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无所谓国与家也，人类之抟结，族而已矣。族之大小不一。今古文家所说之九族，皆族之一种也。合族而居，治理之权，必有所寄。所寄者亦不一。周之宗法，亦治理之一法也。古家字有二义：一，卿大夫之家，一即今所谓家。今所谓家，其职有四：（一）为夫妇同居之所，（二）上事父母，（三）下育子女，（四）则一家之率同财，有无相通。此所以相生相养也。国则操治理之权，谋公益，禁强暴，所以维持现状，更求进步者也。二者不可缺一，在古代皆宗族职之。其后则相生相养之道归诸家，治理之权归诸国，而所谓宗与族者，遂有其名而亡其实矣焉。此其故何哉？曰社会之变迁为之也。古代亲爱之情，限于同族。后世则扩而渐广。氾爱之情既进，偏私之念者祛，一也。古代分工未密，交易未开。生事所资，率有所造。者非独力所及者不得不合亲族为之。后世则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所待以生者，实非亲族，而林林总总，不知谁何之人。生事既不复相资，何必合亲尽情疏之人而共处？二也。古者生利之法甚粗，欲利之心亦淡。胼手胝足，皆为族谋。后世则智巧日开，愿望日富。族中有私财之人遂日多。有私财之人多，则如大功以下同财等小团体，潜滋暗长于大族之中矣。三也。聚居之制，必与营生之道不悖，而后可以持久。然如耕农，一夫百亩，方里仅容九人，其必不能合族而处明矣。四也。凡此皆家之所由兴，而族之所由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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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族而居之制,必盛于天造草昧之时。以其时就政治言，就生计言，均无更大之团体，内籍此而治理，外资此以自卫；而分工合作之道，亦即寓于其中也。逮乎后世，安内攘外，既有国家；易事通功，胥资社会；而合族而居之利，已自不存；而族长手握大权，或碍国家之政令；群族相互争斗，尤妨社会安宁；则破坏大族而代之以小家，亦势不容已矣。职是故，书契所记，三代之时，平民之家，不过五口八口。卿大夫之家，虽可联之以宗法，然则同财者，仍不过大功以下；且仍许其异居，则其家，亦与平民之家无异矣。夫既许其异居，而犹必联之宗法者，则以封建之世，诸侯卿大夫之族，实系高居民上，役人民以自养，不得不谋自卫之道也。然则封建废，则宗法亦当隨之而废，则贵族之家，亦归一如平民之家矣。然后世犹有以宗族百口，累世同居为美谈者，则由未知宗法为与封建相辅而行之制，誤以其团结不散，为伦理所当然；且未知古所谓宗，每年仅合食一次，并无同居之事也。累世同居之事，盖起于汉。赵氏翼《陔余丛考》曰：“世所传义门，以唐张公艺九世同居为最。然不自张氏始也。《后汉书》，樊重三世共财。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彤乃闭户自挝。诸弟及妇闻之，悉谢罪。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如陶渊明《诫子书》云：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幼春，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是此风盖起于汉末。”陈氏《礼书》曰：“周之盛时，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后世，习以为俗。而时君所以统御之者，特服纪之律而已。间有纠合宗族，一再传而不散者，则人异之，以为义门。岂非名生于不足欤？”盖封建之世，宗法之行分合之间，自有定则。固不至如后世之宗族不相恤；亦断不得生今反古，而同居者至于千百口也。赵氏综计前史，谓历代义门，见于各史孝友孝义传者，《南史》十三人，《北史》十二人，《唐书》三十八人，《五代》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如有不在孝友孝义传，而杂见于本纪列传者。又有正史不载，杂见他书者。其风所谓盛矣。然顾亭林《日知录》曰：“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当日江左之风便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梦，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轻急，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册府元龟》：‘唐肃宗乾元元年四月，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宋史》：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已，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诏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于教民厚俗之意，可谓深且笃矣。若刘安世劾章惇，‘父在，别籍异财，绝灭义礼’，则史传书之，以为正论，马亮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别财异居。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而老成之士，有谓二女同居，易生嫌竞，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岂君子之言与？”观顾氏之。言，则知析居之风，由来已久；且滔滔者天下皆是。此等累世同居之人，其原因有二：（一）由误谓伦理当然。汉人之行之，盖以其时去封建之世未远，习以惇宗睦族为美谈，而不察其实也。后人遂仍其误，莫之能正。宋儒墨守古人制度，提倡同居尤力。顾氏《华阴王氏宗祠记》曰：“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或累世同居，称为义门者，往往而有。”可见同居之盛，由于理学家之提倡者不少矣。（二）则随时随地，各有原因，非逐一考证，不能明了。如《日知录》谓“杜氏《通典》言北齐之代，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将近万室。《北史·薛允传》：为河北太守，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绝。” 陈宏谋《与杨朴园书》，谓‘今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居有祠。’则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代南盛于北。盖由北齐之代，衰乱频仍，既多佝族以自卫。而南方山岭崎岖之地，进化较迟，流移者须合迁移之人为一，乃足者安。土著者或与合族而居之时，相距未远故也。苟欲深明其故，则如《陔余丛考》所载历代累世同居之事，非一一按其时其地，考厥情形不可，固不容执一端以强断之矣。

　　此等聚族而居之事，流弊颇多。读高宗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辅德一疏可见。……

　　……宗法盛行之时，其民诚不如后世之散无友纪。自卫之力既强，卫国之力亦大。然其为政令之梗亦甚。……

　　强宗巨族之害如此，则所谓义门，实不足尚。斯理也，明达事理之士，亦多见及之。其言之最直捷者，无过于李穆堂。穆堂《别籍异财议》曰：“吾江西风俗淳厚。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谱。尊祖敬宗之谊，海内未能或先。至于一家之中，累世同爨，所在多有。若江州陈氏、靑田陆氏，并以十世同居，载在史册。今此风亦稍替矣。观朱子晓喻兄弟争财产事，援据礼律，以敦教化。凡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孙别籍异财者，并将关约呈首抹毁。不遵者，依法断罪。信乎儒家之政，异乎俗吏之为之也。然细思之，尚有未尽善者。盖禁其争财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孟子论王政，止称八口之家。朱子释之，以弟为余夫。壮而有室，则别授百亩，是古者未尝禁人分居也。惟是乡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则分而不分耳。迨世既衰，渐失友助扶持之意。于是笃行之士，矫为累世同居之事。姑以劝亲睦而激薄俗耳，非比户所能行也。凡累世同居者，必立之家法，长幼有礼，职事有司，筦库司稽，善败惩劝，各有定制。又必代有贤者，主持倡率，而后可行。否则财相竞，事相诿，俭者不复俭，而勤者不复活勤，势不能以终日。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财，各劝其事，犹可以相持而不败也。至于祖父母、父母在堂，亦微有辨。如年踰七十，宜传家政；或年虽未衰，别有疾病，而不任综理；则子孙析居，亦无不可。且其家既分析，必其家法未立，又无可兼综之人。今必责已分者使之复合，是强人所不能，势不行矣。”其说可谓甚通。姚崇遗令，以达官身后，子孙失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欲预为分定，以绝后争。亭林谓当时老成之士，谓式好之道，莫如分爨，皆与穆堂所见相同也。

　　抑民间分居，尚有出于不得已者。唐玄宗天宝元年，敇“如闻百姓，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便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以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赋丁孝假，与免差科。”盖古以人丁众寡，定户等高下，析居所以避多丁，免重役也。宋时之民，有自杀以免其子之役者。此岂空言礼教，所能强使同居哉？






出处：摘自《中国制度史》第八章“宗族”。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第378页，392—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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