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郭老的开创精神，学习郭老的开创精神

白寿彝

     党的十二大号召我们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今天来纪念郭沫若同志的90诞辰，就特别感到郭老在史学上的开创精神的重要意义。我们要纪念他的开创精神，学习他的开创精神。
    郭沫若同志在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至1978年逝世为止，整整半个世纪中，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郭沫若同志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
    郭沫若同志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所谓“风雨如晦”，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年代。作者写这部书，正是要担负起“鸡鸣不已”的任务。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指出中国历史的必然的前途。他的这些话，表明了一个马克思历史家的深刻的时代感和庄严的责任心。郭沫若同志在二十年代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此后。他研究了《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使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同志对中国吏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的时候，正是当时思想界进行三大论战。这是一次历时长久的学术领域的论战，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论战。就其性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假、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及前途等问题。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制社会，这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郭沫若同志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力地打击了托陈取消派、帝国主义的一些御用学者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也澄清了左派史学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尽管后来郭沫若同志几经修改他对于奴隶制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但是这无损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当时和后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1945年，郭沫若同志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姊妹篇。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评。这是他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有所理解之后，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方面来了。
    郭沫若同志还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形成、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他关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他关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一系列著述，包括《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卜辞通纂》(1943年)和《殷契萃编》(1937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辞》(1932年)、《金文丛考》(1932年)和《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结出的丰盛的硕果。
    郭沫若同志始终把史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的“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是产生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他是为着“未来”而研究“过往”的。他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为了打击那些高喊“我们的国情不同”从而抵制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人。举例来说，他写《甲申三百年祭》、是为了一方面揭露反动统治者的腐败，一方面以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史实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的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骄傲起来。毛泽东同志称这篇文章是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史论。
    郭沫若同志说过：“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所谓“兴趣是在追求”，实际上就是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他始终是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进行创新的。
    综观郭老在史学上的开创事业，一是对历史研究的开创，二是对历史文献研究的开创，都取得丰硕的果实。他的这些成就，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取得的，我们今天在各方面的条件，特别是政治条件，决非郭老当年可比。我们应该在新的条件下，学习、发扬郭老的开创精神，以积极行动响应党的号召，我们史学界同志要群策群力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这是很伟大的工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情，也不是三年两年的事情，但我们必须着手去作，不能停留在空谈上。我想，至少有三件事是应该加紧去办的。一件是，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一件是，开阔视野，治史修史，不断提高史学水平。是解决宏观与微观、纵观与横观、深与广，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第三件是强大史学工作队伍的问题。(问题的迫切性。才学识的要求。专业队伍与业余队伍的结合)。
    我们今天纪念郭老，固然是要纪念郭老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从纪念活动里吸取力量，使我们能够在开创新的局面中得到启发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