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亦卓）  由新闻所研究员时统宇主持的院重大课题（B类）“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日前结项。

    时统宇介绍说，电视批评理论在整个电视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当前中国的电视理论还很薄弱，电视批评理论更是如此。电视批评理论的薄弱导致电视批评实践的薄弱，甚至于电视批评的常常缺席，这是当前中国电视商业化、庸俗化之风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无论从世界电视业的发展还是从中国电视业的演进来看，电视批评理论都应作为对电视传播的一种有效的监督与校正手段而获得应有的重视和地位。

    课题组立足于对中国电视传播的现实考察和实证分析，立足于电视批评理论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理性思考，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背景，充分利用近年来中国电视改革与发展的最新文本和经验，重点考察中国电视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种种失误和失当，并进行深入的科学理性分析，从而使电视批评理论的研究获得丰厚的当代电视传播实践的支撑。时统宇对中国本土电视传播现状做了分析，他认为，以往常见的新闻式的电视批评更多地表现为材料的堆砌、经验的总结、甚至是商业化的炒作。这种电视批评不仅无助于电视传播的健康发展，也与科学而理性的电视批评相去甚远。当前，中国电视批评的本土对象表现为 “六风”，即电视传播贵族化——豪华风，对道德底线的公然洞穿——滥情风，任意涂抹历史和经典——戏说风，倾听和倾诉的旁门左道——聊天风，知识传播的变种和另类——猜奖风，渲染腐败、黑暗、血腥——破案风。

    课题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中伦理的追问和学理的批评这两条基本线索进行梳理，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进行比较，对大众传播学和一些学术大师的理论加以归纳，研究这些思想资源的出场语境，以及对中国电视本土经验的借鉴作用和现实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电视商业化和庸俗化倾向的体制根源。时统宇认为，包括电视批评在内的中国当代电视理论和电视事业的发展，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这种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中国电视发展所面临的四大悖论：文化与文化产业的碰撞和紧张、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碰撞和紧张、产业化与商业化的碰撞和紧张、本土化与同质化的碰撞和紧张。即中国传媒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处于“双重视域”：一方面，政府给传媒逐步“断奶”后，传媒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创收”成为传媒越来越熟悉的词汇；另一方面，传媒又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做一个高明的舆论引导者。

    课题组提出了未来中国电视制度的创新路径：（1）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必须大胆探索配置各种资源的有效方式，积极推进中国电视事业的体制和制度创新。（2）中国电视的资源动员能力有限，组建多媒体的新闻集团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道路。（3）坚决引入“达尔文法则”，借鉴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适者生存，劣者淘汰，切实缩减中国电视台的数量，将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小电视台坚决清除出电视序列。（4）扶植和培育民营电视制作机构，探索电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道路，放宽国内民间资本在电视市场的准入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