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史上的初唐时期，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开始，大约至713年玄
宗即位时。初唐诗歌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它只是结束了漫长的
宫廷时代，缓慢地过渡到新的盛唐风格。世纪的变化中心。“宫廷诗”在
这里特指南朝后期、隋及初唐宫廷的诗。虽然在此前后，宫廷中也作诗，
但只是在5世纪后期及6、7世纪，宫廷才真正成为诗歌活动的中心。在这一
时期里，不但写于各种宫廷场合的诗在现存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就是那
些写于宫廷外部的诗，鲜明的”宫廷风格”也占了上风。

  到了7世纪前半叶，宫廷风格日益变得矫揉造作、僵化刻板；强烈的对立
倾向得到了发展，或修正宫廷风格，或寻觅替代的诗风。随着诗人们越出
宫廷诗严格控制的主题和题材，诗歌的范围开始扩大。此外，宫廷诗修饰
技巧对创作过程的严格控制也减轻了．通过这些变化，加上其他一些方
式，7世纪后期、8世纪初期的诗人在保留旧诗歌许多优点的同时，获得了
新的自由。

  文学自由应该从反面加以解释：本来就存在标准与惯例的背景，作为诗
人突破的对象，从7世纪后期起，宫廷诗的各种惯例开始发挥这样的功用：
形成诗歌的期待群，成为优秀诗人得心应手的表达工具。8世纪中期的诗
歌，即盛唐诗，经常被描绘成“直率”、”自然”。这些特性从来不是文
学的本性，盛唐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性，是由于有7世纪诗歌的衬托。

  这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些标准与惯例，以及初唐诗人如何突破它们，如何
学会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虽然这里的研究局限于初唐诗，但是这
些同样的标准与惯例也形成了8、9世纪诗歌的隐蔽背景。8、9世纪的诗人
甚至比初唐后期的诗人更善于运用这些惯例与传统。尽管他们不喜欢初唐
诗，赞美宫廷诗时代之前的”古风，然而在实践上，他们依靠的仍然是发
展于7世纪的处理法则。

  8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与日本，
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现存的论著主要是关于个别诗人或声律
发展的研究，较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通常只限于评价这一时期的重要诗
人，阐述初唐诗风与南朝诗风的关系。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
的、整体的探讨，追溯此时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

  
  这里的研究略去了最有趣的两个诗集，至少是其中写于初唐的部分，即
寒山与王梵志的集子。这一删略是很可惜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的
作品离开诗歌传统的主流太远，而且在系牟及真伪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
果探讨这些问题，势必会分散对这一时期实际的文学史问题的注意力。此
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作品曾为当时的都城诗人所了解，另一位诗人
王绩的作品，表面上看与寒山、王梵志的作品相似，却包括在这本书里，
这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对宫廷诗传统的自觉反抗。我还将刘希夷和张若
虚忽略不计，他们的作品完全属于8世纪初期，却经常被误认为初唐诗人。

  这里需要说明书中正文及译文的一些凡例。由于量度在诗歌中难得被精
确运用，所以我随意地以英制不精确地代替汉制，例如将“一里”译戍”
“一英里”。我保留了中国人计算年龄的方法，即婴儿一出生就是一岁，
我还把中国的阴历纪年换算成大致的西历纪年，例如景隆三年十二月，若
精确地换算，已经进入710年，却仍然称为709年。

  与任何试图包括大量资料的著作一样，我尽力保持最低限度的注释。对
于诗中的典故出处，只有在属于讨论范围，或必须了解诗歌字页的意思
时，才加以解释。中国诗歌的本文往往是折衷的，其中那些夹有评注的本
文很有用，如陈子昂诗歌的评注，我就采用了不少，《文苑英华》所录经
常是现存唯一的、最早的本文，但《文苑英华》的质量众所周知是很粗劣
的。在没有其他合用的早期版本的情况下，我就拿《文苑英华》的异文与
《全唐诗》相校，除非《全唐诗》纠正了明显的谬误。我所引用的本文，
往往综合了数种原始资料。除了出现特别的问题，这里将不讨论各种异
文。为了方便那些需要查找各种早期本文及未翻译诗篇的读者，我根据日
人平冈武夫等编纂的《唐代的诗篇》，标出了《全唐诗》的编码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