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或许是因国内学术界重视宏观研究的缘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的部分博士生以初唐或中晚唐文学的发展为论文选题，几乎成为一种固定
的思路。这种分段论法在八十年代前期是比较新鲜的，后来一届接一届做
下去，便只能在反复总结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加发挥，结果是间有小
突破而不易有大创获。吴相洲君的论文选题依然顺此定势。此时中唐诗文
的研究已全面铺开，有了长足的进展。要想超越前人，难度就更大。於
是，摆在相洲君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人所共见的材料和习惯性的研
究框架之中，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他的聪明，在於没有像以往选择同类
题目的论文作者那样，将当前已有研究成果归纳、整理、分门别类，然后
面面俱到地阐述文学发展的特徵和原因。因为这样做必然只能产生综述性
的文章。即使有所创新，也被淹没在他人的成果中，几乎看不出自己的面
目了。他只是选择了自己体会较深的几个切入点，从士人的行人风范、思
想性格、精神境界、构思方式这几方面，分析了盛唐至中唐诗风演变的原
因，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诚然，这些视角也许并不新鲜，但相洲
君的长处是能凭著一种敏锐的感悟，将人们常常论及的问题归纳到某一个
新的透视点上。例如关於盛唐文人希望“为君辅弼”的大志，在论述唐诗
的著作中已谈得很多。相洲君把盛唐文人在这方面的种种表现总结为以帝
王师自居的行为风范，确切而又新颖。在找到这个透视点以后，再分析这
种行为风范在安史之乱后消失的原因，便抓住了士风演变的主线，犹如提
纲挈领，免去了许多枝蔓。又如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的差别，也是八十年
代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关论著各抒己见，精采纷呈，似乎很少有
空白遗留。相洲君注意到这两派士人在人生态度上一求凡俗，一求入圣的
两种对立的倾向，并著重论述了从萧颖士、元结到韩愈一派士人以圣人自
许，树立名节，在矫世抗俗方面的共同特点，也是颇见悟性的创获。

  当然，论文中也有些观点并非相洲君之新创，但因作了集中而系统的研
究，所论也就较前人更为深入细致。例如“兴会”作为盛唐诗歌创作的重
要特徵，虽然也常被学者提及，但因为这是一个处於创作和批评的夹缝中
的问题，只有从作品出发上升到理论，才有可能谈透，所以近年来少见这
方面的力作。相洲君从创作的构思方式著眼，著力探讨了从南朝到盛唐，
诗人对“兴会”的认识趋於自觉的过程，以及“兴会”从盛唐到中唐的变
化；并由此种变化联系到中唐另一个重要的创作理论问题，指出韩孟诗派
强调“思”和“意”的作用，是导致其诗歌风貌与强调“兴会”的盛唐诗
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也很有见地。此外，研究初盛唐人的风雅观，虽是
我较早提出的课题，但我对中唐风雅观的演变，只是大致勾勒了一个轮
廓。相洲君则对中唐前期不同的风雅观作了细致的梳理，分阶段描绘出风
雅观逐渐演变的过程，切实中肯地分析了元白的“格力”、“骨格”说，
以及元白、韩孟对哀怨文学的肯定，从而进一步充实了这一课题的研究。

  吴相洲君之所以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前进和突破，最根本的原因是从研
读原始资料入手，而不是从归纳前人成果出发。本文中较大的创获是论述
中唐古文运动与儒学思潮的关系。有关研究自八十年代以来已经比较深
入。但从肃宗到德宗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仍不甚清晰。吴相洲君著眼於
这一时期对儒述现实意义的认识发展过程，细致分析了从肃宗冷谈儒术到
代宗提倡儒术，至德宗时复兴儒术的阶段性特点、陆贽所起的作用、刘知
几学派和古文学家的承传关系，对於古文运动的背景作了更细入的发掘。
“文以明道”的观念是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本文把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
分成“从缘饰到明道”、“从礼乐到道德”这两个过程。“从礼乐到道
德”这一过程我已在几篇文章中论及，而对前一个过程则未曾注意，亦未
见同行论列。本文的论述使古文明道的内涵得到了更明确的阐发。由此可
见，治学难以独辟蹊径、开拓课题为上，但顺著前人思路挖掘，也会获得
丰收。前提是必须立足於原始资料，善於发现前人研究遗留的空白和薄弱
环节。

  吴相洲君早年在内蒙古大学汉语系攻读硕士学位，曾随我进修一年。从
任教於大连大学中文系，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多年来笔耕不辍，而不
满足於已有之杂著，仍思继续深造。１９９２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师从陈
贻焮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第三年因陈先生赴美讲学，博士论文由我指导，
故深知其写作之甘苦。今论文即将付梓，更喜其耕耘之有成。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