太上”一章，说是太上老君创立了大道，而“太上老君正坐镇轴心指挥着大道的运行”云云。经查，熊良山对《老子》的解释，完全来自他的老师孙享林的《李聃道德经意解》。据《意解》介绍，孙享林曾是气功研究会的重要成员，１９９８年创立“自然神功”。曾练过“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之类功法。稍微研究点道家道教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而《道德经意解》就是孙在练功的过程中无师自通个人领悟的东西。这是利用传统文化宣传赤裸裸的神秘主义，宣传巫术迷信，无神论学会，《科学无神论》杂志应该关注这样的事件，应该对这样的事件发表我们的意见。所以请了各位专家来座谈这件事。

    我也和大家一样，常常认为类似这种在批判水准以下的东西不值得理它，理它反而抬高了它。再说，我们工作都很忙，研究任务都很繁重，也没有工夫去答理这些东西。可是这些年来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我们认为不值得答理的东西，往往因为不答理而成了气候，危害社会和学术。等到这类东西坐大成势，再来答理，可就要费大力气了。这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动因之一。当然，我们也不敢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也不知道我们的声音能起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说话了，表态了。如同马克思所说，我们也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朱国伟：看了６月１０日《科学时报》以“学术研究有行规”为题的报道，十分震惊。因为这是发生在武汉一所知名大学中，涉及我国教育界、学术界有全局影响的事件。表面上是“熊良山现象”，实质是“孙享林现象”、“杨叔子现象”。

    从孙享林来说，根据他所写的《李聃道德经意解·曲谱》一书称：他“通过《道德经》的修炼，先后练了五气朝元、三花聚顶、九转还魂丹、命功后天八卦、气功先天八卦、天人合一、练虚合道、抽阴练纯阳体、出仙鹤、道生阳神等；在修炼中接受李聃大道信息，先后编写了八本书”（不一一叙述），其《意解》一书“是根据练功中接受老子大道信息而解释的，所以，其中有些解释与其他版本和注者的解释不同。”“都不是凭主观随意妄解，而是大道信息使然，其中奥妙，只要修道就能体悟出来。”活脱脱一个江湖上气功大师的胡言。而熊良山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拜孙享林为师，并以《意解》为蓝本写了《浅释》；华中科技大学成立由熊良山任主任的“道德经研究中心”也请孙享林当顾问。这是取缔邪教之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纷纷出山的气功大师一度销声匿迹，经过几年避风，如今又窥测方向，卷土重来了。这一次是打着素质教育、弘扬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旗号，重新进驻高校讲台，宣传巫术，宣传有神论，毒害青年。对于这类“孙享林现象”，人们必须提高警惕！

    杨叔子院士是原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现在又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主任”。他的名望和地位决定了他在我国教育界的影响力。他宣扬在理工科大学中要弘扬传统文化，推广人文讲座是对的，也做出了一定成绩（其实有的大学也一直在这么做，不过没有对外宣传罢了），有功劳。然而奇怪的是杨院士抓素质教育是以胡批《老子》为重点，要中国人像基督教世界的人念《圣经》、伊斯兰教世界的人念《古兰经》那样去念《老子》与《论语》。杨院士在他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教育中还身体力行地规定他的研究生都要背《道德经》，甚至说“你不要老子，老子就不要你。”还奇怪的是杨院士不是请华中科技大学中对中国古文化、中国哲学史有研究的学者去开讲《道德经》，而是支持气功大师孙享林的徒弟熊良山去讲孙享林的“道德经”。更奇怪的是当华中科技大学的有关学者在审阅了熊良山的《道德经浅释》书稿并认为不能出版也无法修改后，他们还负责任地联名上书校党委反映了自己的意见（可见华中科技大学还是有人懂《道德经》的），但是最终结果是书还照常出，选修课还照常开。不仅在校内讲，还要到全国各大学中去讲，去推广。该“课程”和《浅释》以及熊本人还受到多种奖励和支持。如果没有杨院士的全力支持谁有能力造成我国学术界的如此大笑话。杨院士的专长是机械（加信息），对古文化没有深入的研究是可以理解的，倡导学习我国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论语》和《老子》也是好的，但在倡导和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尊重真正内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这才是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多年来一些名人由于支持与自己专长以外的伪科学，不听内行人的话，而闹出的大笑话，造成的大损失还少吗？教训还不深吗？现在杨院士又支持了自己专长以外的伪学术，重蹈覆辙，实在令人痛心。亏得境外学者的大喝一声，才制止了这场闹剧，不过已经丢脸到了全世界。自己不懂又不请教内行，靠着名望一意孤行，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教育家的大忌。

    顺便说的是，境内研究《道德经》的学者是有的，华中科技大学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也是有的，问题是他们的学识和水平得不到发挥，得不到尊重，有人说这是科学界和学术界的体制问题，我想除体制外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意识的问题，这就是缺乏科学精神。严酷的实践一再证明，离开了科学精神，也就谈不上先进文化，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谈不上毛泽东思想，谈不上邓小平理论，谈不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道德经浅释》事件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当认真总结教训，变弊为利。过去我们较重视揭露伪劣商品，较重视批判伪科学（尽管这两者仍然不断出现），现在我们必须同时重视和伪学术的斗争，因为这是深层次的假冒、伪、劣，它不仅是学术腐败，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腐败，更具基础性，更具广泛性。在我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邪教的形成和发展中，就是这种伪学术的宣传起开道作用。

    现在教育界、科技界、学术界的假、大、空现象十分严重。源之于三浮（浮躁、浮浅、浮夸），则是思想道德领域腐败之源。不少高校中表面上喊的口号是“以人为本”，而实践的是“以上为本”，“以名为本”；喊的口号是“学术至上”，而实践的是“金钱至上”、“功利至上”、“权力至上”。经济腐败、权力腐败、学术腐败，纠缠在一起，思想道德教育就一定十分薄弱。可以说如果没有学校领导干部，教师们的示范作用，对广大青年学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就不会有什么效果。今年以来中央一再提出加强对未成年人和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是十分重要，十分正确的，作为校领导和教师们如果真心实意地要贯彻中央的决定，那就首先应脚踏实地地管好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自己搞假、大、空，怎么能要求学生“诚信”呢？有感而言，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何祚庥：刚才有的同志已经讲了有关情况，而且我也看到很多报道：作为教育部文化教育素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杨叔子推广这本书，并且要求他的研究生背诵《道德经》。这个问题就上升到教育方针上。我不是研究《道德经》的，对《道德经》问题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请教了研究《道德经》的同志，知道了这个《道德经》不是我们说的伦理道德的那个道德概念，虽然《道德经》里的一些话说到了道和德，但是《道德经》总体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道德，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这本书的问题：一是歪批或是戏说。

    如果作为文学艺术形式的歪批或戏说，我绝对不反对，因为那是为了大家的娱乐。如果在学术论坛上歪批或戏说，恐怕就不行了。更准确一点，是不能胡批胡说。其中有一段话竟然这样解释，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是这样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是指古代社会比较封闭。但是本书却译成“邻国和平相处，经常互相往来看望，异国鸡犬之声也能听见，人与死者不相往来打仗”。这简直把原意歪曲得不得了。这种异解（胡解）的东西居然要用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而且还得到了学校的校长、院士、教育委员会领导的提倡，实在是太可怕了。

    杨叔子认为，中国人都要念两本书：《老子》和《论语》。这个问题就值得讨论了。如果研究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的人，都念这两本书没有问题。但是，作为现代人是否都要读这两本书，尤其是落实在教育方针上，就更要讨论了。这是一种复古主义倾向，是要不得的。基督教要人都要念《圣经》，伊斯兰教的人要念《古兰经》，这是进行宗教教育要这样做。我们的国家教育是否也这样做？即使念《老子》、《论语》也应该念得科学一点，不要随便瞎念。杨叔子多次提倡搞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要提高人文素质，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赞成的。但是对于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应该准确，不能歪曲，不能戏说，更不能胡解胡说。

    在序言中，杨叔子引用了老子的话来赞扬熊良山顽强不懈的坚持精神，其实也是错误地理解老子的本意。我觉得把人文素质的提高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是要不得的。要紧的问题就在这里。

    熊良山的老师———气功师孙享林的书，即《道德经意解》，自称是根据练功当中接受老子信息而得来的。实际是说孙享林的创造性思想是练功的后果，他练功时接受天地之间的气息，是接受老子大道的气息。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

    总而言之，对于《道德经》的胡解、胡批、胡说，不会对思想道德教育有什么好处。现在社会公众已经开始关注了，我认为中国无神论学会开这样的一个会，得到专家们的重视，尤为重要和及时。

    许抗生：在大学里，学习《论语》、《老子》，我都是支持的。中国人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进行学习。在北大，我也开设过这样的课程，也向大家推荐过《老子》、《论语》，我认为应该学习和发扬我们民族优良文化的传统。我提倡每个大学都应该开设这样的讲座或课程，这是提高人文素质所必要的，是件好事。

    华中科技大学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确有其优点，他们请了很多国内外科学家、人文学家来讲课，提高学生素质，这个方向也是对的。学生们也很愿意听，每次大的教室里也是满满当当，我也曾被邀请去做过讲座。

    但是，我看了《道德经浅释》之后，感觉这样讲《老子》是把老子给讲坏了。这不是在弘扬中华优良文化传统，而是糟蹋了优秀文化传统。随便地胡说胡解是对学生的误导。这不仅好笑，也反映出当前的一个社会现象。这就是搞虚假的冒牌的东西，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在学术殿堂上，也是虚假成风———伪科学、假科学、弄虚作假到处都是。这构成了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我们学术界不应当允许这样的现象继续存在，不能让这些不科学的胡说瞎搞的东西占领市场。因为这样的东西不仅影响社会，而且对我们的领导和学生都有不良影响。

    像这样的书出版，还有领导作序。是否应该在出版之前，请专家看一看，提提意见，避免笑话。       北大的校训是“求实、创新”。首先要求实，在其基础上创新，不能瞎说。

    赵南元：几年前，我看到三思网站登出过“杨叔子提倡学《老子》”的消息，同时，也有对此消息进行尖锐批判和嘲讽的文章。后来，我又注意到这件事。我觉得，提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养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校长规定每个人必须把《老子》背下来，我认为没有意义。我注意到杨叔子关于科学与人文结合的文章，发现今天出现的“熊良山现象”不是偶然的，与他一贯鼓励胡扯有关。在科学问题上，杨叔子同样不严肃，例如解释“日照香炉升紫烟”说，烟的颗粒大小与紫光的波长一样，这样的胡扯在他自己文章里比比皆是。杨叔子的风格就是喜欢用中国古代文化来解释现代科学，其实这些解释几乎全是错误的。我当时在《科学时报》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科学人文水火不容》。这个提法很多人不赞成，但我的用意是，“用人文来解释科学就出错”这个实例来证明他的这个提法不行，我们不能说“把人文的东西引进科学中”，科学的东西就可以不科学了。后来，杨叔子在清华大学一个有关教育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鼓吹人文与科学结合的长篇文章，我针对该文写了一个长篇评论，投到同一刊物被拒绝刊载，只发在“五柳村”和“新雨丝”网站。在《道德经浅释》中作序，错解胡批的笑话，说明了杨叔子院士在这个领域中的不严肃，院士办不科学的事，甚至还要推广到全国，问题就大了。“只谈人文，不讲科学”那是误人子弟，用胡说代替科学成为风气，将给我国的科学教育带来巨大的损失。

    李力研：我们从近几十年出版的气功书中发现，从《易经》和《老子》中找根据者居多。都在用传统文化来做招牌，并将其吹得神乎其神，来为他们的气功作铺垫。大概在一二十年前，作家协会中有些作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开始了人类神秘现象的破译，把《老子》和《易经》作为他们的基础理论。一般学者对传统文化经典书籍的使用，要讲版本、作者的出生年代、讲背景、讲字音义、字意转变等，但他们对《老子》解释却不同：先意境一下，然后说老子把马鞭一甩，拿着毛笔仰天一笑写下了《道德经》。这样说老子写下《道德经》过于草率了。我们现在学术界严肃的学者进行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研究时，都在使用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都在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那些鼓吹伪气功的人、研究宇宙大道的人、创立邪派的人，都不考虑这些问题，而是胡说。

    现在这类图书很显然的特征就是为当事者吹嘘。这样一本像杨叔子序言中说到的熊良山怎样“锲而不舍”“悉心总结”“顽强不屈”“兢兢业业”，如果真是这样，怎么会出现千疮百孔的错误呢！所以，这里面引出了一个问题，大学所进行人文教育应该做什么？怎样做，以什么做依据？这里就涉及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

    有人认为像这样的事情，知识分子应该对此反应淡漠，花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批评它，是在抬举这些胡说八道、杀鸡用牛刀了。以前对于伪气功问题，我们很多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但是事实上，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你不理它反而越来越成势。难道一个知识分子就只管自己的那一点事，而面对社会的危机不去过问吗？知识分子也应该有良知，也应该赋有社会责任和道德。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也应该用科学的常识、科普知识对公众做些宣传，批评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尽点社会责任。

    我在大学里转转发现很多问题，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状况都不是很乐观的。因此加强人文素质和道德素质教育很有必要。关键是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教育。如果连道德经是道经、德经组成的都不知道，还把《道德经》的道德误认为是孔子讲的伦理道德，把《道德经》胡解，那会误人子弟。

    陈祖甲：《道德经》讲具体的是修道方法。我查阅了《辞海》和《汉语大词典》，明确界定《道德经》是《道经》和《德经》合起来的一本书，而且马王堆古墓里发现的手抄本，是先有《德经》后有《道经》。所以说，认为《道德经》就是讲道德的是非常错误的，把《道德经》当成新时代的道德教育范本更是错误的。

    搞自然科学的讲究证据，搞社会科学的也讲究证据。我们很多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清楚，对于古代文献的研究也要进行证据的调查，比如校勘、训诂等，不能随意地胡诌胡说，否则还叫什么社会科学研究呢？就一本书来说，现在的质量要求，在文字上仅允许万分之一的错误率。但是《道德经浅释》一书在内容上就有３００多处错误。这样的东西能广泛传播吗？对于古代文献的研究，有“百家争鸣”一说。我认为所谓的“百家争鸣”，那也是在正确认识的条件基础上的百家争鸣。如果一个搞错了的东西还要“争鸣”，怎么可能允许呢？好比科学怎么能同伪科学“百家争鸣”呢。对于我国的文化遗产，应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态度，而不应用主观的观点来把客观事物乱解释，或是寻找那些符合主观意见的东西，把不符合今人意见的客观事物抛在一边，这样的为我所用、“古为今用”的作风，是不科学的、错误的。这是过去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的最大的一个毛病。

    王葆玹：我刚刚接触到这件事觉得非常可笑。要学生背《老子》，有点像唐代的情况。唐代当时下令，加强《老子》译本，大家全部诵读。当时的唐朝人对道德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道德的主要含义是“尊道而贵得”，“由道而得德”，越不提倡伦理道德就越会有伦理道德，越提倡伦理道德就越导致伦理道德的虚伪。唐朝人对这个意思是明白的。我看了《道德经浅释》后，感觉它把这个意思完全弄颠倒了。不仅仅是解释不对，而且跟历史事实完全相反。把《老子》看成是历史道德的书，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常想，对于这种外行的错误，我们与之辩论有什么意思？可是，不理之也很难办，因为这些人出的书铺天盖地，我们真正学者的书却很难面世，处境很糟糕。从杂志的文章看，感到有些文章不仅是外行问题，有的甚至十分荒唐，与熊良山的这种情况并无二致。也许熊良山的运气不好，非要召集国际会议，把国际学者请来，出国际笑话。在国内出笑话也就罢了，因为外行比内行多得多，我们不可能一一去辩驳，只是我们在坚守职业道德，不去刊登那样的文章。对此这样非常普遍的笑话，我们也应该想个整体办法。

    学界跟教育界、宗教界、政治界应该分清楚层次。用《老子》来讲练功，什么三花聚顶、五气超人，这在文化层次中属于巫术宣传，是层次最低的。这样文化层次如此之低的东西，公开宣扬甚至在学校里推广，问题极其严重。说明现在在文化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分工都不明确，学者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在学界里进行宗教宣传，宗教界打着学术旗号，比比皆是，一片混乱。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

    这里也存在着学术腐败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学术竞争很淡薄，学术竞争被人事竞争所取代。实践中到底谁上谁下的问题，基本上是由人事竞争决定的，而人事竞争又受权利竞争的影响。因此，中国学术界、文化界的危机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在十四五年前，在北京的一次关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讨论会上，有位很有名的学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一坐下就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机的时候。当时大家热烈鼓掌。现在的危机比那个时候大得多。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仅是表现在经济方面，外汇赚了多少，而是应该表现在各个方面。文化、知识的发展缺一不可。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并列的关系，但是现在失去了平衡。文化和学术应该重新整治，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像“熊良山现象”的问题，如果仅仅靠我们这几个人开个会，批评批评，不解决根本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外行出笑话的人比内行做学问的人多一千倍，我们怎么能批得过来呢？掌握国家权利的人应该高度重视这类的问题。

    另外，我感觉到中国有许多事情是和文化大趋势有关。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势力很强，起着很重要作用，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缺少这方面的建构，应该弥补宗教的空白。经常有人提出建立新儒教，国家领导人经常祭黄帝陵，学界很多人要证明黄帝之有，进而证明三皇五帝之有。到了这个程度，宗教与学界就失去了界线了。中国宗教较弱，适当加强可能会有些积极意义的。但在学界是不能做这个的。学界要强调科学性，要严谨。

    目前学界的科学性争论起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争论，中心意思就是逻辑实证不可能绝对地证实也不能绝对的证伪，这个争论的结果导致了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成为问题。很多人认为证实不行证伪也不行，立论就可以大胆一些。所有学界危机很大。像胡解老子也是小巫见大巫。学术到底有没有科学性应该重新思考。西方也有考证学派或客观史学派，对于主观史学派的做法不赞成，认为如果主观史学能够成立的话，考古学就根本没有意义。所以，在科学的实践过程中，科学性是要不断维持的，否则就导致一团混乱。提倡学界的科学性是进行人文研究应该特别强调的。

    郑万耕：“熊良山现象”出这么大的笑话不是偶然的。在网上和报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件事，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网》都有所报道，一定是有什么更大领导的支持（这只是猜测，没有证实根据）。这是一种“惟上是”的表现。其实，国内对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声音。据说当时这本书请哲学系的人审稿，书本身根本达不到出版的水平，但是，因为有校长、院长的推荐信，就不能不出。后来，这本书要在华中科技大学推广，哲学系的一位学生和教师联名给学校写信，主张不要这样做，但是根本没有人理睬。

    作为一位领导应该随时请教专家，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懂的东西。在学术界，学者在某一个方面是专家，如有人研究老庄，有人研究宗教，有人研究玄学，但是，每个人在超出自己领域之外都有知识盲点。领导应该多听听不同方面专家的声音。

    但是，现在领导不请教，媒体也不请教。过去，有多少“千古之谜”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发的？是新华社发的？是《光明日报》发的？是中央电视台播的？这样的无稽之谈，为什么不去怀疑，为什么不去考证一下？为什么不去问一问专家？我们媒体缺乏思考，没有质疑的习惯，不去考虑这样的事情有没有道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其一。

    其二，为什么这样的胡批胡说的不严肃的书充斥市场，就是有人要塞私货，要塞自己的东西，要塞气功。以前我们批了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伪）气功，现在他们又要借《道德经》塞气功，并不是真正的要宣传传统文化、提高人的道德水准。我怀疑在他们那里是否有什么大的人物相信和推崇气功。当然，华中科技大学的杨叔子先生提倡理科学生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文科学生加强科学素质教育，这个初衷是很好的。但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应该慎重，应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金正耀：谈到中国科大，那是我的母校，严谨的学术传统在这所著名大学一直都存在。我的导师钱临照院士曾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在研究《墨经》，科学方面很有影响，治学态度非常严谨。

    目前的这种状态，我认为学术与科学事业的确出现严重危机。现在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似乎无坚不摧，学界也未能幸免，评价系统和激励机制严重变质，虚浮之风盛行，学界变成了“学场”，这就是产生所谓“熊良山现象”的土壤和气候。至于谈到《道德经浅释》，大家对它的胡说胡批《老子》一笑置之，但是笑过之后，我却感到悲哀。这本东西使我想起历史上东汉“五斗米道”初创时期为招徕信众将其教义与《老子》搞在一起的情况，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东西比１８００年前的《老子想尔注》还要荒唐，而我们的大学校长、院士、高知高专竟然要向全国推广，主流媒体不但没有尽到守望责任，反而屈从于权力意志推波助澜，实在是太悲哀了。

    还有就是这类东西似乎“按下葫芦浮起瓢”。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批评这本东西，但怎样根本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呼声能有多大？我们的呼吁能够产生多大的反响？我是不乐观的。

    陈静：熊良山现象很有讽刺意味。熊良山的课是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而开设的，但是恰好暴露出授课教师熊良山的人文素质需要提高。熊良山《道德经浅释》对老子的胡批胡解并不是个别现象，我们编《中国哲学史》，在来稿中也常常看到一些没有根据、凭空臆想的论说。我们哲学所也经常会来一些哲学爱好者，往往把自己的简单臆想，当作终极的真理大全，例如有一个人很执著地认为天安门华表蕴涵了中国思想的全部精华，还有一位拿着国旗图案，说中华民族精神的奥秘就隐含在这个图像里面。对于这些我们都忽略不计，并不认真对待，为什么对熊良山的这本书就不愿放过呢？这是因为这本书要在大学里传播，又被当作优秀课程得到某些方面的肯定，并且向全国推广。所以，大家认为这样乱讲不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如果放任这种做法，也是不负责任。

    我们不满意熊良山的到底是什么？概括地讲，他太蔑视人文传承的历史积累。就《老子》而言，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不同的老子注本可能很不一样，但是不能因此就以为自己可以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可以完全漠视一个学术脉络的传承，漠视中国文字的历史蕴含和演变。这种漠视的态度是不应该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员，是授业解惑之人。“授业”就是要讲解知识系统的形成。如果对中国文字的演变完全不懂，把“士”解释为“战士”，诸如此类，那就是闹笑话。我们搞人文研究的人是不能够同意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的。熊良山过分忽略了一个人文的传统，他不能给学生准确的知识。

    “熊良山现象”折射出某些科学工作者的傲慢。在西方学术界，科学与人文也存在着冲突，经常听到科学工作者抱怨人文工作者傲慢，说人文工作者不懂科学不自认为是缺点，科学工作者不能因此蔑视他们，但是科学工作者没有人文修养却被人文工作者轻视，被认为没有教养。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中国，也许是中国近现代崇尚科学的原因，中国的人文工作者很少蔑视科学工作者，但是科学工作者却很容易傲慢地认为：科学不是什么人都能作的，而人文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事实上，人文专业也要求严格训练，也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的。人文学科也有一套很科学的训练，也是需要用科学态度和精神来对待和处理的。熊良山之所以闹笑话，就是过分忽视了人文工作也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训练这一点。

    《道德经浅释》中有一些大学生的上课心得，从这些心得来看，他们从熊良山不甚准确的讲解中似乎也得到了并非全无意义的人生引导。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仅仅从知识方面来批评熊良山是否真正有效？人文学者也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建构的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还是有时候也在维护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国传统思想也在改变，我们搞人文的也面临一个困境，这就是传统思想能否以它的历史形态证明它在现当代的合法性。我是做两汉研究的，发现在两千年前建构起来的思维模式正是现代要放弃和批判的。我们现在讲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以它的历史形态呈现呢？还是以满足现在社会要求具有时代特征来呈现呢？如果是历史形态的话，那我们提供的还是一套知识，在这个方面，我们做人文研究的人还是自信掌握的。但是，它能否以它过去的形态证明它在现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一个问题。当熊良山在知识上出现那么多的错误的时候，他的学生并非完全得到无益的东西。因此，仅仅从知识的准确性来批评熊良山是不够的，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不那么简单的。我们都要反思。

    申振钰：朱国伟先生向我们杂志提供了线索，受到杂志社同仁的重视。任继愈先生看了南郭不平的文章，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应该抓，无神论学会应该有声音。

    我认为我们这次会的主题应该是：传播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根据我二十多年的研究，发现迷信、特异功能、伪气功、伪科学的传播都借助于传统文化这个招牌。这本书又有一个新招牌，就是老子《道德经》，但实质上，我认为还是在试图继续传播巫文化。在“法轮功”问题出现之后，社会上开始重视人文科学的传播。在这样大的文化背景下，巫文化传播的人又有了一个契机。他们利用传统文化，动员大众、动员信众。从我以前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现代巫文化传播有三次浪潮，即人体特异功能传播浪潮（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伪气功传播浪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和邪教传播浪潮（“法轮功”时期）。实际上三次浪潮都打着特异功能的招牌，打着传统文化的招牌。这次《道德经》作为巫文化的一个新动向，还是打着传统文化的招牌。可以说，现在他们靠着人文背景要比前２０年的背景更大。

    现在利用“人文”的旗号很时髦，而利用科学背景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科学有自身的规范，有一套严格的检验判据，这方面不大容易打进去。所以那些搞伪科学的人，常常要把他们宣扬的东西转化为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进行。

    现在，无论是人文工作者还是科学工作者，无论教育工作者还是新闻工作者，都要讲人文，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在网上，也都在打着人文招牌，那么到底人文是什么？我们应该弄清楚。

    《道德经浅释》作者居然也能声称为《道德经》解释的一家，但却是胡说、胡批、胡解。问题在于这样的作伪作假本身渗透着他们要传播的私货，达到传巫、传神、传玄的目的，要营造这样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背景。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作假作伪现象的蔓延。从特异功能到伪气功、到邪教，都是从作假作伪中传播巫文化、神文化和玄文化，这个历史教训是不能不重视的。

    所以，这次我们讨论的问题能否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就是传播什么样的人文文化。希望搞人文的学者能够给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以更多的启迪。在我们召开座谈会之前，我们印发了一些相关材料，在研读这些材料时感觉到有这么一条线索在其中。孙享林就是一个“气功大师”，在《道德经意解》中说，在他练功中得到了老子指导而悟出来的一套对道德经的解释。这种说法和伪气功的流传是一脉相承的，毫无二致。在我二十多年的灵学史研究中，发现这种潮流不是学术之争的潮流，可能还蕴育着一种新的传播巫术、传播神文化的浪潮。

    邢东田：有一篇文章《孙享林“道德经新译”简论———介绍一位当代的新道家》，收入今年５月印制的《当代道家———海峡两岸首届当代道家研讨会论文集》的“宗教篇”（为什么要收入“宗教篇”，而不是“哲学篇”“社会篇”等？）网上也有。据有关介绍，作者是湖北某党校副校长、高级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但“从１９９２年５月开始师从孙享林老师研读老子《道德经》，十二年如一日，坚持未懈”。这篇文章介绍孙享林得道的过程，与宗教创始人创教简直是一模一样，是无师自通，得了天命的。孙享林“于１９８６年５月，在一种清静无为的状态下，开始书写自己大脑中浮现出来的老子《道德经》”，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那就是《道德经》。他第一天写了“道”，第二天写了“德”，经过了３个月后，把在头脑中浮现出了那些东西都写出来。别人告诉他，这就是《道德经》。这不是创立新宗教吗？

    还有一个材料。６月１０日的《科学时报》报道说，记者就有关问题曾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杨叔子院士，“当杨叔子老院长得知熊良山正要前往青岛大学讲课时，明确表态，要向学校宣传部交代，尽量不要让他到外校讲课，以免引起学术上的混乱”。但是，从青岛大学网站上下载的情况却是：熊良山６月９日还是在青岛大学做了《老子智慧与大学生成功之道》学术报告。这就是说，杨叔子并没有制止住这件事。而熊的报告还真的“引起学术上的混乱”，比如青岛大学网站发的消息荒唐地将熊良山称为“中国道德经第一人”。

    另值得一提的是，《科学时报》的文章发表后才引起讨论。这说明主流媒体的作用很大。现在主流媒体报道往往是一面之词，杨叔子宣传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央视国际》等等都纷纷登载同样口径的宣传，在“道德之光”网站都有记载（“道德之光”上有孙享林的标准照）。像《科学时报》这样不同声音的报纸却很少。这说明我们的媒体问题也不少。“特异功能”流行２０年，媒体就是专门报道一方面的声音，批评的声音见不了报，受到排挤和打击。

    本来一个很荒谬的东西，通过一个民主的程序，在单位很小的范围内就可以纠正了，避免了，但是非要弄到很大，造成恶劣影响才肯收场。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学术体制，必然要造成学术腐败。我认为目前学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地方说理，谁要说理谁就要倒霉。其实，多数学者都是有正义感的。如果有畅通的渠道，大家在争论中澄清认识，得到正确引导，问题也会得到解决。但是，一旦没有地方说理，不允许批评，或是说了没有人理睬，那么这个民族就到了危机的时刻。这样言路不畅的问题解决不了，今后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解决不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应当吸取教训，在学术体制改革上下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