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进之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政治批判、政治理想及其实现途径对刘宗周和黄宗羲的政治哲学作了系统比较，指出二人的思想都有同情人民、反对专制、憧憬美好政治的共同性，然而，刘宗周的政治主张主要着眼于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其思想基础属于儒学民本主义；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则突破了儒学的藩篱，无论是他对封建专制的批判，还是对未来社会的设计，都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辉，大大超越了老师的思想。
关键词：政治批判；政治理想；超越
刘宗周和黄宗羲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刘宗周是明代末年亦即宋明理学后期富有理论成就的儒学大师，黄宗羲则跨越了明末清初而成为极具创造开拓精神的伟大启蒙者，作为大儒真儒，刘宗周为明王朝绝粒而死，成为舍身取义的殉道者；黄宗羲则超越了传统，其人格内涵包含了更多的近代知识分子的信念和良知。刘宗周是黄宗羲的老师，黄的学术是通过对乃师思想的精深研究，拓展创新，然后一举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思想巨人的。因此，黄宗羲与刘宗周两人的思想既有传承、一致，又有若干重大差别。本文试对两人的政治哲学作一分析比较。
一、关于社会政治批判
刘宗周和黄宗羲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都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但是，刘宗周在明末社会动荡、民生蔽之际，较注重于朝政腐败、吏治废弛，尤其是崇祯帝专权自用、举措失当从而导致明王朝严重统治危机的批判；黄宗羲则在更为广阔的时空领域展开对封建专制皇权的抨击，这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渗透着历史意识和理性精神的批判。
明代末年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内乱外患交结，朝纲不振，法纪荡然，一片衰败之象，可以说明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如何正确认识、客观评价当时的政治现实，是能否挽救明王朝危亡的认知基础。作为一个士大夫学者，刘宗周不是空言粉饰太平，而是据实向朝廷反映情况，严厉斥责种种弊政乱政。
刘宗周一再揭露了在明王朝黑暗统治下千里赤地，饿殍遍野，人民生存无望，挺而走险的惨象。他说：“民穷至今日甚矣。臣乡于江南，颇乐土。而今年春，犹有杀其子以食者”。〔1〕“民生至今日尚忍言乎！一死于寇；再死于兵，三死于岁，四死于贪官污吏，五复死于廷遣之督促，为竭泽之鱼。”〔2〕刘宗周指出，百姓无法存活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是朝廷的追饷以及贪官污吏所设的层层加派。“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项不足继之以科派，罚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旱灾伤一切不问。……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势且驱而为盗，转而沦于死亡。”〔3〕腐败吏治是人民遭殃的首要原因，“最为民厉者，无如贪官污吏。”〔4〕明末官僚队伍已经腐败至极，不可收拾，而官吏已成为公开的寇盗劫贼。“京官诛求，郡吏、县令掊克小民，催科日巧，听断日滥。无所不至，真白昼为盗也。”〔5〕在贪官污吏的驱使下，百姓无路可走，不是转死沟壑，就是沦为盗贼（即参加农民起义军）。“一旦有事，可献城则献城，可从贼则甘心从贼。计不反顾也。”〔6〕刘宗周在这里可以说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刻画得入木三分。
吏治败坏集中表现为整个官僚队伍纪纲荡然、道德堕落。首先，朋党相争，门户壁立，彼此倾轧，使朝政大起大落。阉官干政，动辄以攻讦东林为事。“人才消于党论。”其次，吏书秉政，上蒙下欺，刻剥百姓。“有司听吏书为政，其为民害尤甚”，征敛之数“归之官者十之二三，归之吏书者十之六七。”〔7〕再次，仕风颓废，追名逐利，廉耻斫丧。“人人知有利禄而不知有廉耻，如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8〕刘宗周指出，吏治败坏的严重恶果是人心焕散，君臣相背，以致内外攻讦，百事不理。他说：“今日之习俗深有可虑者，……上之情愈见其乖，而下之情日趋于同，宇宙之元气由此渐散矣。”〔9〕
刘宗周认为，民生蔽，吏治腐败，与崇祯皇帝举措失当，用人不明，独断专权密切相关。他屡次对崇祯的政治举措提出不客气的批评指责，其内容如下：
第一，崇祯皇帝将权力过分集中到自己身上，不利于发挥群臣参政的主动性积极性。刘宗周指出，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一切由皇帝独断，非但无益于时政，却更容易造成大臣们懈怠推逶、阳奉阴违等恶习。他说：“独任之不已，势必至于急持；急持之不已，势必至于阴匿。阴而匿之，人反得窥吾意；急而持之，人反得以伺吾缓究。且假借之途反出，而人主至一之大权四裂而不可收。”〔10〕由于皇帝大小事情由己独断，势必造成疏于考察而急于裁断，急于裁断又导致人们隐瞒事实真相，从而臣下窥伺，假借种种弊端由此而生，朝廷的权力反而得不到应有的集中与统一。刘宗周认为，只有适当的权力分散，才能正确的集中，也才能调动职司臣工的积极性。相反，皇帝一味独断专行，只会造成君臣相隔，君权虚悬。
第二，崇尚刑名，以重典驭政必然使群臣救过不及，畏罪饰非，使人心焕散。刘崇周说：“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遂使在事诸臣，相率以畏罪饰非为事，不肯尽心职业。”〔11〕崇祯用人，轻于进退，往往小过而重责之，甚至轻信敌人谣言，杀戳大将重臣，使百官、将士无不提心吊胆，举手投足翼翼小心。在此种情势下，也就没有人能从长计议，尽职尽心，更不敢披肝沥胆进谏忠言，于是天下事日趋败坏。宗周的批评实可谓一针见血。
第三，目空一切，刚愎独断，师心自用是崇祯为人、行事、性格作风的致命弱点，而这又与明末乱政密切相关。刘宗周写道：“主术之病三：一曰自用，二曰自是，三曰自满。”“愎之一字最难治，起于意，遂于必，流于固而成于我也。”〔13〕正是如此，崇祯皇帝自以为掌握了权力就等于掌握了真理，他拒绝纳谏，将大臣视作妾妇奴仆，一意孤行，最后导致明王朝的迅速败亡。“十五年来，皇上处分未当，至有今日败局。”〔13〕刘宗周之言不无根据。
综上所述，刘宗周从民生、吏治、君政等各个方面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进行全面的揭露、批评和总结，尤其对崇祯皇帝的倒行逆施作了大胆指斥，说明他的政治意识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觉醒，客观上具有反对皇帝专权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说，刘宗周的批判停留在经验性的事实的描绘和现象的归纳，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同时，他批判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这些使刘宗周的批判不能不带有自身的局限。
黄宗羲不仅继承了刘宗周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想，而且由于他亲历了明王朝灭亡，抗清武装斗争的失败及清统治的确立等重大事件，从而将批判上升到历史理性的水准。黄宗羲的政治意识觉醒和人性自觉意识觉醒，使他能够在中国思想史上破天荒地将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置于批判对象的地位，从而使他的政治批判远远超过他的老师而颇具民主启蒙色彩。
首先，黄宗羲对“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提出质疑。黄宗羲认为，君王的全部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公利除公害，保障天下人“自私”“自利”的福祉。君王履行此种职责，必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但是，后世人君离开了这一为君宗旨，“以为天下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14〕家天下的本质是将天下视为一家一姓的产业，家天下也即是私天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15〕私天下的制度全面地颠倒了天下与一姓、万民与君王的关系。“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16〕这种君主与天下的主客地位的颠倒又导致了统治者与人民关系的全面紧张和恶化，其发展结果则是君主的被推翻和王朝的灭亡。黄宗羲说：“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讐，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摄缄滕，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17〕因此，以私天下为实质的君主专制制度就不能不是一种必须废弃的罪恶制度。
其次，黄宗羲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法理法统作了彻底的批判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要害在于：它全部是为私天下的目的而设立的。黄宗羲说：“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18〕这样的法必然要把臣民作为防范对象，本质上是敌视人民的。“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19〕正是由于私天下之法只为一家一姓之王权祚命而设，因而也就无法阻止别人对王权祚命的争夺觊，这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曰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20〕由于封建专制君主之法本质上是出于利欲之私，所以无论是法的创立者，守成者、败坏者都是损害天下万民的蠹虫，并无上下高低之分。“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立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21〕由此，黄宗羲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封建专制的法理、法统、法制的存在合理性。
从上分析看出，刘宗周较为注重明末腐败政治的批判，并将此种败政的原因归咎于崇祯的政治措施，其批判锋芒指向皇帝个人；而黄宗羲则将刘的批判的个别性上升到一种理性的普遍性，也即展开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并将社会黑暗，人民苦难的根源归结为罪恶的封建制度，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皇帝一切行为不是偶然的、独立的，它的真正基础乃是封建专制制度。刘宗周政治批判的思想基础是儒学的民本主义和伦理价值，黄宗羲虽以托古改制为旗帜，其本质却属于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念，从而突破了儒学思想的藩篱。
二、关于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
刘宗周和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既有继承、统一，又有重要的区别、差异。
刘宗周针对明末政治现状，要求进行切实的政治变革，以挽救明王朝的严重危机，建立“王者以天下为家”的理想政治。他的政治主张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朝廷要改变竭泽而渔的政策，缓和与天下百姓的紧张关系，使人民重新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刘宗周说：“今天下疮痍未起，流亡未集，民少而贼多，官增设而事愈坏。今但缓得一分催科，便减一分盗贼，省得一分差遣，便息一分骚扰。”〔22〕刘宗周认为，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蜂起，其根源乃是朝迁竭泽而渔的苛政所致。因此，要缓和阶级矛盾，必须从缓征、减征、罢征辽饷、练饷等重税开始。同时要大力恢复生产，招集流亡，收抚人心，使社会逐步走向长治久安。对于起义农民，刘宗周极力主张招抚之策。“言招抚不论远乡近籍，但有投诚向化者，即与一体抚养，编入保甲之中。老者养之，幼者恤之，鳏寡者配偶之，而其武悍者即隶之行伍以用之。仍各还其生理，生理未复，不妨永免差徭，以坚其归附之心。”〔23〕刘宗周指出，那些铤而走险的起义农民，本来就是朝廷赤子，只要采取改剿为抚给生路的政策，他们仍能够归顺朝廷。刘的这些主张虽然出于维护明王朝统治的目的，却充满对人民的同情和体恤。
第二，废黜诏狱、廷杖、厂卫等弊政，反对皇帝个人专权，建立有序、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刘宗周认为，要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必须重新确立有序的政治秩序，严肃纲纪律令，整顿官吏队伍，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改变皇帝滥用权力的弊政。针对崇祯的刚愎自用，刘宗周谏道：“陛下所以焦心劳思而不辞者，……诸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陛下耳目有时而壅矣；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陛下之意见有时而移矣。”〔24〕皇帝专断自用，不能发挥群臣的聪明才智，适足以造成政情壅塞之蔽。因此，刘宗周主张，要让人发表意见，是非不能定于皇帝一人，“以天下之是非为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聪明为大聪明，广开言路，合众论之用，建用中之极。”〔25〕“今日天下第一义，在皇上开诚布公，先豁疑关，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26〕以天下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天下人之好恶为好恶，刘的这些要求已包含民主思想之端倪，且不无否定皇权专制之意义。
诏狱、廷杖、厂卫是明代皇帝赖以维持专制的工具，极为惨酷无道。刘宗周一再上折，竭力主张废除此类弊政，以至与皇帝发生激烈争执。刘宗周提出，要建立有序、和谐的政治环境和运行机制，就必须改变崇祯以重典刑名绳天下的办法，而应施行仁德宽大之政。他指责崇祯“以重典绳臣下，逆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又因及一切诖误者，重者以杖死，轻者以谪去，纷纷狼籍，朝署中半染赭衣。”〔27〕滥施刑罚的结果是朝臣人人自危，更达不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刘宗周主张恢复先秦儒家倡导的仁政王道，以“无为”“宽大”“忠厚”作为用政的原则，以收拾天下人心。“法尧舜之恭己无为，以简要出政令；法尧舜之舍己从人，以宽大养人才；法尧舜之从欲而治，以忠厚培国脉；……。”〔28〕在施行仁德宽大之政的同时，也要以纲纪律令整肃官民上下，严厉制裁贪官污吏以及兵败赎职的无能将领，依法办事。如此，才能建立既宽松和谐又严整有序的政治秩序和运行机制。
第三，躬行圣教，崇尚儒学，建立“王者以天下为家”的理想政治。刘宗周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虽然没有超越儒家思想的范畴，但是他特别强调和发挥了儒学中的原始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思想，由此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中极具人民性的光辉一面。他不仅提出了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的观点，而且也强调“立政为民”的思想。“立政凡以为民耳。食以养民，兵以卫民，信以教民。而先王之道不外是矣。”〔29〕然而，刘宗周认为儒家的仁义王道仍然是挽救明王朝危机的根本，提出朝廷用政必须摒弃功利，崇尚儒学，要“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效”，崇祯要以“尧舜之心”君临天下，“陛下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30〕把能否治好天下系于皇帝一人之心，恰正是刘宗周理学唯心主义在政治上的反映。
刘宗周认为，社会政治的理想状态是“王者以天下为家”。“王者之政”是“既以身托天下，则必以情洽天下，而后合天下以成其王。”作为有道的统治者应该达到己身与天下万民的统一，一方面，如慈母爱子般呵护天下，另方面又以严父教子般整肃天下。对待天下“大小相制”“强弱相倾”“熙熙攘攘，莫知其极”等等混乱、矛盾状态，王者要以道德、法律、政治等措施统驭之，使天下万民安居乐业，勿使受动乱骚扰之苦。因此，天下万民与君主不可须臾分离，他们是利害相关，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是为一家。“其用天下若天之合，义之属，皆我所联络，而家有其具；其享天下若辐之臻，鳞之附，皆我辖制，而家洽其情；是以情洽天下而更无夭札疵疠之虞。即以身托天下而共成其安富尊荣之业，王者至是而斯天下为家矣。”〔31〕但是，后世君主不懂得“王者应以天下为家”的道理，他们恣意妄为，纵情享受，不以百姓为念，从而走向了问题的反面。“世主不见其聚者同者之为家，而执其涣者异者之为天下，于是始则溺其情，继则偏其情，又继则纵其情，而斯不能合天下以用其情。”〔32〕专制君主溺于私情，背离了天下万民的利益。“筀楚之日烦而曰白骨委于原野，征敛之无艺而府库虚于外藏，雕墙峻宇以为观而苫盖绝于闾阎；鸿集泽中，燕归春树，天下煢煢然始失其为家。而卒亦掉臂一呼，斩木揭竿，即人主自谓金城千里，子孙万世为业焉，而忽已无家矣。”〔33〕君主肆意敲扑天下，导致统治阶级与百姓的矛盾全面激化，饥饿农民斩木揭竿，纷纷起义，专制君主终不免于家破身亡，“不得吾家，亦不得吾身”。〔34〕刘宗周虽然以家国一体的传统儒学思想构建了“王者之治”的理想政治，但他没有落入“大同”“小康”等抽象概念的窠臼，而是依据历史事实辩证地分析了君主与人民，王权与天下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历史上一切王朝的灭亡都是统治阶级肆意剥削、压迫天下万民的结果，其中包含着对历史经验、历史规律的深刻总结，这些无疑对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
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正是汲取了乃师上述富有人民性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黄宗羲汲取了宗周立政为民、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进一步揭示了“公天下”的政治理想。“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35〕从而把刘宗周“王者之政情洽天下”，即君主与天下互相统一、互相制衡的关系，转变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客关系，突出强调了／天下万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其次，黄宗羲以“公天下”的原则规范一切社会政治法律关系。他说：“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36〕政治和法律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万民生存、教育、伦理秩序来提出和制订的，所以，法是“藏天下于天下者也”。〔37〕再次，“公天下”还要求君主与臣民的地位和权利必须是平等的。“夫治天下犹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木之人也。”〔38〕大臣并不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而是与君主共同担负着治理天下的职责。“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39〕
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对老师的思想虽有继承与一致的一面，但由于他的政治理想突破了儒学的范畴，因而对乃师思想的许多方面不能不有抵牾，有的甚至截然不同，下试举二例。例一，刘宗周以严父慈母比喻君主与臣民的关系，黄宗羲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他说：“或曰：‘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40〕父子一气与君臣从天下而立名完全是两回事，不能互相类比，混为一谈。
例二，刘宗周绝粒而死，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言“君亲之念重耳”。反映了他那种绝对忠君思想和对崇祯感恩戴德的心情。他说：“古人一饭之德必酬。我一穷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41〕黄宗羲却对此作了全新的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之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42〕看起来似乎是先秦儒家“从道不从君”思想的回归，然而从“公天下”的政治理想观之，恰反映了黄宗羲要求君臣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民主意识和人格独立意识，从而大大超越了刘宗周的忠君思想。
在基本政治主张和政治措施方面，黄宗羲总结明亡的教训，强调以“公天下”的原则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形式。他的政治措施包括：第一，适当扩大相权以限制君权。刘宗周主张朝廷议事的程序化，反对厂卫的特务政治，反对以诏狱、廷杖责罚大臣，实包含限制君权之意。黄宗羲则强调以相权制约君权。他认为君主与大臣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者，分身之君也”。〔43〕宰相之职必须选择贤者担任，目的是为了弥补天子传子制度之不足。“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44〕因此，宰相在朝廷中须发挥重要作用，和君主、其他执事大臣一起担当议政决策的职责，避免君主事事独断，以及宦官利用君主独断而上下其手。“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45〕
第二，以学校为政治、舆论、养士之中心。黄宗羲总结了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士大夫反对阉党的历史，强调学校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他认为，学校固然是养士的场所，但这远远不够，学校还应具有议论朝廷政治的功能。“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是非于学校”。〔46〕黄的观点显然受到刘宗周“以天下之是非为真是非”提法的启发，但黄的主张更为具体也更具操作性。“公其是非于学校”目的是为了限制君主的自以为是和独擅专制，“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则“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47〕同时，学校还具有教育官吏、监督官吏等等功能。这样，黄宗羲所言的学校已成为议政参政、监察官吏、限制君权等具有多方面作用的重要场所。
当然，如何保证“公天下”的原则的实施，黄宗羲提出的上述政治措施是远远不够完备的。
综上所述，刘宗周和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既有一致亦有区别。我们认为，黄宗羲具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的提出，以及他所取得的杰出理论成就，是与他对老师的研究借鉴、学习汲取密切关联的，诚如黄垕炳所言：“公从其家（指刘家）搜得遗书，乃大阐其传，而公之学问才思复足以通畅之”。〔48〕同时，黄宗羲对老师的思想又绝对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汲收精华，去除糟粕，有所继承，更有否定与超越，从而臻于更高的思想理论境界。黄宗羲的此种治学态度和精神对后人不无深刻启发。通过刘宗周和黄宗羲政治思想比较，我们还可以由此进一步探讨明清之际思想演变的轨迹，以及浙东史学的发展、学派的形成过程，从中寻求合乎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
注释：
〔1〕〔24〕《刘子全书》卷十七《徵臣草莽有怀谘诹所及入告圣明疏》下同书只注卷数
〔2〕卷十七《圣德已开治象皇衷尤切时艰敢抒恭慰之忱少效涓埃之献疏》
〔3〕卷十五《面恩陈谢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
〔4〕〔11〕〔13〕〔25〕〔26〕〔27〕〔28〕〔30〕〔41〕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全集第一册第220页，第222页、223页，第236页，第216页，第230页，第236页，第220页，第224页，第230页，第248页。
〔5〕〔29〕卷三十《论语学案》
〔6〕卷十七《敬循职掌条例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
〔7〕卷二十七《题勤王纪略》
〔8〕卷十六《徵臣顶戴明伦恭申对扬之忱以图报称疏》
〔9〕〔10〕卷二十五《策》
〔12〕卷十《学言上》
〔14〕〔15〕〔16〕〔17〕〔18〕〔19〕〔20〕〔21〕黄宗羲《原君》全集第一册第2页，第3页，第6页，第7页
〔23〕卷十七《徵臣恭承大对一时未展愚衷谨补牍以祈圣鉴疏》
〔31〕〔32〕33〔34〕卷二十五《王者以天下为家》
〔35〕〔38〕〔39〕〔40〕〔42〕黄宗羲《原臣》全集第一册第5页，第4页
〔36〕〔37〕黄宗羲《原法》全集第一册第6页
〔43〕〔44〕〔45〕黄宗羲《置相》全集第一册第8页，第9页
〔46〕〔47〕黄宗羲《学校》全集第一册第10页
〔48〕黄垕炳《黄梨洲先生年谱》
原载《宁波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04期
发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