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件，一名《唐年次未详（八世纪前半？）西州康思眘申功状》，一名《唐开元年代（八世纪前期）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有关考课）》；一是“年次未详”，只能判断为“八世纪前半？”，一是相对年代可以推知，为“唐开元年代”；一是来自北京图书馆所藏，一是来自罗振玉旧藏；似乎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实际上，二者之间关系密切，是分属两个残片而实为一体的同一文书。为此，我们在下面进行一些必要的说明。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所收文书的录文大都与图版对照，《流外官名簿》便是既有图版也有录文，但也有少量文书只有录文而无图版，《申功状》就属于这种情况。《申功状》录自许国霖《敦煌杂录》下辑 176 叶，但将《申功状》与许国霖录文比较，发现二者的行款有较大差异，《申功状》的 1 行是双行小字，许国霖录文是单行大字；《申功状》的 3 行至 5 行的文字内容为三行，许国霖录文为两行。《申功状》的定名是《唐年次未详（八世纪前半？）西州康思眘申功状》，许国霖录文的定名是《赏孝方等绯鱼袋状》。《流外官名簿》因为有图版的对照，因此很容易知道池田先生的录文准确，而《申功状》与许国霖录文的是非曲直则无从判断。不过，随着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周字 68 号文书图版的公布，《申功状》录文准确性无从判断的缺憾也相应解消。我们在上一节已经介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一书第 21 页刊布的一组唐代瀚海军文书共三件，分别是 BD09337 、 BD09342 和 BD09347 ，整理者已将三件裱糊在一纸，卷中有“瀚海军之印”。从图版看，第二件文书和第三件文书已经由整理者缀合，“瀚海军之印”即在第二件、第三件文书之间；第一件文书与第二件文书无法缀合，整理者将第三件文书也视为瀚海军文书，可能主要因为它与其他两件纸质一样、颜色相近和高度相当。从图版排列三件文书的顺序和解题叙述的编号次第看，第一件文书应该就是 BD09337 。第一件文书图版的内容与《申功状》录文的内容相一致，因此也知道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的新编号 BD09337 即北图所藏周字 68 号文书。真诚感谢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专家，他们整理公布的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文书图版为我们验证《申功状》录文提供了可能。

将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图版与《申功状》录文、许国霖录文进行对照，可以证实如下两点：第一，文书首行的文字确如许国霖录文，是单行大字。《申功状》之所以作双行小字，可能是依据 2 行康思眘的里籍“西州交河县安乐乡高泉里，父忠为户”为双行小字，因此也推断 1 行的“西州柳中县承礼乡依贤里，父进为户”也应是双行小字，并推测此行之上有残缺。图版证实，文书首行的文字确是单行大字，且此行之上无残缺。第二，“右孝方等破贼立功”至“此状申上”一段内容确如许国霖录文，是两行文字而非三行，即：一行是“右孝方等破贼立功，并蒙赏绯鱼袋，前通头”，且该行下似还有字；一行作“遂漏不申，今次望此状申上”。以上两点说明，许国霖录文在行款上稍优于《申功状》。此外，图版还可以对《申功状》和许国霖录文起纠正、补充的作用，如 2 行的“右威卫”，据图版应是“左威卫”；再如许国霖录文 4 行、《申功状》 5 行的“今次望此状申上”，据图版，前一空字可补“表”，后一空字可补“依”，此句应是“今表次望依此状申上”。至此，依据图版，参考《申功状》和许国霖录文，可将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重新移录如下：

[ 前缺 ]

1 西州柳中县承礼乡依贤里父进为户

西州交河县安乐乡高泉囗

2 左威卫翊府翊卫绯鱼袋康思眘年廿三

文忠孝户

3 右孝方等破贼立功，并蒙赏绯鱼袋，前通头囗囗

4 遂漏不申，今表次望依此状申上。

[ 后缺 ]

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文书行款的确认对我们了解它与《流外官名簿》的关系极为重要。我们已经知道，《流外官名簿》既有图版也有录文，而图版最早见于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的图版比《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的图版清晰，《流外官名簿》的七行文书在《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原作为两件，第一件有四行文字，第二件为三行文字，池田先生将两件文书缀合为一是正确的，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的图版的 4 行与 5 行之间可以清晰地见到一条上下纵线，就是这种拼合的痕迹。

《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的图版比《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的图版清晰，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的图版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图版对照，尽管我们不知道《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的图版的尺寸，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图版也比较小，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件的笔迹相同，同出于一人之手，二者行款乍一看似乎不同，但仔细观察，实际上一致：例如《流外官名簿》所记录的四人情况，除第四人因后缺之外，其余三人的书写的形式都是每人占两行，一行书写该人的供职部门、职任、官品、勋官、营田第一等（ 3 行的康处忠无此项）、绯鱼袋、姓名、年龄，另一行书写该人的州县乡里和户主情况。 7 行的张虔礼因为后缺，不知具体里籍，但其基本形式也必然与以上三位相同。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的 1 行是某人的里籍，尽管因为前残已经不知究竟为何人，但这种形式显然与《流外官名簿》一样，也是每人占两行，一行书写该人的供职部门等诸项内容，一行书写该人的里籍和户主情况。当然，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 2 行的康思眘没有分作两行，而是将供职部门等诸项内容与里籍和户主情况合并于一行，里籍和户主情况以双行小字的形式注于康思眘供职部门等诸项内容之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推测与康思眘居于状文所列名单之尾有关，因为《流外官名簿》诸人和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 1 行的里籍户主情况一行都是低格书写，而康思眘之后整个状文的总括语也需要低格书写，大概为了避免混淆，因此就将康思眘的里籍和户主情况的书写变通处理，与供职部门等诸项内容同书于一行。

同属一组文书还有一个证据。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的 3 行有“右孝方等破贼立功”等字，这个“孝方”很可能就是《流外官名簿》 1 行的“王孝 ”。从图版看，“王孝”之下一字尚有残笔画，似“方”字首部的一点一横。从内容看，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尾部的总括语是补充报告孝方等人蒙赏绯鱼袋事，而两件文书出现的 5 人都获赏有绯鱼袋，两件的内容相吻合。根据以上几点，可以断定二者原为同一组文书。

但是二者不能直接缀合，二者之间有断残。从两件文书的图版看，《流外官名簿》的左侧茬口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的右侧茬口不相吻合。《流外官名簿》王孝的官品是流外肆品，年龄已缺，康处忠也流外肆品，年龄是 41 岁，曹怀嶷是流外伍品，年龄是 46 岁，张虔礼是流外伍品，年龄是 48 岁，可见他们的排序不是按年龄而是按官品。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的康思眘只是左威卫翊府的翊卫，年龄为 23 岁，既无官品又年轻，那么按照官品从高到低的顺序看，从张虔礼的流外伍品到康思眘的无品“三卫”，中间似乎还应有过渡。还有，康处忠和曹怀嶷分别是 41 岁和 46 岁，但他们都是“身为户”，亦即是户主。作为《流外官名簿》最后一位的张虔礼是 48 岁，是两件文书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但是作为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 1 行有“父进为户”，表明此人的父亲是户主，他应是一位比较年轻的人。而张虔礼是 48 岁，是两件文书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因此， 1 行的“西州柳中县承礼乡依贤里父进为户”不大可能是他的里籍和户主情况。换言之，《流外官名簿》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之间的断残至少在两行以上。

《流外官名簿》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文书的年代，可以根据两点判断：第一，我们在上节已经推断包括国图 BD09337 号在内国家图书馆所藏瀚海军一组文书的年代应该属于开元时期，也应在开元十五年（ 727 年）前后，既然《流外官名簿》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文书同属一组，那么，它的年代当然也应该在开元十五年（ 727 年）前后。第二，根据该件内容“右孝方等破贼立功，并蒙赏绯鱼袋，前通头囗囗遂漏不申，今表次望依此状申上”等语，知孝方等人因破贼立功蒙赏绯鱼袋，但不知何故被漏掉申报。尽管这里都没有交代破贼立功和蒙赏绯鱼袋的时间，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比对其它同类性质的文书来推出大致的年代。有邻馆所藏文书有两件与破贼立功蒙赏绯鱼袋有关的瀚海军文书，其中 12 号文书正面有如下内容：【陈国灿先生定名为《唐瀚海军经略大使下马军行客石抱玉牒》。】

1 敕瀚海军经略大使牒石抱玉

2 马军行客石抱玉年卅四宁州罗川县

3 斩贼首二获马一匹留敦五岁鞍辔一具

4 弓一张枪一张刀一口箭十三支排一面

5 锁子甲一领已上物并检纳足

[ 后缺 ]

背面亦有两行文字如下：【转引自刘安志先生博士论文《唐朝西域边防研究》，未刊。】

1 牒检校北庭都护借紫金鱼袋阴

2 大使延王在内

第 32 号文书内容如下：【陈国灿先生定名为《唐某人计等赏战功抄件》，藤枝晃《藤井有邻馆所藏之北庭文书》，《书道月报》 13 号， 1957 年。】

[ 前缺 ]

1 斩贼首一获马一匹瓜父七岁鞍一具

以上

2 弓一张排一面枪一张箭十支

并纳足

3 右使注殊功第壹等赏绯鱼袋

12 号文书前完后残， 32 号文书前残后完，从两件现存文书中段看，都是列记杀敌、缴获战利品的种类和数量，即先列首级，次列马匹，再列鞍辔，然后是武器装备，最后是说明以上物品“纳足”。由此可见，二件文书的性质相同，格式相同，其年代也应大致相当。刘安志先生博士论文《唐朝西域边防研究》曾经对上述文书的年代进行考证，认为文书中的“大使延王”应该就是开元十五年（ 727 年）遥领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的延王李洄，所谓“在内”，即在内廷不出閤之意；推测“检校北庭都护借紫金鱼袋阴”和“副使阴”可能是北庭节度副使或瀚海军经略副使；这个阴某应该就是见于《敦煌名族志》曾任“昭武校尉、岐州邵吉府别将、上柱国”和吐鲁番阿斯塔那 506 号墓所出开元十八—十九年领料钱、练抄文书的阴嗣瓌【 “ 阴嗣瓌 ”名见图录版《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4 册，第 398 、 409 、 404 、 411 、 413 等页。】；文书年代在开元十五年（ 727 年）至开元二十年（ 732 年）之间。这一推断大致可以成立。

有邻馆所藏 12 号、 32 号文书是为请功赏而缴纳战利品的清单，从 32 号文书“右使注殊功第壹等赏绯鱼袋”等语看，与赏绯鱼袋有关。《流外官名簿》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文书的内容是说孝方等人破贼立功蒙赏绯鱼袋的功赏被漏报，要求补报，也与赏绯鱼袋有关。所不同的是 12 号、 32 号文书的内容是在获赏绯鱼袋之前，时间在先，《流外官名簿》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的内容是在获赏绯鱼袋之后，时间在后。尽管有此顺序前后的区别，但都与赏绯鱼袋有关，因此时间不会相距太远。有邻馆所藏 12 号、 32 号文书既然时间已经确定是在开元十五年（ 727 年）至开元二十年（ 732 年）之间，那么《流外官名簿》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的年代自然也处于这一时段之内。

以上两点认识从不同的论证思路得到了大体一致的结论，都认为《流外官名簿》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文书的年代是开元中期，可谓殊途同归，异工同曲。因此，《流外官名簿》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一组文书可以定名为《唐开元中期瀚海军状为孝方等漏申蒙赏绯鱼袋事》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唐开元中期瀚海军状为孝方等漏申蒙赏绯鱼袋事》一组两段文书的关系表示如下：

[ 前缺 ]

1 北庭都护府功曹府流外肆品、云骑尉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王孝囗囗

2 经考十西州高昌县顺义乡顺义里身为户

3 北庭都护府仓曹府流外肆品、上柱国赏绯鱼袋康处忠年卌一

4 西州交河县安乐乡高泉里身为户

5 北庭都护府录事史流外伍品、骑都尉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曹怀嶷年卌六

6 西州高昌县崇化乡净泰里身为户

7 北庭都护府户曹史流外伍品、武骑尉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张虔礼年卌八

[ 中缺 ]

8 西州柳中县承礼乡依贤里父进为户

西州交河县安乐乡高泉囗

9 左威卫翊府翊卫绯鱼袋康思眘年廿三

文忠孝户

10 右孝方等破贼立功，并蒙赏绯鱼袋，前通头囗，

11 遂漏不申，今表次望依此状申上。【本节原刊于《吐鲁番学研究》 2001 年 1 期，收入本书时稍有改动。】

[ 后缺 ]

说明

本文撰毕后，承蒙荣新江先生见告：池田温《中国古代计帐研究》所录罗振玉旧藏《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亦即本书定名的《唐开元中期瀚海军状为孝方等漏申蒙赏绯鱼袋事》的第一段），“现在实际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而且图版和录文已经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 11 卷（东京柳原书店 1999 年出版）”。又承蒙史睿先生寄赠该件文书图版和录文的复印件（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 11 卷复印），知《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残片高 27.3 ，宽 20.5 厘米的尺寸，正与国图 BD9337= 周 68 的残卷高度相同，可证笔者上述有关《流外官名簿》与国图 BD09337 号（北图周字 68 号）属于同一组文书的推测无误。为保持拙文原貌和对荣新江先生、史睿先生的感谢。今附记于此。又，《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将池田温先生定名的《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拟题为《北庭都护府西州户名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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