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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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外围论

五、伦理论

    11、恶之花 情之果
                ——《杌闲评》创作倾向论

    历来讲史小说或演金戈铁马,英雄征战;或续帝后君臣,忠贞勤政。这是历史演义的正道。《杌闲评》记叙了却不是一幕悲壮的历史,而是一段罪恶的生涯。它取材于明代宦官魏忠贤的史事,以其丑行累累的生活轨迹作为笔墨主干,写法上着力于渲染人情世态,构成了写恶、写情的倾向,由此在讲史小说中独树一帜。历史不是僵死事实的堆砌,是具有人性的人的实践。《杌闲评》正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来唤起读者警醒,使之反思历史的。从审美角度看,昭示丑恶并不悖于深受儒释道思想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劝世的宗旨。作者举恶喻事,喻情于理的创作方法挣脱了历史演义的传统格套,甚可称道。虽然是书未冠于流派之首,也不开创时代先河,然其讲史与言情合流的鲜明特色却颇具研究评论的价值。本文不揣谫陋,试做一粗浅分析。

     (1)恶之花

    《杌闲评》并非闲评。作者没有把人物淹没在史事的海洋中,而是把人置于社会的、个人矛盾的旋涡中来刻画,写他们的感情思绪和内心风暴。是书突出了魏忠贤性格的本质特征,极写性恶,力透纸背。作者的立意首先从小说题目上略见一斑。"杌"一词原出于舜时四凶的名称,别为恶兽之名,可引申为恶人;同时又指楚国的一种史籍。作者将爱憎附于笔端,其刻画人物以暴露为主,又别具匠心的侧面切入。
    写恶性积累演变的过程,这是作者寓有深意的一笔。作为社会的人,魏忠贤不是一个天生的恶棍。他的恶习是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当他还是母亲怀中的赤子时就被响马掠去,自幼耳濡目染谋财害命的人生哲学、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长到十余岁,在强盗窝里接受了人生启蒙的洗礼。当他来到纯朴的农家--客氏庄子,野性已无法管束,与顽童李永贞结为一伙,终日杀鹅烹羊,游闲放荡。后进京投亲,面对花花世界,眼界大开,立刻如鱼得水,混迹于市井无赖之中,如果说他的入选进宫是迈向恶贯满盈的开始;那么,早在他跻身程中书门下时,在这个官吏的后院里已学会了谄媚主子和为虎作伥。关于魏忠贤的身世,史书中未有详确载录。作者不惜笔墨,杜撰情节,其用心良苦。不仅在于使故事真实可信;更是为了通过人物形象探悟一种哲理,以此劝世、喻世。试想,魏忠贤式微时尚且劣迹种种,权倾盖世后将如何呢?
    写恶行中的善行,说明作者很懂得反差的美学效果。魏忠贤纵然是个流氓、无赖,但在恶未定性时也不是不可救药的。作为他的对立面,作者塑造了美与善的形象傅如玉。傅如玉是魏忠贤灰色生活中的唯一亮点,二人美丑判然,对比强烈。命运曾给过魏忠贤一次机会,让他义救傅如玉,娶其为妻,在其帮助下闭门思过,一心管理田产。尽管这段生活十分短暂,却体现了魏良心未泯的一面。这种对天良泯灭的人的人性描写,在历史小说中殊为鲜见。
    写恶与恶的同流合污,这是小说的主要笔墨。作为魏的同类,客印月洒向人间的灾难并不稍逊于魏。正因为二人的狼狈为奸,明代历史上才有可能演出一段怪异的可悲的历史。作者不仅写二人的勾结,而且写出他们各自狡黠的性格和互相利用。第二十八回魏忠贤为了铲除忠直的老宦官王安,欲借助于客氏之手。于是杀死客的爱奴卜喜,嫁祸与王,激起客氏疯狂的报复。第四十三回客氏因儿子霸占张皇亲的侄媳妇不成,恼羞成怒,就指使魏忠贤"无端造隙驱皇亲",把张皇亲一家杀的杀,赶的赶,卖的卖。其气焰器张,令人发指。据史载,此事并未得逞。然书中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客魏二人在皇宫内室中的一贯肆虐甚合,较好的凸现了人物形象。
    写帮凶的青出于蓝,胜于蓝。马克思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魏忠贤得宠后,不但将自己的亲戚子侄封为高官显贵,而且四处网罗党羽。一些无赖、小人也把能钻进他的卵翼之下充当爪牙,当作晋阶发迹的捷径。第三十四回,西城御史倪文庆于无意中得罪了客氏的家奴,始而惊恐不已,继而心生毒计,将一本参奏魏忠贤仇人的害贤之疏做为见面礼,献到魏的门下,由于他的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使裴世扬等四人无故陷入囹圄。这种安自己害他人的无耻卑劣行径,在魏党中屡见不鲜。著名的"六君子"事件又是一例。左副都御使杨涟因弹劾过魏忠贤,早被其视为眼中钉。李永贞、张体乾等人便身体力行,合谋将杨及左光斗等六人诬陷为罪臣熊廷弼的同党,加以治罪,严刑拷打,迫害致死。魏党泡制出莫须有的"东林衣钵图",大刮株连之风,泛杀无辜,不知迫害了多少忠臣贤士,使多少百姓家破人亡。作者调动场景,让群丑竞相登台表演,提示出了一个道理:恶一旦行成一股恶势力,并且当道横行,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国不将国,家不为家,民何以聊生?
    魏党把持朝政的时期是明朝最黑暗的年代。作为历史小说的《杌闲评》在叙述史事的同时,通过进步势力与恶势力较量的一次次回合,透露出一个信息:物极必反,恶不永恒,两极相撞,必定迸出时代的火花,洞明恶的崩溃已指日可待。
    在正负的两极,一端是以魏党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的祸国殃民。书中对魏氏、客氏的作威作福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如:封为奉圣夫人,进出宫每每乘锦玉辇,车水马龙,仪仗队的规模比皇后还显赫。魏忠贤被奉为上公后,就在全国各处为自己建生祠,并修祖坟,靡费了无数金银。客的儿子、弟弟当了锦衣卫官员还不够,又要加封侯伯。魏族中甚至连一、两岁的孩子都被封为显官。魏、客一伙的骄奢淫逸是明末社会黑暗以及最高统治者昏庸腐朽的极好写照。
    在两极的另一端,是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代表进步势力的工商业及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宦官厂卫特务的高压致使社会矛盾经常趋向激化的边缘,书中有多处描写。第八回"程中书湖广清矿税"写因程中书敲诈勒索,激起了一次商民暴动。第二十五回"王知县贪财激大变"写官逼农民造反,其中对白莲教虽有歪曲,但客观上反映了民众力量的伟大。第三十五回"击缇骑五人仗义"更是直接反映了发生在苏州的一次大规模的市民起义。这样的描写在古代小说史是殊为罕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的美是由对于客观世界的再现,说明和判断的准确真实所决定的。"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杌闲评》的作者受制于时代及其它方面的局限,不可能有如此高的创作自觉性。然而他反映历史的角度选择的出乎寻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艺术的美,时代的真。

     (2)情之果

    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石印本将《杌闲评》易名为《明珠缘》,这种易名固然出于书商的招徕顾客的花样,但与是书中引人注目的言情成份大有关联。艺术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具有个性化。恶人的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欲,《杌闲评》以人的本性写人,绝少说教,使文情波澜迭起。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编织儿女私情线。候一娘和魏云聊、魏忠贤和客印月的关系在小说中起了推进情节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魏、客的爱情则是编结整个故事的贯穿线索。魏氏、客氏三次相逢,二度合流,均起于一个"缘"字。他俩还睡在襁褓里时就有了同样的身世。一个为赤蛇托孕而生;一个梦赤蛇御珠而降。由于明珠的"带路",他们初次相识于青梅竹马时。成年后,又各自抛下家庭,厮混在一起;当第三次再遇时,两人的身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是权势倾城的皇帝乳娘,一个是新近得宠的尚衣局管事太监。显赫的身份使他们在新的基础上达成了新的默契。肉体上的关系再也填不满他们深壑般的私欲。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结为一体,开始了他们狼狈为奸、害国害民的生涯。不是孽障不聚头。这两人实在太想象了,同样的阴险乘戾,权欲熏心,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第五十回碧霞君提示道:二人原是八十年前淮水河中的两条赤蛇转世,当然,这是小说中的宿命论,轮回报应的安排。然而,他们确是一对真正的蛇虺。
    二是摄取人间世态相。《杌闲评》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十分广阔。从城镇到乡村;从山野到京城;从宫内到宫外。涉及的人物有皇亲国戚、宦官宫女、大小官员、家奴差役、织工、商人、艺人、游民、知识分子、道士、隐士、妓女、乞丐、强盗、小偷等。笔墨所及有朝野的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有市井帮闲殴斗哄闹,宿娼酗酒;有强盗骗子的打家劫舍,炼丹诈骗;又有农家的古风犹存;艺人的逞技卖艺等等,不一而足。活象把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放在读者眼前。尤其是写了魏忠贤所出身的社会下层,接触面十分广阔,为作者铺设一幅社会百业百态图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三是绘出乡俗民风图。仔细展读可以发现《杌闲评》的文笔不象一般历史章回小说那样粗率。有些艺术氛围和环境的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对扬州兴化一带土民俗写的很精细。如第二回中朱工部乘船视杳淮安、宝应、仪征一带。淮河两岸"和风拂拂,细柳阴阴,麦浪翻风,渔歌唱晚,处处桑麻深雨露,家家燕雀荷生成,非复旧时萧条之象。"淮安府、山阳县排庆大宴时,鼓乐喧天,仪式隆重,景象非凡。在写侯一娘与魏云聊的一段情愫时铺叙了临清举办迎春社火的热闹景象。街市上商贾辏集,货物骈填,赶市的、做买卖的人山人海。特别是当时杂技艺人和戏曲艺人精彩的表演,为戏曲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真实地反映了民间艺人的血泪生活。

    (3)史之证

    《杌闲评》之所以能较好的调动艺术手段写出一部有声有色的历史,是因为客观上具备了三个条件。
    其一是得天独厚的素材。晚清史料浩繁充盈,其中与魏忠贤事有涉的不下几十种。特别是明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对熹宗朝宫中秘事有大量的记载;于客、魏的勾结奢侈录载尤详。《杌闲评》作者在总论中有:"博览群书寻典故,旁搜野史录新闻"之诗,可证。魏忠贤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在百姓中的知名度很高,臭名昭著。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轶事。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记载;演魏忠贤的小说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四部,可见晚明演魏忠贤事的小说已成为热门。而诸多的正史野史则是《杌闲评》丰富的材料库。有鉴于此,《杌闲评》与《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不同,史实多有来源。即使没有史料为证,所写也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基本契合,可与《明史》相参。其二是《金瓶梅》的影响。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杌闲评》所表现出的讲史与言情合流的倾向决非出于偶然。书中所写最晚的事发生在明崇祯三年(1630年),据避讳字考证,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是1644年。然而,早在职1610年,《金瓶梅》说在苏州一带流传了。《金瓶梅》在形式上用的正是讲史的章回小说样式,内容写西门庆的种种贪酷卑劣举动,抨击了统治阶级欺凌乡曲、剥削人民的无恶习不作的罪行。从表面上看,其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写恶、写情都与《杌闲评》相象。可以推论,《杌闲评》的作者是看过《金瓶梅》并受其影响的。
    其三是读者群对文学的要求。《杌闲评》的作者尚未确考,这里不做议论。只能笼而统之地说,作者对中级官僚、混迹于衙门的帮闲、市井土棍、娼优、隶卒、僧道是熟悉的。前二十回写魏忠贤未入宫时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落魄的无赖子弟,作者写来得心应手。明中叶后是章回小说最繁盛的时代,这是和它读者群的日益壮大成正比的。广大的市民阶层要求作者在小说中写他们熟悉的事,续帝王将相的历史演义和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为了增加吸引力,作者必须改革历史小说的格局。《杌闲评》把世情人性写入历史小说既顺应了文学和时代必须同步的规律;又加强了文学和对象之间的精神联系,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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