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光
内容提要：本文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著作成果、讲学成就四个方面论述了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黄宗羲思想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已经超越了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黄宗羲在哲学上建立了以“力行”为根本宗旨的实践哲学和“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可以启迪我们的开放性思维和兼容性思维，其批判求实精神及疾呼改革的理论勇气，也激励着我们今天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关键词：黄宗羲；新民本；经世应务；力行哲学
黄宗羲（1610年－1695）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理论家。他在清代前期与孙奇逢、李颙齐名，并称“国初三大儒”，自清末以来，则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可见他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地位之重要。
一、黄宗羲的学术成就
总括黄宗羲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他在《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个系统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社会改革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思想纲领。
黄宗羲在浙东抗清斗争彻底失败（1653年，清顺治十年）后，致力于总结明亡历史教训，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对治国经世有所补益的著作。于是写下了后来被称为《留书》的一卷八篇政论稿。时隔十年，当康熙元、二年（1662－1663）时，他在《留书》原稿基础上修改扩充，写成了《明夷待访录》二卷26篇。这两部书虽然相隔十年，但写作宗旨是一样的，即总结“治乱之故”、为后世“条具为治大法”[1]，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
黄宗羲在《留书》中总结了明朝亡国的教训，认为明朝卫所制度腐败、宦官集团专政、赋税制度恶性循环、科举取士制度压制人才，这都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秦以后“废封建之罪”。这里所谓“废封建”，指秦始皇废除周代的“封邦建国”制度而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思想，为他后来在其民主启蒙性名著《明夷待访录》中深刻批判君主专制埋下了伏笔。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破天荒第一次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的“君为民害”论，并在托古的形式下设想未来社会的蓝图，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的“民主君客”论以及“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的“万民忧乐”论，并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原臣》）的君臣平等原则和“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原君》）的人权平等原则，主张用“天下之（公）法”取代君主“一家之（私）法”（《原法》），主张由宰相和“政事堂”掌管行政权（《原相》）、由“学校”掌握舆论导向（《学校》），这些重要思想主张，比较系统地揭示了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的朴素民主主义倾向。
在经济思想方面，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不断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积累莫返之害”（《田制三》）的历代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2]，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主张，如“工商皆本”（《财计三》）的进步思想，“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改革主张（《财计二》），“均田”、“齐税”而又不排斥富民占田的“井田制”构想（见《田制》），这些主张虽不免有着空想成份，但在客观上是顺应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要求的。
第二，在哲学上，黄宗羲沿着其师刘宗周批判理学、修正心学的路子，在晚年提出了“盈天地皆心”和“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3]的哲学命题，从而标志着黄宗羲哲学思想对于王阳明、刘宗周哲学思想的超越。更进一步，黄宗羲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作了重要的修正，认为“致字即是行字”[4]，“必以力行为工夫”[5]，从而把“致良知”的命题转化成了“行良知”的命题，建立了与当时实学思潮相呼应的以“力行”为根本宗旨的实践哲学。
黄宗羲在哲学上的另一贡献是建立了“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这个“一本万殊”论，是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的指导思想。它说明真理是在各种“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讨论和争鸣中求得的，因此，作为学术史的整理者和研究者，要善于从各家各派的“不同处”撷取真理性认识，善于把握各家宗旨、透露其人“一生之精神”，才有益于学术发展。
然而，“一本万殊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论，主要是分析的方法，而不是归纳的方法。这种归纳的方法，就是他在《万充宗墓志铭》中所概括的“会众合一”方法。他说：
“士生千载之下，不能会众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达于海，犹可谓之穷经乎？自科举之学兴，以一先生之言为标准，毫秒摘抉，于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经大法反置之而不用。”
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一个史学家或哲学史家，如果没有“会众合一”的学术归纳能力，那么他写出的学术著作，就只能是材料的堆积，犹如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而这个“会众合一”，并非要使众家之言去合一个人的立言标准，而是取众家之精华，使之融汇到反映时代精神的历史潮流中去。
第三，他通过孜孜不倦的著书活动，为保存历史文献作出了重要贡献。黄宗羲一生著作弘富，如他自己所说“不下古之名家”。根据我的考证，其著作共计112种，1300余卷，2000多万字。这些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历法、数学、地理、方志、文字、音乐等众多领域，有力地证明了黄宗羲不愧为博学多才的国学大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明夷待访录》，其次是《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文海》、《行朝录》、《弘光实录》和《南雷诗文集》。如《明儒学案》62卷，是一部系统总结明代学术思想演变状况的专著，被当时大儒汤斌推崇为“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杓也”（《南雷文定》附录《交游尺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称之为“千古之炯鉴”。而编定《明文海》的意义，在于保留了有明一代数千家文集的精华，记录了明代“三百年人士之精神”[6]。《宋元学案》100卷，是由黄宗羲粗定规模、而由黄百家、全祖望、冯云濠、王梓材等人增补定稿的，是了解宋元两朝学术发展演变的必读之书。《行朝录》、《弘光实录》等十多种史学著作，则比较客观地记载了弘光、隆武、永历、监国鲁王等南明小朝廷以及郑成功的抗清历史。黄宗羲的诗文集主要有《南雷文案》三种、《南雷文定》五集、《南雷文约》一种、《南雷诗历》二种，以及《南雷文钞》、《南雷余集》、《南雷杂著》等，对于了解和研究黄宗羲的生平、著述与思想极有价值。
第四，他通过在浙江宁波、绍兴、余姚、海宁、桐乡等地的长期讲学活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且开创、培植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浙东经史学派。这个学派的特色是经史并重、折衷朱（熹）王（阳明）、强调经世应务，提倡豪杰精神。这个学派“上承王（阳明）、刘（宗周），下开二万（万斯大、万斯同）”，绵延至于清末。其骨干人物，有黄百家、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黄炳垕、王梓材等。浙东经史学派的为学宗旨和学术风格与一味钻研故纸堆甚至皓首穷经的乾嘉考据学派大不相同，它重视的是“经世应务”，关心的是“万民忧乐”，对于清代乃至近现代的士风、学风与政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黄宗羲思想的现代价值
黄宗羲逝世已经310周年。我们在三百多年以后来看黄宗羲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仍然能够受到极大的震撼，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借鉴与启迪。
首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君为民害”论、“民主君客”论和“万民忧乐”论，一方面是对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超越，因而可称之为“新民本”思想。之所以称为“新民本”，就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尚书》、《孟子》以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黄宗羲的“君为民害”论，从理论上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明确而深刻的批判，比起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来更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他所谓“天下为主，君为客”政治命题中的“天下”，指的就是天下万民。其中包含了三层政治涵义：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的，而非君王一家一姓所私有；二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当家作主，而非由君王一人垄断；三是君与民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而必须尽心尽力地为民服务。显然，这已经是地道的“民主”思想而非“君主”思想了。而黄宗羲的“万民忧乐”论，则既是对儒家传统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的继承，也蕴涵着天下是人民的天下，而非君主一家私产的“民有”观念。他所谓“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原臣》）、主张建立“天下之（公）法”、呼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等等思想主张，则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治思想，这比传统儒家的“礼治”主张更接近于近代的法治观念。
黄宗羲这种以“民有、民主、民治”为中心的新民本思想，在清末至近代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曾经起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评价说：黄宗羲“最有影响于近代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7]谭嗣同也在其论民主思想的著作中将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视为“万一有当于孔教”之书[8]。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继承、弘扬黄宗羲的民主理想并为之奋斗，他曾将民主革命派所翻印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单行本赠送给日本友人熊本先生[9]。不仅如此，当代中国领导人也高度评价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今年3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致史晓风先生函》中精辟指出：黄宗羲的“许多思想具有朴素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0]。这些论述，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中国导人坚持“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根本宗旨的思想风格与行为准则，也从正面反映了黄宗羲朴素民主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其次，黄宗羲的弘富著作及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以便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黄宗羲作为一个史学家，特别重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与整理。他那个时代的“近现代史”，主要是指宋、元、明三朝特别是明朝（包括晚明）的历史。他撰著的主要史学著作如《行朝录》、《弘光实录》、《明儒学案》等是对晚明史和明代学术史的总结，他编辑的卷帙最繁重、费时最长的文献资料书是《明文案》217卷、《明文海》482卷和《明史案》244卷。他编书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总结“治乱之故”，要“存一代之书”，要发掘“三百年人士之精神”。而更重要的是，黄宗羲非常明确地把“经世应务”[11]作为治史的根本指导思想。他所谓的“经世应务”，就是要吸取历史经验，为实践斗争服务。这一治学宗旨，也是值得当今学者继承和发扬的。
第三，黄宗羲的“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哲学史观与学术史观，可以启迪我们的理论思维。“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思维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既是开放性思维，又是兼容性思维，是一种科学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有人说，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只有宏观的综合而缺少微观的分析，这其实是一种偏见。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论明人讲学的特色是“茧丝牛毛，析之也精”，这难道不是分析性思维吗？他的“一本万殊”论，如果没有分析，能够把握万物之殊吗？所以，黄宗羲的辩证思维方法是深具启发性的，尤其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异质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黄宗羲思想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是其批判求实精神及其力主改革的理论勇气，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也激励着我们今天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并为当今的政治改革（如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经济改革（如使产业结构合理化、避免黄宗羲定律、使农民增收减负）、文化创新（如使西学中用、中学新用、综合创新）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尤其是作为有社会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更有必要学习和发扬黄宗羲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呼吁改革的理论勇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建设而大声疾呼，并且身体力行。
这就是黄宗羲思想的现代价值之所在！
今年恰逢梨洲先生黄宗羲逝世310周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新版《黄宗羲全集》的出版发行，温家宝总理论黄宗羲思想亲笔信的公开发表，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黄宗羲的思想与著作、探讨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现代价值是极大的鼓舞与促进。本人作为《黄宗羲全集》的执行主编和黄宗羲思想的景仰者与研究者，特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注释：
[1]引文见《留书·自序》、《明夷待访录·题辞》，分载于《黄宗羲全集》第1册、11册，第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增订版。
[2]当代学者秦晖敏锐地将黄宗羲批判历代税制变革、揭露其“积累莫返之害”弊端的思想概括为“黄宗羲定律”，受到温家宝总理的重视。秦晖文参见：《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3日《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国税务》2003年第6期《摆脱“黄宗羲定律”，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
[3]《明儒学案·自序》，载《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7册，第3页。
[4]《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叙录》，载《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7册，第197页。
[5]《明儒学案·姚江学案·王阳明传》，载《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7册，第202页。
[6]《明文案序》，载《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19页。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六。《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4、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8]谭嗣同：《仁学·仁学二》，中华书局1958年11月版，第50页。
[9]1987年我应邀访问日本，当时任职于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明清史专家小野和子教授向我出示了封面有孙中山亲笔署名“孙文”并有“赠熊本先生”题字的《原君·原臣》铅印单行本。小野教授为此曾撰专文作了考证与说明。
[10]温家宝总理论黄宗羲思想的亲笔信首先发表于《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其后《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哲学史》等报刊作了转载。
[11]关于黄宗羲的“经世应务”思想，见于黄宗羲的《补历代史表序》以及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甬上证人书院记》。文繁不具引。
原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06期
发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