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垣  

 

《传记文学》:启功的恩师陈垣旧事

文/周駬谷


  

   1969年11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中,启功(后左)、刘乃和(后右)前来看望陈垣

  从“四库”到宗教史

  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陈垣(字援庵)是广东新会人氏,出身药商家庭。17岁(光绪二十三年)时,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住在新会会馆。和他同住会馆的,是光绪壬辰科(光绪十八年)进士翰林伍铨萃。伍先生和他谈起学问来,发现他读书很多,对书的作者、内容、版本,都能谈得头头是道,大为惊奇。其实陈垣十三四岁就已经把十三经读完了,后来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眼界更是大开,渐渐学会了按照目录选购经史子集所需的图书,广泛涉猎。而这在当时是要被指为不务正业的。那年的试题是《冉求之艺,文之以礼》。陈垣放笔直书,信心十足。考完后回到会馆,将所做的文章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与伍先生听。伍先生认为他的文章虽好,但不合八股规范。九月初九日放榜,果未考中。陈垣懊恼离京,伍先生送陈垣到车站,握着他的手说:“文不就范,十科也不能考中!”这话对陈垣刺激很深。回到广州后,陈垣便发愤要把八股文作好。他买回了十科的《直省闱墨》,一遍遍细读,最后装订成四大册,认真体味,有的好文章甚至能够背诵。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八股文大有长进,但是后来科举却取消了。晚年陈垣回忆说:“可惜白白糟蹋了两年的时间,但也得到了一些读书的方法。”

  1913年,陈垣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员,赴北京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北京。陈垣治学,没有师承,全靠自学。而研读《四库全书》对他的一生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他到京后,听说原藏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已运到北京,存放在国子监前街大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对于这样的国之重宝,陈垣心仪已久。那时他住在宣武门内象来街,在北京西南角,而方家胡同是在北京的东北角。当时溥仪还住在宫里,紫禁城东西两侧的皇城根是宫苑禁地。所以陈垣每天读书必须绕道走。于是他赁一辆驴车,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要是遇上风霜雨雪,有时来回要三四个小时。上午他总是图书馆刚开门就赶到,下午直到闭馆才离开。就这样,陈垣一读就是十年!

  陈垣将《四库全书》著录的书名和作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最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实际存书相考核,校出有目无书、有书无目、书名不符、卷数错误等情况,了解了《四库全书》收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了《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又因纂修四库的掌故,私家多不便记载,陈垣利用乾隆御制诗文,写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一卷。经过这样反复的钻研,他不仅对《四库全书》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对浩瀚的文史图书也已了如指掌,日后治史,自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1920年,当时民国政府拟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影印文津本四库。叶恭绰举荐陈垣董其事,只是后来政府更替,事情不了了之。

  陈垣早年从随著名天主教人士英敛之、马相伯游,发愿著述中国基督教史。1917年陈垣写成了他的史学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元史“也里可温”四字,汉意失考。陈垣将《元史》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史书通阅一遍,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全部录出,查阅了元史有关的笔记、典章、方志、碑帖。陈垣自学过蒙文,最终考订出“也里可温”,就是蒙元时代对基督教会人士的统称,并将蒙元时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播与流布,在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了结了数百年的悬案。他精心撰述,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的则是《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是讲述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汉化的一部专著,材料丰赡,条理明辨,刻意在有“全盘西化”论时著成。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四十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L.C.Goodrich教授将其译为英文。这也是他最满意的一部著作。

  陈垣从事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二十世纪初年敦煌经卷的惊世发现。大量有关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西北史地的文献出现,作为中国史学家,陈垣早在二三十年代不止在一种场合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1924年夏,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任导师的陈垣,与北京学界同仁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并被推举为采访部长。后来他对京师图书馆八千余轴敦煌经卷分类考订,编成《敦煌劫余录》。以“劫余”二字,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

  在故宫博物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驱逐溥仪出宫。为应事态之变,国务院紧急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全体委员由国务院聘任,李煜瀛(字石曾)任委员长,聘请蔡元培、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人任委员。善委会成立后,李煜瀛出京出国事不断,故宫方针大政,渐渐担在陈垣身上。就是陈垣主持的清点中,故宫陆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典籍、孤本、底本、档案等。如在斋宫中发现了元刻本《元典章》,有汲古阁毛晋私印,也就是四库提要所谓的内府藏本,以及在懋勤殿发现了当年罗马教宗就中国礼仪的通谕等珍贵档案。最重要的发现大概要算1925年4月在藻堂发现了尘封多年的《四库全书荟要》。

  陈垣很早便知此书,但无由得见,此次意外发现,令他惊喜万分。《四库荟要》与《四库全书》同时编成,编《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已63岁,他恐怕《四库》编成费时太久,未必得见,所以又命四库馆臣择精华,缮写成《四库荟要》。《四库全书荟要》分抄两部,一部存圆明园味腴书屋,一部放在紫禁城藻堂内。这时圆明园一部燔焚,藻堂这一部即为世间仅存。1925年10月10日,善委会与北京各界人士在乾清门广场召开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大会,陈垣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故宫博物院设古物馆和图书馆,古物馆由易培基任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为纪念此事,陈垣在寿安门前手植稚桧八株。如今事过八十年,当年的稚苗已高逾宫墙。

  民国年间,战乱频仍。1926年3月底,冯玉祥的国民军与直奉联军作战失利,即将退出北京,故宫安全受到威胁,只得决定请执政府内务部卫队接替冯玉祥部驻防。借此次换防之机,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都想进驻故宫。北洋政府内务部、直鲁军阀、前清遗老也均有动作。到了七月,事态急转直下,吴佩孚主北京事,杜锡出面组阁。在新内阁国务会议上,通过改组故宫议案,决定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以前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赵孙二人与故宫博物院诸理事商洽接管事。理事会派陈垣、俞同奎等四人前往。谈判开始,陈垣发言说:“如果要接管故宫,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办理接交手续。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接收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如果你们不同意点交,可以登报声明说明自愿负故宫的全部责任……”赵孙二人回去汇报,不想杜锡竟同意点交,也同意设移交、接收两委员会,驳回了赵孙二人的原议。二人一怒之下双双辞职,但接着就发生了8月8日陈垣被捕的事。

  那天清晨,陈垣被宪兵司令部抓走了。故宫理事会同仁得到消息后,忙多方营救。到了下午宪兵司令王琦同意放人,但他对赵尔巽说:“这个姓陈的太可恶,还硬不肯走,一定要追问抓他的理由。”后来陈垣虽然被释放回家,但王琦派了两名宪兵跟到陈宅,将陈垣软禁在家中,一住竟是一百多天。直到北伐胜利在即,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接管了故宫,任命易培基为院长,李煜瀛、陈垣等37人为理事,故宫才安定下来。

辅仁大学的八年

  八年抗战期间,陈垣是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度过的。辅仁大学1933年后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办,1936年后,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是德国人。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得以继续开办,而且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直坚持了八年,所以辅仁大学后来成为沦陷区内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惟一一所大学。对于陈垣这样有声望的学者、大学校长,日伪当局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总是企图利用他,委以各样文化要职,有时是直接出面,有时则是托陈垣的故旧疏通。对于这些,陈垣一概严辞拒绝。但无休止的骚扰威胁,使得陈垣不胜其烦,常思有个地方避一避。

  有一次,他和几位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三楼看书画展。偶在楼栏处往下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走过。陈垣沉默不语,后来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眼含泪水,师生们将他扶下楼来。其实陈垣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古都,但是几千师生的期望,使他实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有扶师南行的密谋。陈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长谈数晚,晓以利害,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校长一走,辅仁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最后雷冕竟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陈垣百感交集,反复思考,终未成行。

  辅仁大学似沦陷区北平的“孤岛”,成为不肯就职于伪大学(日伪利用原址继续开办的大学,被称伪大学,如“伪北大”)的学人的净土,一些志士也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辅仁大学虽未停办,但师生被日伪当局逮捕却是常有的,如英千里、沈兼士、胡鲁士神父(荷兰人)、范文澜、赵光贤、李德伦、萧乾等等。每一次陈垣都要积极营救。在那八年时间里,陈垣还尽可能地向一些生活困难的学人约稿,藉此补贴他们的生活。八年里,陈垣的心情是苦闷的,而这种苦闷只能在他史学著作的字里行间得到抒发。在这时期他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铮僧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著作。而最能体现他深明大义、崇尚名节思想的著作,则是《通鉴胡注表微》。这是一部研究胡三省(字身之)思想的作品。胡三省是宋末人,不仕于蒙元,以作通鉴注的方式,申诉蒙元的暴政。终于在他65岁那年迎来了古都的光复。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翌年,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6月病逝。

  摘自《传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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