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选

飞毛腿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别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谈天儿。
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窝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没准儿，
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俩大灯罢，
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
成天儿车灯把且擦且不完啦，
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啦？”
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
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
那天河里漂着飞毛腿的尸首，……
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

　　这首《飞毛腿》与另一首《天安门》一样，是闻一多关于现代新诗形式的探索创新之作，它们都采用了口语体的形式，通过一位普通劳动者的口吻表达某一人生故事。

　　“我”是与“飞毛腿”相当熟识的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很可能和“飞毛腿”一样也是一位车夫。因此，由“我”来讲述“飞毛腿”的故事是相当合适的。

　　“飞毛腿”是一位小伙子，拉洋车为生。显然，“飞毛腿”是他的外号，这一外号生动地表现了他作为车夫的精力与能量，在他那样拉车的伙伴里，“飞毛腿”一定是相当出类拔萃的。

　　但“我”无意去絮絮叨叨地讲述他们拉车生涯，对于一个拉车的同行而言，这些都太普通、太琐碎、太不值一提了。诗一开篇就是“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别扭”，“别扭”就是特别，特别到“我”这样的同行都难以理解。为什么难以理解呢？“我”接着说“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这就的确是有些“特别”了。在当时，拉车是北京市民中一个相当辛苦的行当，有时拼了命地干还得艰难度日，为什么飞毛腿却要“半天拉车半天歇着”呢？是因为他特别的强壮、敏捷，可以在半天的劳动中挣得别人一天的收入吗？很可能有这层原因，谁让他叫做“飞毛腿”呢？但是，这都是次要的，因为一位再年轻强壮、精力旺盛、行走如飞的车夫，仅仅半天的劳动毕竟还是收入有限的，他为什么就不可以利用年轻力壮为生活积攒更多的本钱呢？从下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并不满足于普通劳动生活，善于幻想的青年，喜欢吹箫，喜欢拉着人“谈天儿”，喜欢问“天为啥是蓝的”、“曹操有多少人马”等等，用我们今天的知识来说，这大体上属于一些天文、地理、历史等学科的问题。一位生活在北京小巷里的车夫，竟然“不务正业”地整日琢磨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太“奢侈”了，也实在让人惊叹。惊叹之余，我们也不觉想到，这是一位内心世界多么丰富，又多么富有精神追求的普通人啊！他宁可永远穿着件“破棉袄”，甚至顾不得擦自己的脸，也要执着于自己奇特精神幻想，还把“车擦得真够亮的”，这一擦车的细节，又生动地体现了飞毛腿的几分情趣。

　　总而言之，飞毛腿就是这么一位“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小伙子，他虽然贫穷不堪，但依然生活得有滋有味，尤其是精神充实，心地明亮。但是，叙述到这里，“我”却忽然冒出两句：“那天河里漂着飞毛腿的尸首，……／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这两句话都出人意料：如此乐观、强壮的飞毛腿怎么就死了，他的老婆的死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不过，仔细想起来，我们也并不难理解。不言而喻，飞毛腿的死与他老婆的死是联系起来的，他老婆为什么死呢？“我”没有交待，但也尽可以想象，在这么一个只能穿破棉袄的家庭里，又有什么样的意外不可能发生呢？关键在于，这位可爱的心地明亮的飞毛腿竟也因他老婆的猝然去世而自杀了，（“河里漂着飞毛腿的尸首”）在他那曾经是无忧无虑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多么凄凉的心啊？也许，是他所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永远都不能实现吧！是这些漫无边际的问题永远都得不到回答吧？也许，是他过分的盼望理解、渴求着情感的慰藉了吧，那么，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妻子的去世就的确是使他丧失了人生的依托。

　　《天安门》和《飞毛腿》都是闻一多通过“独白”这一特殊的诗歌艺术形式，对北京普通民众（具体而言，便是车夫）心态的表现，但两首诗所要表现的方面却非常的不同。《天安门》是表现了他们精神匮乏，对社会缺乏起码的认识，属于没有自我意识的人类。《飞毛腿》则反之，它生动地刻画了一位颇有精神追求、也有一定的自我意识的车夫，在中国现代诗歌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车夫画廊”中，这都可以说是一大贡献。

　　中国现代诗歌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车夫形象”最早出现在1918年，那一年《新青年》4卷1号上出现了两首同题诗《人力车夫》，作者分别是胡适和沈尹默。但这两位《人力车夫》都仅仅被作为最一般的外在的描写，只有闻一多的《飞毛腿》才第一次的把笔触伸进了车夫的内心世界，从闻一多的《飞毛腿》一诗中，我们可以瞥见后来老舍创作名作《骆驼祥子》的影子。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