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的唐诗研究

唐诗于18世纪流传到法国。18世纪下半叶，巴黎出版了一种多卷本的汉学著作《北京耶稣会士杂记》，该书第五卷就刊有介绍李白、杜甫的文章，这可能是法国最早介绍唐代诗人的文字。但由于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着重儒家经典，忽略中国纯文学的研究，因而除榜列“五经”之首的《诗经》之外，当时介绍到法国的唐诗并不多。对中国文学表现浓厚兴趣，并开始对唐诗作系统介绍的是19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埃尔维·圣·德尼侯爵（1823～1892），他于1862年完成的《唐诗》一书，是欧洲汉学界介绍中国唐诗的先驱译著之一。这部译著，根据唐诗集中、日文版《唐诗和解》、《唐诗和选详解》、《李太白文集》、《杜甫全集详注》，选择了李白、杜甫、陈子昂、高适、王维、白居易、孟浩然、韦应物、王昌龄、李商隐等35位诗人97首诗，每个重要诗人都附有简介，每首诗后都有详细注释。圣·德尼侯爵所译唐诗，力求“透彻理解诗句所展现的形象和意境，尽力抓住主要特点，保留它的感染力和色彩”，“着意于这些原诗的整体画面”的再现，因此，这部译著达到了较高水平，直至1977年再版时，出版者还称它是一部“主要的、最好的中国诗歌的法文译著”。这部《唐诗》附有译者写的一篇题为《中国诗歌艺术和诗律学》的长篇导言，这是法国学者研究中国古选（唐诗）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译者在这篇导言中详细考察了中国诗歌艺术从《诗经》到《唐诗》所经历的变化、发展，探讨了中国古诗的内部规律，并对这一艺术的巅峰唐诗作了如下的高度评价：“孔夫子故土的诗人们像凯撒帝国的诗人一样，也有自己伟大的时代……这就是唐朝，就是杜甫、王维和李白生活的时代。这几位享有的盛名超过贺拉斯和维吉尔。他们的诗是汉语这一活语言的瑰宝，就是中国的山村僻野都名声赫赫。”此书曾流行一时，对推动中、法诗歌交流产生过积极影响。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戈蒂耶和马拉美都从中受到启迪，写出了一些充满中国情调的“中国诗篇”。戈蒂耶还给女儿朱迪特·戈蒂耶请了一位中国人教她中文，共同译出了一本名为《玉笛》的中国诗集。

20世纪法国对中国唐诗的介绍和研究，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曾寓居中国达12年之久的法国大诗人保尔·克洛岱（1868～1965），从20年代起，就先后翻译了中国古典诗词40来首，其中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柳宗元的《江雪》等，他的译诗往往抓住原诗的某个中心思想加以生发、创造，因而移植与原作有些“变形”，但也不乏佳句，多数译作大致保持了原作精神，进一步推动了中、法诗歌的“对话”。30年代我国留法学者梁宗岱、徐仲年、罗大冈等曾翻译、介绍过不少唐诗，为推进唐诗在法国进一步流传、促进中法文学交流作出了贡献。梁宗岱曾译过王维的诗，深得罗曼·罗兰的好评。徐仲年曾以《李太白的时代、生平和著作》为题在里昂大学通过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里昂大学杂志》上发表了《白居易研究》，在法国的《水星》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诗人杜甫》，在《交流》上发表了《李白诗》、《杜甫诗》等诗歌译作和文章，这些译著在法国研究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罗大冈先生在留法和瑞士期间，奉献出了两本著作：《唐诗百首》（1942年初版，1947年再版），《首先是人，然后是诗人》（1948年版）。前者翻译了唐诗百首名作，是上世纪圣·德尼侯爵的《唐诗》选译的一种补充，后者译介了中国古代诗坛7位大家，除屈原、陶潜和李清照外，唐代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这两本书在法国汉学界极享盛名。

本世纪下半叶，在法国知名汉学家保尔·戴密微的带领下，法国的唐诗研究有了更大发展，许多唐代名家名篇被一再重复地翻译、转述，多者竟达五次之多（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关唐诗的译著和论著竟相问世。如1962年出版的由保尔·戴密微主编的《中国古诗选》中，单唐朝就选译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0多位诗人，106首诗词，1968年出版的程纪贤先生的《唐代诗人张若虚诗歌的结构分析》是法国研究唐代诗人的第一本专论。 1977年，法国又有两本唐诗论著出版，一是程纪贤先生的《中国诗语言》，一是雅热的《唐代诗人及其环境》。前者就唐诗艺术作了出色的分析，同时译介了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等37位诗人的122首诗词；后者除对唐诗作了总的介绍外，着重介绍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韩愈等几个主要诗人。1982年，保尔·戴密微先生的《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出版。这是译者直接根据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卷子精心整理译述出来的。从时间上讲，早于我国首次出版的《王梵志诗选》。1983年出版的保尔·雅各布的《唐诗》译本，选译了李白、杜甫等38位诗人152首诗。1984年巴黎阿尔央出版社出版了李商隐、李白诗选。1985年法国先后出版两种寒山诗译本，一本书名为《寒山》，译寒山诗108首；另一本书名为《云游四方的诗人》，译寒山诗331首。仅此所举，唐诗在法国被译介盛况便可见一斑。

本世纪法国研究者对唐诗的内容和艺术特点都进行了深入然的潮流、友谊的潮流、人道主义潮流和中国人的享乐主义潮流（保尔·雅各布《唐诗·序》）。在艺术上，法国人特别看重唐诗运用象征手法创造形象的特点，认为象征是中国诗歌的生命线，“犹如心脏之于躯体”，“没有象征，诗歌就将失去力量”（保尔·雅各布《唐诗·序》）。经过悉心探究，他们列举了唐诗中常用的象征形象：龙象征皇上最高权力，凤凰象征皇上的德行，麒麟是长治久安的象征，猿声是旅人离分时的伤感的表现，鹤是永生的化身，蝙蝠跟西方相反，则代表着幸福，鸳鸯是爱情的象征，大雁给分离的情人带来消息，知了象征复活之后便是死亡，梧桐常在描写秋天的诗中出现，杨柳表示别离，兰花是纯洁的象征，牡丹是富贵的标志，等等（雅热《唐代诗人及其环境》），因而对中国古诗（唐诗）丰富的象征意蕴十分欣赏。在研究方法上，法国研究者也有新的突破。有的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对唐诗进行考析，如胡若诗女士的博士论文《唐诗中的镜子与1540～1715年间的法国诗》，从文化视角，对唐诗中“镜子”的象征作了一番深入细致的透视，并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对中法诗歌中的“镜子”的喻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有独到见解。有的运用统计的方法对唐诗流派深入探究，如吴德朋教授的《李商隐诗歌中的短标题》一文，将李商隐诗中的短标题进行统计）与李白、杜甫、王维、韩愈、张籍诗中的同类诗加以比较，发现李商隐与杜甫明显的相似之处，从而看出杜甫对李商隐的影响。有的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对唐诗的艺术奥秘进行洞幽烛微的探究，如程纪贤先生的《张若虚的诗歌结构分析》和《中国诗语言》，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法兰西民族是个勇于探索、热爱诗歌的伟大民族，他们对中国古诗，特别是唐诗充满着不衰的探索热情，就是在今天，中国新文学愈来愈成为西方注目的重心，但唐诗仍然是法国许多汉 学家致力研究的课题，有的老学者如吴德明先生，在退休之后仍在精心建构自己的重头著作《李商隐研究》。几年之前，在巴黎市长的倡导下，巴黎曾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中国诗人作品表演会。这都表明：法国人对中国唐诗始终保持着一种深厚执着的热情，对其艺术奥秘的探究，还要长久地继续下去。

二、俄苏的唐诗研究

俄国对唐诗的译介始于19世纪，1874年在彼得堡出版了王勃《滕王阁序》的俄译本。1880年瓦·巴·瓦西里耶夫（1818～1900）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中盛赞中国古诗的繁荣时，首先向俄国读者介绍唐代大诗人的名字，他写道：“如果我们（俄国人）知道并且高度评价普希金、莱蒙托夫、科里左夫的短诗，那么中国人在绵绵两千年里出现的诗人，像普希金等那样的诗就有成千上万……这里仅举出司马相如、杜甫、李大白、苏东坡等就够了。”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对司空图的《诗品》作了多年研究，写成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论诗的长诗：司空图（837～908）的<诗品>》，1916年在彼得堡作为专著出版。这是俄国第一部研究唐诗的巨著，作者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诗品》的内容和成就，尤其赞赏《诗品》的诗歌风格论和意境说，并以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唐代诗人的创作为例证，加以阐释和论述。

苏联对唐诗的翻译是比较充分的。十月革命后，阿列克谢耶夫倡议对中国诗歌进行研究，并在1920年提出一个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宏大规划。

唐诗俄译本在苏联最流行的有两种，一种是195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由费德林编选并写有一篇长序，亚历山大罗夫、马尔科娃、巴斯曼诺夫等15人译；另一种是195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集》第二卷（唐诗），由郭沫若和费德林编选。两书的出版者均为国家文学出版社，印数均为35000册。这两种选集入选的诗人多，是反映面最广的唐诗俄译本。前一种选入58位诗人的181首诗。其中李白选18首，杜甫选20首，白居易选18首，王维选17首，选三四至七八首的有孟浩然、刘长卿、岑参、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元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选一二首的有王绩、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沈佺期、贺知章、王翰、崔国辅、李颀、王湾、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常建、李嘉祐、钱起、张继、顾况、戴叔伦、张志和、孟郊、韩愈、王建、李贺、李绅、曹邺、皇甫松、聂夷中、杜荀鹤、牛希济等。后一种在前一种的基础上略有增删，增加张若虚、陈子昂、张九龄、皮日休等，扩大为62位诗人的202首诗。

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所选译的《杜甫抒情诗集》，出版于1967年。在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唐朝大诗人的选译本有吉托维奇译《李白抒情诗选》（1956年、1959年两种）及《杜甫抒情诗集》（1967年），吉托维奇和苏霍鲁科夫各译一种《王维诗集》（分别为1959年、1979年），还有《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歌三百首）》（1960年），白居易的选集多达六种（均费德林译），它们是《白居易绝句集》三种（1946年、1949年、1951年）。

《白居易诗集》（1958年、1978年两种）和《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年）。1949年出版的费德林的《白居易绝句集》，是一本研究兼翻译的著作。唐代诗人被苏联汉学家研究并写成专著的，除司空图、白居易外，还有李白、杜甫和王维。女汉学家费什曼在1941年完成了副博士学位论文《欧洲对李白的学术研究》，1958年她又写出专论《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谢列布里亚科夫的专著《杜甫评传》，出版于1958年。据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概括，苏联研究杜诗的成就在于“确认了杜甫创作的主要思想倾向和高度评价诗人在发展文化中的作用”。出版于1984年的达格丹诺夫的专著 《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比较全面地论析了王维的生平与创作，同时抓住王维同禅佛的关系这条线索，作了重点评述。达格丹诺夫还从同样的角度研究白居易等诗人，并写出一系列有关的论文。

苏联当代研究者对唐诗成就的论述，以费德林最具代表性。他在1972年纪念白居易诞生一千二百周年的文章中说：继陶渊明之后，“唐代诗人陈子昂也反对旧的形式和题材，克服矫揉造作晦涩难懂的诗风，主张恢复三国时期曹植、阮籍的诗风和韵律规则。随着诗歌题材的进一步扩大，诗歌的形式也更加丰富。8世纪便出现了当时最杰出的风景诗巨匠、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时期“最大的诗人李白在绝句和七律上己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并对以后数百年的诗歌发展发生巨大的影响”。安禄山之乱导致唐朝衰落以后，“旧的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和新的诗歌的创始人杜甫……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老百姓利益的深切关怀和对孤苦无告者遭遇的同情”这种“人道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