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腐化、贪图享受，终至刚刚到手的江山倾刻而覆。以前读史至此，每令人扼腕长叹。但现在细细想想，实不必叹息不已，因为成功后的腐败其实正是所谓“农民运动”的必然。郭氏书中引用许多史料证明，在打下江山之前，为赢得民心，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由于饥旱严重，“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大顺”王朝其实还未真正建立，但从其“得天下”的短暂一瞬表现出惊人的腐化堕落来看，所谓“不纳粮”者全是当时争取民心的宣传，根本是无意其实也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太平天国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洪秀全“金田起义”时即选美妃15人，在随后的征战中则征选更多美女。1853年定都天京后，四面强敌环伺，还远谈不上夺取全国政权，时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腐化奢侈和统治的严酷却超过了满清统治者。事实证明，它在动员民众时提出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全是一纸谎言。

    无数事实说明，“变质”其实是历史上“农民运动”的“宿命”。严重的腐败，迟早会导致一个政权的坍塌。至于或迟或早，则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

    说起这段历史，还不能不使人想起崇祯帝的命运。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往往被人责骂，但崇祯却颇得后人同情，连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承认“君非甚暗”，而崇祯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臣尽行私”。因为终有明一朝二百七十多年十好几位皇帝，大多是荒淫无耻之徒，有所作为的不过两三位，崇祯便是其一。但郭沫若认为：“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错杀袁崇焕，便是他铸就的大过。虽然郭氏认为他是“汲汲”的“要誉”专家，但平心而论，如此在意“民情民意”的皇帝，毕竟不多。在位十七年，他屡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之意，但腐朽的政治体制却使他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最多只能是经常提出要“减膳”“撤乐”，以示自奉节俭。

    当连年饥荒、饿殍遍地、“盗贼”蜂起时，崇祯帝在《罪己诏》中十分清醒地承认吏制的腐败如同火上浇油，使灾荒更加严重。诚如郭氏分析：“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虽然崇祯帝也曾想作某些变革，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下根本未付诸行动。可能他认为自己实力还不够，还要积蓄力量，等待最佳变革时机。但历史并未给他以“时机”，大明王朝最终亡覆在这位最爱表示“亲民”的皇帝手中，的确令人深思。崇祯的悲剧说明，当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时候，只有大刀阔斧地改革才是惟一出路。当最高统治者连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无力控制、无法进行至上而下的变革时，就更没有力量控制体制外力量的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