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萧萐父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拒入官场，以教书为生。母亲也善诗词，工书画。萧萐父从小耳濡目染，大都是左孟庄骚等经史典籍，成为他日后求知的起点。

　　1943年，萧萐父考入当时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曾受教于万卓恒、张真如、金克木教授门下。在大学期间，他参加学生进步组织，发起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在武汉大学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时，他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毕业后，回到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同时受蒙文通先生之聘为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并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积极参加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5月入党，12月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同年，应李达校长的邀请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1957年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并从此长期担任哲学系哲学史党支部书记、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一职。在这个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了40年，以此为基地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武汉地区特色的中国哲学史学术梯队，在全国文科理论界，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革”期间，萧萐父被定为李达“三家村黑帮”，横遭迫害。虽经历被抄家、挨批斗、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阳分校住牛棚放牛劳动改造的日子，他着手《王夫之》一书的写作，开始对中国从明清之际到现代思想启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1976年到1988年的十多年里，萧萐父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对中国古代辩证法史、先秦儒道思想、明清哲学、近现代文化思潮等有较多的研究。坚持论史结合、中西比较、古今贯通的治学原则，强调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做人与为学的统一。曾提出哲学史研究方法，一方面应纯化为哲学认识史，以便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另一方面还应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便更充分地反映人的智慧创造的全过程。从哲学史泛化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明清学术流变，主张“从万历到五四”可以视为一个连续的文化历程；注意从中西哲学文化发展轨迹的对比中揭示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超越中西殊途、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注意文化发展中一与多、共与殊、常与变的矛盾联结，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差异与时代性差异的经纬关系；强调应从十七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发现中国文化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接合点。在当代文化问题的讨论中，独标新意，成一家言。

　　1978年，萧萐父接受教育部组织九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哲学系本科生《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担任主编。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理论特色的哲学史著作，萧萐父在其中注重对哲学史的宏观把握，主张哲学史的研究应当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螺旋结构取代对子结构，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主张还哲学智慧于哲学史。该书出版后即受到普遍赞誉，分别被译成韩文与英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明清哲学是萧萐父卓有建树的研究领域，60年代初他因《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二文而以船山学研究的倡导者名世，此后有一系列关于船山学的研究成果，全面考察了船山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系统梳理了船山哲学的诸范畴及范畴间的联系，对船山辩证法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剖析，凸现了船山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把船山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还从哲学史泛化的角度，考察了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主编了《明清文化名人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等重要文章，通过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王夫之哲学的研究，探寻中国现代进程自身的源头活水，认定中国有自己的现代化内在的历史根芽。在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他独标新意，成一家言，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启蒙说”。这一学说主张“从万历到五四”应视为一个同质的、连续的文化历程，应当从中西哲学文化发展轨迹的对比中揭示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超越中西殊途、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注意文化发展中一与多、共与殊、常与变的矛盾联结，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差异与时代性差异的经纬关系；强调应从17世纪以来的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发现中国文化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正确地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接合点。

　　1990年以后，随着国内与国际学术环境的变化，萧萐父更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全局来思考东方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他把经济的一体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视为全球化的双翼，强调文化多元化的发生和发展，突破欧洲中心主义，论定人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他用“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的诗句来概括这一思索，这一思索体现了他的历史深度和自信，以及他的广阔视野。这时他倡导的“启蒙”已不仅仅是挨打者的反思和落后者的追赶，更是伟大的民族文化的自我振兴，有勇气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和重构，有信心吸纳涵化优秀的外来文化，有力量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从而为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萧萐父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国际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萧萐父是一位治学严谨，勤耕不辍的学者，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吹沙集》三卷、《吹沙纪程》等，编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哲学史方法论》、《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大乘起信论·释译》、《玄圃论学集》、《众妙之门》、《传统价值：鲲化鹏飞》等。

　　同时他也是一位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良师，被褐玉身，浩然正气，杜绝曲学阿世之风，形成了教育学生的“炙烈风格”。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教学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是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2年被评聘为教授，1986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以后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先后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等，并曾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内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校访问、讲学。他先后开设有“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料学”、“中国辩证法史”、“明清哲学”、“佛教哲学”、“道家哲学”、“马克思的古史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为中国哲学史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与教学人才。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他提炼出了二十字方针：“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二十字已经成为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精神纲领。

　　萧萐父既是一位正直不阿、特立独行、儒道释兼容的智者，亦是一位敢恨敢爱、能哭能歌、富于激情的诗人。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是萧萐父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他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执著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使得中国哲学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出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他自叙以诗歌升华人生、歌哭由我的超迈：“书生自有逍遥处，苦乐忧愁尽化诗。”他满怀对中国文化和武汉大学的深情，将自己的诗集、文集及与夫人卢文筠合作的书画集交由武大出版社辑为《萧氏文心》四卷，并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火凤凰吟》，展示了一个武汉大学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底蕴和优良传统。

　　萧萐父先生于1999年离休。2008年9月17日16时3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中南医院闔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他一生经历两个社会、多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始终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不尽慧命，如珞珈香樟，四季长青，定将庇荫杏坛，嘉惠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