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戊戌政变以后，亡命海外，数年间遍游四大洲三十一国，不但欧美加拿大墨西哥，甚至印度埃及巴勒斯坦，即以今天有如此便利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系统，能作这样广泛游历的人也不是太多。康在欧洲游历了十多个国家，其中去得最多的是德国。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德国处于欧洲中部，是北欧到南欧，东欧到西欧的必经之地，至今德国的公路，仍然是欧洲各国汽车的流动博览会，另一方面则恐怕是康有为对德国有所偏爱。有人曾经问他，世界各国哪一国最好，他说这不好讲，各有其长，但“如言治国乎，则德为第一……若以政为治也，昧昧我思之，则大地古今万国，殆无能比也。美法则自由太甚也，英则自尊不进也。”对德国称赞备至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认为德国进步神速，三四十年以前，还是分裂状态，“小国杂乱，百政不修”，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实现统一以后，“武备第一，政治第一，文学第一，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乐第一。飚举骤进，绝尘而奔，天下万国进化之骤且神，未有若德者也。”而且他还以为德国的政体值得学习。他虽主张君主立宪，但如英国君主那样毫无权力他也不赞成，像德国这样君主既有一定权力，而又有其他制度予以制约，则比较理想。康有为或许认为以德国为师，中国就有希望迅速强大，所以才特别钟情于德国，以至于九至柏林，出入德境凡十一次，“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接其都人士，游其工厂官府，本其史谱，搜其图象，考其风俗。”相反，对于法国，他似乎就没有这样的好情绪，人人都说巴黎繁华富丽，他看了以后却说并不怎么样，而且还强调法国文明远不如中国甚。
可惜的是，康有为却未写出一部详细的德国游记来，相反，倒是《法兰西游记》与《意大利游记》一起，成为其《欧洲十一国游记》中仅有的两种。至于德国，只有一篇不算长的《补德国游记》而已。据他在该游记的序中说，“甲辰游德，曾草游记，失落数卷，今补写以示国人。”甲辰是1904年，光绪三十年。这一年是康有为第一次欧洲之行，一切新奇刺激，感触思绪油然而生，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意大利法国游记很快写了出来。而《补德国游记》却写在三年后的1907年，德国已经去了不只一次，新鲜感自不如头一回，所以内容不算太丰富。但康有为对德国的好感大约长久不衰，所以在1921年辛酉，他把两部书新刊本送给了德国国家图书馆。这两部书一是《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另一是《伪经考》，上面都有康氏的亲笔题词。前者曰：“孔子四千二百七十一年辛酉岁正月七日中国康有为赠德国柏林书藏”，而且还有罗马字拼写的康有为签名。后者与前者相同，只是“中国”两字易为“中华国”。《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辛卯，1894年奉旨版，1898年戊戌与1900年庚子又两度版，直到1918年戊午才又刊成新版。《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写成于1902年辛丑亡命日本之时，但直到十五年后的1917年丁巳才付刊。这时连复辟的闹剧也已演过，康有为已经息影政坛，离群索居了，但这两部书接连在此时行世，表明康仍想以其思想来影响新的国家形式的运行。其实康有为是很现实的，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他就写过《中华民国代议院议员选举法案》六章一百十八条，不久又撰《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早已把自己当成中华民国国民了，并不顶戴遗民的帽子。而且他正是将《春秋》附会为一部宪法来展开他后期的思想的。只是他既不用中华民国纪年，也不用黄帝纪年，而是用一个特别的孔子纪年，表示仍与实际的中华民国有距离。
这两部书刊成后，大概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赠送，复旦大学也藏有一部他所赠的《伪经考》，但不是签名本。不知道德国国家图书馆的这两部签名本是在什么情况下送去的，为何又是在书出版三四年后才赠予该馆，其中应当还有一个小故事，但笔者已经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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