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孤舟
洛地先生是词曲界高人，在词曲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见地。其所写《词乐曲唱》一书及关
于词、乐关系的见解独树一帜，对当代学人很有影响。小子虽狂妄，却自不敢随意褒贬。故
此文虽题为“驳”，其实正是将己之所惑道出，供人一“驳”而已。
词之起源虽颇有微议，但大抵不离“倚声”一说。即词为合乐而作，先乐后辞，辞以从
乐，文字之律由音乐之律而定。但洛地先生发人之所未发，提出词是“依字声行腔”说。即
“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洛地先生执此一义，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在流传至今的昆剧剧种中，有一类特殊的唱“曲唱”。这类唱是“依字声行腔”的。
这就为词是依字声行腔的论断提供了可能。
第二，民间曲子虽是“以定腔传辞”仅指有固定曲调，而非“倚声填词”，但律词即
洛地先生认为有“句内平仄”的词不是源于民间曲子，而是承自律诗的吟啸、吟咏、咏唱。
第三，对于“以定腔传辞”的曲子，并不要求词有没有格律。只有“依字声行腔”的情
况下，才会对格律产生要求。
第四，唐宋时期的曲子并没有稳定的“定腔”，而大概只是有一些“定腔乐汇”，这使得
当时的曲子有很多可变因素。因此即使“倚声填词”也不可能形成固定的文字格律。
第五，自古以来就有诗歌“依字声行腔”的记载，则词是“依字声行腔”也具备了可能
性。
第六，唐宋之时，文学高度发展，而音乐则“相去太远”，“完全不能与‘文’相抗衡”。
故乐以从辞自在情理之中。
第七，正因为词没有固定的旋律，才需要以文体句式、平仄声韵等“作为其为某一个个
体词调的特征而存在”。
第八，在记谱方式不完备的时代，柳永的词之所以能唱遍“井水饮处”，就是因为词没有
固定的旋律。各地之人唱柳词，全靠“依字声行腔”。
第九，《词源》、《大乐议》等记载的一些词乐旋律构成的文字，显示出词是“依字声行腔”
的。
第十，姜夔《自度曲》是“依字声行腔”形成定格的结果。因为姜按字声所成的旋律太
美了，他怕别人把他的曲子唱坏，因此就记下了音谱。
可惜的是，洛地先生虽然就“依字声行腔”进行了一些说明，但似乎并未打算在书中论
证这一观点，故而“不能在这里详述种种，虽然我很想把这个过程说说，以廓清近千年来的
许多‘想当然’的揣论”，以致《词乐曲唱》一书对此的论证不够充分，使人产生了很多疑问。
因此，我决定用“驳”的形式将它们提出来，以期获得解答。
第一，自唐及宋的一些文献资料都提出了“倚声填词”的概念。
如：
赵令畤《侯鲭录》引王安石的话：“古之歌者，先有词，后有声，故曰：歌永言，声依永。
如今先择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
元微之《乐府古题序》：“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
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
陆游《长短句集》：“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
张炎《词源》：“先人晓畅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刊行于世。每作一词，必使歌
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
其中以张炎的话最有说服力。
第二，正如洛地先生所举“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一例。柳词之能广为流传，恰
因其“变旧声为新声，大得声称于世”，也即是说流传于世的主要是他所创作的音乐曲调。而
非如洛地先生所说，他乡之人仅按柳词的字声高低来唱词。若是如此，则柳永在音乐上的造
诣全无关紧要了。而且，很难想象在各种娱乐场所这是柳词主要的应用之地柳词只靠文
字的魅力就能在全国范围流行开来。音乐在这时，应当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另，“教坊乐
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的记载也很好的说明了柳词倚声而填，绝非“依字声
行腔”的事实。
第三，周邦彦等人在大晟府整理词调，省定四声，其根据也是音乐旋律。若依字声行腔，
何必省定？
第四，若词律仅取自诗之格律，则怎么会产生拗句？而且这种拗句还作为定格保留下来。
这与诗律的原则相违背。
第五，既然依字声行腔，则为何李清照笑苏轼等人词为“句读不葺之诗”？按说词作者
只需按格律写词即可。该如何唱不是他们应该关心的事。而且，既然依字声行腔，自然怎么
写都是可以唱的。
第六，张炎《词源》有考究“扑”、“守”、“幽”、“明”字声的记载。若依字声行腔，又
何必换字以谐音律？
第七，既然词是“依字声行腔”的结果，而同一词调的词平仄又都很接近，则宋代必有
词的格律谱。否则如何能够统一？然而有宋一代却未见格律谱的记载，倒是有关于“音谱”
的记载。
第八，词所用的音乐系统是燕乐。词乐具有燕乐的风貌。而音乐的风貌很大程度上要由
音的高低组合来决定。如果依字声行腔，则旋律中音的高低将受字声所缚，想要合乎燕乐的
音乐风貌，是不大可能了。
第九，根据《白石道人歌曲》序“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来看，姜白石的自
度曲的确是“依字声行腔”的例子。然而这只能反映了词调首创时的情况。当第二个人再填
这一调的时候是如何由此尚不得知晓。
第十，李清照《词论》云：“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本
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如词皆“依字声行腔”，字是何声则歌
是何声。怎会有不可歌之字？
以上是我认为“依字声行腔”说不能成立的原因，为其肤浅，希望能得到方家指正。也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共同探讨。
补遗：
宋王灼《碧鸡漫志》：
《乐记》云：“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
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
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
非古也。
──所谓“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以词就音”，此处“音”、“音节”，绝非词之格律谱，
当为乐谱。可见宋时之词是以辞从乐无疑。
《东坡乐府？醉翁操》：
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
词，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既然因“恨此曲无词”而“请东坡居士补之”，则此词乃先乐后辞，自非“依字声行
腔”。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迄于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淫乐，而明皇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于时才士，
始依乐工拍担之声，被之以词，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
──“依乐工拍担之声”、“各随曲度”，更较之以“声依永”，则此非“倚声填词”更何
为？
教坊记、敦煌曲子词中有大量可确认为音乐曲调的曲子，其调名在后世词中也屡有所见，
而其乐也有流传，如王灼就以为：“唐词声行于今，辞见于今者，皆十之三四。”《碧鸡漫
志》卷一
──虽只十之三四，已足见唐时曲调于后世非唯摆设，更是填词参考。
明末王骥德《曲律》卷四：
予在都门日，一友人携文渊阁所藏刻本《乐府大全》──又名《乐府混成》──一本
见示，盖宋、元时词谱。即宋词，非曲谱止林钟商一调，中所载词至二百余阕，皆生平所
未见。以乐律推之，其书尚多，当得数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传。所画谱，绝与今乐家
不同……今列其目并谱于后，以存典刑一斑。目与谱见后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
《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馀，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只大曲一类，凡数百
解，他可知矣。然有谱无词者居半。
──此《乐府混成》与张炎所言《寄闲集》，同为宋时词谱，而其皆乐谱，非格律谱。故
倚声一说，更有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