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陋寡闻，略抒一见，只当闲谈。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 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 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 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Topology)研究吧。 丹纳的《艺术哲学》着重地理环境因素。若不作为主要决定因素，这并没有错。地理学 并不是只讲山水、土壤，看风水，是连地面上的人一起研究的。自然地理学之外还有经济地 理学、人文地理学等等。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既可分析其静态，也可考察 其动态。这样，文艺活动的社会现象就仿佛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场”，可以进行一些新的科 学的探索了。

     这不是什么前无古人的新鲜想法，不过现在一要有科学方法，二要适合我国情况。方法 论问题暂置不谈，我国和外国的不同情况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罗马帝国外一国的地域较小， 所以地中海沿岸就连结不止一个洲，更不止一个国。巴尔干半岛包括了几个国家。国别研究 ，分开或结合，已经是地域学研究了。有的大国，如东方的印度，一国包括了十种以上有文 史的语言，互不相下。古代虽有较统一的文言，好比中国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音 差别和地方语言分歧使规范文言不及中国汉语文言的势力大。各语言的文学自然带有地域性 。苏联也类似。美国文学迅速进入通讯传播发达的现代，是不是还会有地域研究，不敢断言 。惟有我国，汉语覆盖的地面本来很大，汉文在全国文化中的势力更大，而且一脉相传几千 年。纵的历史的线不能不结合横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觉得不论外国如何，我国的汉语文学可 以有地域学研究。艺术也可以在民族的和历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

     我国的客观条件既是这样，所以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禹贡》是很早很全面的 地理书。《山海经》内容似乎荒诞，但是对地理和人文的叙述兼有古代科学和文学的结构性 质。地方志在我国特别发达，几乎都有艺文志或有关的栏目。《诗经》首列十五国风。《楚 辞》标明地域是楚。编者可能已经发现地域和文体风格之间有密切联系。传说删《诗》定稿 的孔子就说过要“放郑声”。“郑卫之音”不仅指地域而且指风格以至内容。季札观“风” 更是结合地理讲文艺、文化。《左传》载师旷据音乐说“南风不竞”，断言楚军必败。南北 之分在文化和文艺探讨中不断出现。到后来往往以地域名风格、流派，地理、历史的界限混 淆。从唐代禅宗分南北以后往往是这样。江西诗派并不是指江西人。戏曲音乐的南曲、北曲 还以地方为主。画法由明末董其昌倡所谓山水画的南北宗之说，主要是指风格。书法自南宋 赵孟坚说分为南北以后，清代阮元、包世臣等人又以北碑南帖划分地域风格。以地域标名的 风格流派，如江西诗派、桐城派之类，多是以人为主，不是以地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地域的大区分总是提南北而很少提东西。这当然首先是由于地理条件。中 国的疆域之内，西部地区居民中大都是非汉族。除西部地区外，几条大河流都是由西流向东 面的大海。东西是通连的。南北行船必须挖大运河。其次是人文条件。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 裂的大势总是南北分界居多。由汉族语言也可看出。孟子称楚人许行为“南蛮明<SPS=1024> 舌之人”。南北朝时期各族杂居，政权分裂，南北文化分界更明显。隋唐大统一以后，从五 代到元以前约五百年间文化沟通，经济发展，但政权不统一。从占全民大多数的汉族方面看 ，仍是南北对峙，而东西则是不同民族文化，差别较大。元明清三代(十四至十九世纪)才形 成全国长期大统一局面，但汉文化传统以南北为主的划分，由于元、清帝王贵族属北方民族 ，反而更深入人心，超出地理条件之外。

     东西的分合可上溯周、秦、汉。武王伐纣是由西而东。平王东迁不过是由西安搬到洛阳 。太公封齐，开发山东半岛，沿海地区逐渐兴起。以后吴、越文化起于东南沿海。韩、赵、 魏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开始，强大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势力分属东齐、西秦、南楚。 其中秦的军事和组织力量发展最快，但出谋划策并执行的大臣商鞅(卫国人)和李斯(楚国上 蔡人)来自中原。李斯是秦汉以来政治文化制度的奠基人，是荀卿的学生。荀卿是赵国人而 在楚国做官。东方的齐国曾经强大一时，到最后还有个驺衍讲“大九州”的海阔天空议论。 全部合算，楚文化最丰富而有生命力，尤其是在哲学(老子)、文学(屈原)方面。秦自西而东 统一了国家，但随即杀戮丞相李斯、大将蒙恬，立了制度但无文化基础和主持的人，很快就 被原来楚国东部起兵的陈胜、吴广、项羽和刘邦所灭。王朝推翻了，制度传下来。萧何收秦 图籍，知天下地理、经济、财政，有了治国的依据。刘邦自东而西，又自西而东，在项羽兴 起的地区灭了项羽。很明显，这时期东西南北文化的大汇合，造成了汉代的全面整理古籍， 奠定古代文献基础。这局面一直维持到三国时期。以后是南北文化对峙，规模超过了战国时 期楚与北方的对峙。江淮流域和黄河流域文化不同，北人一批又一批南下，使长江流域文化 日益发达，却未能与北方汇合，直到唐代。

     中国疆域由中原逐步扩大，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一个特点。扩大的过程和形式中，出 去占领的较少，进来加入的较多。罗马帝国不是这样。这一特点是不是也在文化上有所反映 ？由此又涉及文艺的发展，也许还包含了一统大国从政治到意识长存的秘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学艺术，不能忽视地域性的因素。不仅是非汉族的民族文 艺有地域性，汉族文艺也不能只顾历史而不顾地理。地理不只是指地区，而是兼指自然、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文艺也要包括作者、作品、风格、主题、读者(如作序跋者、评点 者、收藏者等)、传播者(如说话人、刻书人、演员等)。

     不妨设想这种地域学研究可能有的四个方面：一是分布，二是轨迹，三是定点，四是播 散。还可以有其他研究。

     文学和艺术的地域分布研究不是仅仅画出地图，作描述性的资料性的排列，而是以此为 基础提出问题。例如楚辞兴于楚，影响虽大，却无后继。其中楚语未必多，作为地方性文学 也没有衍续下来。为什么？又如敦煌变文，孤立于一地，集中于一时期，此流行文体何以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源流有无地域性？石窟艺术、雕塑、绘画及书法的南北东西之异，在 南北朝时已明显，是否有地域性？辽、金、西夏各有文字，何以本族文学不昌盛，而当地汉 文学胜于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突厥、吐蕃(西藏)、蒙古就不是这样。这不是某一个族 的问题，是兼有地域性的。青海是两种文化中分。拜偶像的顶住了灭偶像的，长期相持不下 ，这也是有地域性的。有的地域有不止一种语言的文学，不止一种来源的艺术，都有发展， 如新疆。可以在全国的背景上考察地域性的变化，注意不同文化、文艺的前锋接触。西北的 沙漠化地区，西南的高原、盆地，山东半岛、浙、闽、粤等滨海地区的文艺发展有没有地域 性因素在内？仅仅注意唐代的西北边塞诗是远远不够的。高适、岑参等都是由内地去做官的 ，只代表一种情况。“春风不度玉门关”不表现关外居民的精神状态。不计算甘肃的沙漠化 和生态变迁未必能充分解说敦煌文艺的长期封闭。

     轨迹研究可以是考察文学家、艺术家和作品及文体、风格的流传道路。文人、艺人的籍 贯只说明一个因素。他的经历不仅可以系年，还可以系地。司马迁游名山大川访问耆老，自 己在《史记》的《自序》中说了行踪。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叙述风格。从文献来和从传闻来 和从亲见来(如《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是不相同的。李白和杜甫的游踪有同有不同， 两人对山的描写不一样，各地所见的人也不一样(如“不着鸦头甘<SPS=1861>”)。陆机兄弟 入洛，苏洵父子出川，都对作品有影响。辛弃疾、李清照都是山东人由北而南，词的豪放、 婉约的背景一致，表层异而深层同，不可“皮相”。若以敦煌壁画或者云岗造像为参照系， 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一种风格究竟是局限于一地区的特殊条件，还是以变奏曲的形态通往其 他地区，还是有地域的局限性，或不能北征，或不能南行，或不能西进，或不能东下？讲诗 文声韵在南朝，而庚信由南而北“暮年诗赋动江关”，何以能如此？这是以一个具体对象为 主而查其地理轨迹，正是在时空结合的背景上考察人的行为和文学艺术的动态。

     地域定点研究可以是考察一时期或长时期内一个文学艺术流派的集中发展地点，也可以 是其他的点。例如清代的扬州“八怪”(兼及南京)的诗、文、书、画等独绝一时。扬州的经 济兴旺由于盐商，可以解说文学艺术以至围棋的繁荣由于有了顾主，但还不足以解说何以和 近在咫尺的长江终点的艺术很不相同。以地主和商人的阶级习性来解说也还不充分，因为地 主和商人的阶级遍及各地，只是一般背景，不足以说明特殊。又如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是出 于一地而不限于一地。为什么姚鼐禀承方苞、刘大槐能兴起一种文风和文学理论？桐城文风 的长期不衰，这是不是和清代桐城所产生的官宦文人有关？清初三朝元老、《明史》总裁( 主编)张廷玉是桐城人。国外已有人著书以社会学观点调查桐城张家。桐城方氏大族的方苞 既是时文(八股文)一大家，又是古文名家。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方以智是桐城人。清代文字狱 《南山集》案的戴名世是桐城人。方苞曾因此案牵连入狱。可注意的是：有的标榜地名而不 是地域的，如江西诗派，提出者和传播者不都是江西(江南西路)的人。有的不标地名而实际 是个重要文化地区，如徽州。从宋到清经商的徽帮几乎遍及全国都市，但徽州只是个几省边 区，处于山中，文化无名。实际上，所属几县中，从婺源(曾属徽州)朱熹到休宁戴震到绩溪 胡适都是开宗立派有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徽州刻印书籍，生产徽墨、歙砚，闻名全国。国外 已有所谓徽州学。“五四”以后首先标点旧小说的汪原放是徽州人。出版当时新书的亚东图 书馆也是徽州人开的。地域定点的“个案研究”在文艺领域内是否也可以做？封建社会中地 域和氏族是文化的重要因素，不可忽视。会馆、同乡会是具有社会功能的组织形式。

     播散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尚不明白全国传播轨迹的风格、流派及其他。例如同一主题或同 一结构在不同地域中重复出现或形成模式。在民间故事中这类情况很多。动态的播散和静态 的分布不一样。这在近代戏曲流传中很明显。昆腔是一例。徽班入北京，西皮二簧成为京剧 ，几乎对外代表中国的戏曲。弋阳腔、黄梅戏、汉剧却只是地方戏。这是为什么？需要结合 时、地、人来研究。又如“梆子”是北方戏，在河北、河南、山西各有几路，西至陕西，东 至山东，都有。秦腔可能是源。“梆子”在北京曾经盛极一时，不弱于皮簧，后来河北梆子 却成为地方戏。这又是怎么变化的？艺术流派有的播散很快，有的不能播散，是不是应当在 人文地理背景上考察时代和人物？东周、东晋、南宋三次王朝的历史大播迁对文学艺术的影 响巨大，其中不能忽视地域因素。北宋的汴梁(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杭州)有同有异。为什么 《清明上河图》有不同传本？宋代画院和朝廷及民间关系怎样？民间口头文学的勃兴和南宋 都城杭州的繁盛密切不可分。那些“瓦子”是娱乐场，即艺术的“场”。“说话人”和演员 是作家。听众也是作家。他们以表示意见的“反馈”控制了创作和传播。宋亡后这中心转往 北京。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北京和南宋的都城杭州大有不同，但双方的类似文艺传统似断实续 。辽、金已经发展了汉文学，元更发展了民间文学。东晋的金陵(南京)，南宋的临安(杭州) ，元、明、清的北京，三个都城的居民都是兼有南人、北人。这三都的形胜不亚于，甚至超 过了长安、洛阳、汴梁(开封)。西北的沙漠化，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使居民和文化东移， 这正是地理和人事交互为用。文艺的播散研究是否可以将几个朝代的首都文化作为一种对象 ？大都市是集中和播散的核心，不是一个点。

     以上不过是提一点看法以供参考，不能具体谈问题和方法。这必须实际试作才能发现点 什么。但还有两点意见也不妨一提。

     一是考察作者、作品必须兼重读者、听众、观众。这对民间文学艺术研究尤其重要。古 代文艺来源和发展主要在民间。明确个人作者的文人、艺人并不能独占文坛、艺坛，甚至从 整个文艺来看还不能说时时处处都是主流。着眼只在作者未免狭隘而不见其全。艺术品多无 名作者。文学经一次传播便可能有一次增删改动。匿名、冒名等事往往出现。《红楼梦》抄 本互有不同，可能曹雪芹尸骨未寒已经有人在《石头记》上涂抹。书中自说，曹雪芹增删五 次，而为本书题名的有几个人、几个书名。《金瓶梅》若初稿出于嘉靖年间，刻本中的万历 本、崇祯本、康熙本彼此相距各只有几十年而互不相同。现代都还不讲“版权所有”，古人 更无此种私有观念。《文选》所收《古诗十九首》不早于东汉，仅两百年已称为“古”而不 标作者。因此不能以现代欧美日本的个人著作版权私有情况加之于中国古代。从作者到接收 者这个过程若统一于作品之中，那么，兼时空的地域学研究才更有意义。作品后面的人不是 一个而是一群，地域概括了这个群的活动场。至于文献和文物兼重的问题，由于艺术品本身 即是文物，不需要再说了。不过二者间有时出现矛盾，如何解决，还需要具体研究，不能忽 视。互相比对之下，问题也许会越来越多，解决问题便能前进。

     二是在文艺研究中评价是另一层次研究。考察事实不能离开评价，但不是从评价出发。 因此需要全面客观了解实际情况加以解说，然后才作价值评定的研究。当然也可以先作评价 ，但两种研究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习惯于从评价出发，见优而不顾劣，所以对历史全貌作解 说不能周到。文学史、艺术史往往是著名作家、作品、流派史。“庸俗”、“低劣”、“下 流”、“不登大雅之堂”和“高雅”是相对的，变化的。不但好坏标准随价值观念体系而不 同，而且即使一时、一地、一对象有一致评定也还需要好坏并列才见历史过程。完全不提骈 文、应制诗(试帖诗)、策论、时文(八股文)以及唱和诗、游戏文章，忽视汉代对策和唐代以 来的科举作用和文人生活，恐怕对于诗体和“古文”体不能完全理解其意义。从《诗经》的 “风、雅、颂”以来，民间文学发展一直和庙堂及文人作品同步或在先。艺术更是这样。“ 五四”的文学运动岂能脱离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鸳鸯蝴蝶派”而完全说明意义？这 是自明之理，却似乎常被遗忘。可能因此看来有许多文艺历史现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突 然而来，忽然而去。若依地域查时代考人群，不仅以今天的好恶定取舍，也许能考察历史过 程全面一点，解说得更周到些。这和评价不矛盾，只是不同层次。

     本文所说当然是指历史而不是说现代。这个历史下限可以断到清末即一九一一年，或则 一九二○年，即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年。这前后情况大不一样。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