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哲学活动自身的生成性与历史性要求，哲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还必须要用发展的态度看待，用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即以发展的眼光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学科范式与学科发展之间不应该陷入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无聊循环。无疑，哲学尤其是哲学问题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才是最具有源始性的，才是第一位的。过早地确立一整套所谓中国哲学学科范式，既不明智，也不可能。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先埋头做起来再说，先有哲学创新的实践，然后再议论甚或不必议论哲学的范式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里，中国哲学只有面向生活世界，边承接传统哲学精神，边接受西方哲学的清洗，才能不断确立起自己的问题领域。在一个市场经济并不成熟的社会背景下，最必须做的事情不是先定规则，而是先让市场经济发生发展起来。在发展过程中，一边暴露问题，一边予以解决。时至今日的中国哲学，始终陷入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格局之下，连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都还没有形成，基本还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就别奢谈学科范式的确立与建构。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家始终没能放弃这一尝试，什么时候都有人在梦想建立本土化的现代哲学系统，但总不免有人为、生硬、早产之嫌。

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中国哲学史的不断被重写，这本身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经历程。目前中国哲学的艰难处境只是哲学新形态诞生前的阵痛反映。处在阵痛期的当代哲学家的心态要平和，不可急躁，理性看待哲学学科范式的变更，正确估计哲学创新的历时性、艰巨性与复杂性。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历史，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心学。未来的中国哲学成为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今天的哲学家们说了不算，也无法预设，而必须经过一定的历史沉积和现实的生活选择。当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的现当代中国哲学家应该有所作为，但究竟能够在什么层面上有所作为，又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全球化的时代里，每一个民族都在呼唤一种呈现自我的能力。显然，今天的中国哲学正面临着用国际化的语言和手段呈现自己的难题。但这一呈现又绝不是把自己完全掏空，重新填以哲学的舶来品，没有性格的、模仿的文化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精神生命。所以，如何在现实人群的生存样态中挖掘活的思想理念、提炼时代精华应该是当代哲学家们最主要而又最艰巨的哲学任务。

连现代西方哲学所面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哲学连碰都没碰到过，就发出中国文化可以拯救西方社会、儒学在21世纪全面复兴之类的论断，简直是异想天开、自欺欺人。对于目前的中国哲学界、思想界而言，应该及早摈弃那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思想态度，不能一边汲吮着现代化的惠泽，一边又打着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号，对现代化带来的西方文化果实嗤之以鼻；更不能一边在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叙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一边又不愿意主动承认西方哲学对自己的实际影响。明明在花巨大代价地“拿来”、忍受苦痛地消化着西方的精神智慧，但心里还是不服气，极不情愿称赞人家，从不带着一种理解、欣赏、认同的眼光看待人家，而是总带着挑刺、讥讽、不适合中国的心态横加批评，或者，总走不出中体、西用的藩篱，而坚持西方的物质、技术、管理只可弥合中国硬件的落后，中国人在精神、文化上永远只服膺于自己的传统。别指望这样的思想态度能够开创出中国哲学鼓舞人心的灿烂未来。

当代的中国哲学家们在哲学创新的实践中，应该有更为宏大的气魄，应该获得更为开阔、更为久远的理论视野。哲学只有一个，中西哲学之间一定是可以互通的。目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国家政制、公共社群，还是个人自我，从生产状况、生活样态、再到精神世界，其内涵、表式与性质都变得非常复杂，而无法作出单一化的判别，其间既有前现代的，又有现代的，也不乏后现代的，再也分不清纯粹的中、西、古、今了。于是，中国哲学的创新建构不应该只在“到底是属于中国的、还是属于西方的”、“到底是古代的、还是今天的”之类的问题上打转。而应该跳出种族分别和理论陈见，跳出本土、外来、古代、今天的先验区分，面向实践，正视人们实际的存在状态。只要能够在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发生影响的都是中国的，都可以成为哲学的课题并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所以，哲学范式的更新、转换必须获得牢靠的本体论建构，必须建基于社会存在之本体，必须以人们实际的社会生存为理解基础，这样才能不会使哲学掉进程式化、概念化和形而上学化的陷阱。

哲学学科范式的创新不可能只在哲学教授们的书房里完成，它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论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中国哲学的口袋里如果仍只有先秦诸子、宋明理学那一些思想主题和概念话语，并且不被我们作适切于时代生活的崭新诠释，就进入不了世界人群的视野，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哲学史的一个古典案例、一个族群经验现象而存在。

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取决于民众生活世界之本体。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所指出的：“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的东西方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强弱关系——这一点在西方看得非常清楚”（《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9页）。不幸的是，这一点在中国恰恰常被哲学从业者们所忘怀。决定文化的力量超越于文化本身，而一定存在于文化之上、之外。只有中国发展了、实现现代化了，只有当中国人所遭遇的生存问题对全人类都具有前瞻性与先导性的时候，中国哲学发现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才能具有示范、借鉴和引领效应。也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的创新才能获得可靠的存在论基础。而在此之前，一切议论都只具有认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