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谢无量191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从学科上系统论述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专著，但是，众所周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则是胡适1919年2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初期先后在神州国光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个中的关键原由是与土生土长的谢无量相比，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冯友兰善于以“西方的”哲学来诠释并组装中国的“哲学”。毋庸讳言，在整个20世纪的汉语语境中，洋溢在胡适、冯友兰身上的强烈的“以西释中”的治学理念，亦即胡适以西方的实验主义、冯友兰以西方的新实在论去解读“哲学在中国”和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做法，是备受知识界和一般读者的欢迎与拥戴的。诚然，也有“以中释中”的声音和努力在针砭着这一主旋律。遗憾的是，在这些人物中，至少大师级的牟宗三给我们的强烈印象还是以康德哲学去“引领”陆王心学。

在解释学看来，“重写”是诠释的存在方式乃至存在本身，因为“重写”使得每一代人能够在诠释中解构旧有的提问方式、在解构中重建崭新的答问策略，学术、思想、文化的历史也是因为每一代人不断地“重写”而生生不息的。“重写”当然不全都是“适度诠释”，毋宁说“过度诠释”才是“重写”最普遍的情形。一帆风顺的“适度诠释”是合理的，在圈子中走弯路的“过度诠释”也是正常的。海德格尔说得好：“我们必得安于绕圈子。这并非权宜之计，亦非缺憾。走上这条道路，乃思想之力量；保持在这条道路上，乃思想之节日——假设思想是一种行业的话。”只要我们深知“真理”从来是在“意见”中旅行并最终完成自身旅程的，那么，无数先驱者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留下的宝贵财富就不能简单地被跨越，更不容轻易地被否定。

尽管如此，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主要途径依然不是“照着讲”，不是“接着讲”，而是“自己讲”，尤其是在“自己讲”之际“讲自己”。对于“自己讲”或“讲自己”来说，真正的“问题意识”是其源始性的本根，恰当的“写作方式”是其对象化的表达，前者乃“体”，后者乃“用”，“纲举目张”必定寄寓于“体在用中”。从而，也许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能够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去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

“重写”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创新”，无疑得与西方哲学在“写作方式”上发生重要的关联，因此，指向以认知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理论建构的“认知性的哲学”，仍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分析的方法毕竟只是哲学的工具，还不是哲学本身；如果把哲学定义为并等同于“论证的技术”，“哲学”也就必然终结。维特根斯坦之所以从前期写作以“科学”为基调的《逻辑哲学论》（1922年发表）转向后期从事以“人的生活形式”为母题的《哲学研究》（1953年出版），即是有力的例证。事实上，将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上以“以西释中”而非“以中释中”为主流的研究传统及其惨痛教训，也反复地警醒着我们“需要哲学上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实行精神生态中的‘退耕还林’”，原因在于：要是纯粹地、一味地追求范畴逻辑化、对象科学化的话，那么，所谓“中国哲学史”就难免不外是以不断变换着的西方哲学流派、学说来重新解读中国哲学文本的历史，所谓“中国哲学”就难免不外是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的中国演绎版。

在台湾学者劳思光看来，“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追求的是“什么”（what），是把哲学活动视为一种追求知识及建立知识体系的活动，并以建立某种客观的知识为其目标；“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探究的是“如何”（how），是要将个体的和群体的意志引导到某一领域或方向上去，并以达到某种创造性的转化为其主旨。换言之，“认知性的哲学”固然可以放宽我们的哲学视野、启发我们的哲学创作，然而，“引导性的哲学”则能够达成我们的境界追求、成就我们的终极关怀。无论在“哲学史研究”中，还是在“哲学研究”中，“引导性的哲学”在哲学本性和深度自由的意义上都是高于“认知性的哲学”的。于是，试图达到存在的转变与完善的规范性立场的“引导性的哲学”，就需要在新的世纪中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重写中国哲学史时引入并展开“引导性的哲学”，最关键的目的是激活并焕发中国哲学的伟大灵魂和灵性。一方面，从被研究的“客观对象”看，哲学在中国哲学家那里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另一方面，从诠释者的“主观诉求”看，一种活的本真的哲学思考，一种“哲思”，必须有能力“进入”日常生活世界，体会和把握实际生活中貌似不足挂齿、实则感人至深的东西。以心交心方能心心相印，就此而言，因为中国古典哲学是最关注生命的哲学，中国古典哲学是最追求体悟的哲学，所以，处于“重写”状态之中的中国哲学史，应该以最平常的心境，去邀请孔孟老庄、程朱陆王……那些最睿智的心灵。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还要求我们从“经典解释学”角度去进一步辩证地处理“理性史”和“理念诗”的相互关联。所谓经典，不仅理所当然地包括“文以载道”的经典著作，而且责无旁贷地关涉“以身载道”的经典心灵。由此，旨在对中国传统哲学予以现代阐释的经典解释学，既要通过“论证的技术”恰当地将过去的诗化编码转换为今天的逻辑编码，亦即经由“认知性的哲学”清理出“理性史之纹路”；又要借助“体验的艺术”生动地使哲学的古典灵性内在于人生的现代境遇，亦即经由“引导性的哲学”再现出“理念诗之魅力”。所以，在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式”上，尽管特别强调要从“认知性的哲学”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但也并不能简单、轻易地割裂“认知性的哲学”与“引导性的哲学”的相互依存。有此相互依存，有此历史转进，“重写”中国哲学史才将变得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