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8日《文汇报》的《书缘》专刊上，刊出“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 》再版”信息一则，有云：
“说是《 现代中国文学史 》，其实书中所谈的，‘起于王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但此书仍有极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 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清粹漂亮。钱基博是钱钟书的父亲，本书自1935年初版后，惟八十年代中期印过一次，存书稀少。现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新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有四位国学大师： 太仓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吴江金松岑，无锡钱基博。钱基博先生是上海光华大学的中流砥柱，主持文学院及国文系多年，是书成稿七十年后，到新世纪的今天，依然受到学术出版界的重视，推出新版，决不是偶然的。它的可贵之处，正如章学诚所说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钱基博的学生周振甫说，钱师在此书《编首》叙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
在评述人物学术生平时，钱师决不随波逐流，而是独立思考，显示其一家之言。如《章炳麟》篇称：“时论咸薄宋程朱，而炳麟不然”；“时论方蔑道德，奖革命，而炳麟不然”；“时论方慕 共和，称代议，而炳麟不然”；“然世儒之于炳麟，徒赞其经子训诂之劬，而罕会体国经远之旨；知赏窈眇密粟之文，未有能伤心刻骨之意”，这样来推重评介章太炎 ，显然是不同于当时时人之见，而成为钱师一家之言的。
再举一例《胡适》篇，评梁启超与胡适，称：“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扶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之病，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而恣睢，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使得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其幸成未尚不可乐。而不知见小欲速，中于心术，陷溺既深，终无自拔之一日也。”这样来评论梁胡二公，在当时也是别调，也是钱基博一家之言。在此，钱基博一分为二地评价梁胡治学浮浅，击中要害，也正是他人未曾觉察到 的。尤其是胡适之病，“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拿今天来说，更趋张皇：能在报刊写几篇文章，出版几本书，便是作家；能画几幅画，公开发表，公开展出，只要有人捧，有媒体吹，便是画家。此外，所谓大师，所谓专家，成群出笼，处处皆有。可是，真才实学的人，能有几许。
钱基博教授的一家之言，率直评述，不为亲者讳，像胡适在光华大学初创期间，也曾到光华授课，可以说是老相识了。钱基博说真话，认真抨击，正是学人可贵的品质。
是以，七十年前写成这部书，到2005年的今天，依然有它生命的价值，依然能发挥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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