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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理的战斗 ——《西游记》主题新论 田同旭 学术界对《西游记》主题的评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全书前后“主题矛盾”或“主题转化”等说法。然而,只要把《西游记》放在明中叶以后社会新思潮中来认识,不难发现,《西游记》是一部以情反理的小说,它的主题是统一的。 一、《西游记》的成书年代,苏兴力主为嘉靖二十一年左右吴承恩壮年之作。这时,朱明立朝已近二百年,属明代中后叶时期。朱明立朝,极力推行束缚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这是朱明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在思想政治上实行专制的反映。也正是在“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教泛滥成灾的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中背离程朱理学的成分,得到其后学的极端发展,诸如龙溪学派的王畿把良知引向禅学,泰州学派的王艮主张“百姓日用即道”,以及何心隐的“足欲说”,尤其是李贽的异端思想。他们充分肯定人的情欲,即好色好货思想,是天然合理而不可扼杀的,形成了一股人欲横流的反理学的社会新思想。与之相适应,明中叶以后的许多文学家,也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或主张,掀起一股强大的以情反理的文学思潮。 吴承恩一生经历的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正是明代反理学社会思潮逐步走向兴盛的时代。我们从吴承恩和其他思想家、文学家的生平对照以及《西游记》和其他有关文学作品的时代对照中,可以看出,吴承恩和明中叶以后一大批反理学的思想家、文学家是同时代的,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明中叶以后反理学社会新思潮的影响。吴承恩时代,龙溪学派和泰州学派早已风行天下,作为明代苏北商业中心而又临近泰州的吴承恩的家乡淮安,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股新思潮的冲击。同时,和吴承恩同时代的山东冯惟敏,写了杂剧《僧尼共犯》;山阴的徐渭,也作杂剧《翠乡梦》;稍后,汤显祖的力作《牡丹亭》问世,山东又出奇书《金瓶梅》等等。这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戏曲、小说,都在极力弘扬人欲,鞭挞扼杀人性的理学。吴承恩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他不可能游离这股震动人心的反理学文学思潮,《西游记》是一部和明代中叶以后社会新思潮同步的巨著。 二、《西游记》的情理思想,猪八戒是它弘扬人欲的凯歌。猪八戒原是统率八万天河神兵的天蓬元帅。坚守天河,他应当有个任务,防止牛郎织女私自相会;而他自己却偏偏在蟠桃会后逞酒调戏嫦娥,并被打下凡界。猪八戒是因为放纵色欲而受到天理惩罚的。然而,尽管他受到如此惩罚,下界后仍然欲心不灭,第一件事就是和云栈洞卵二姐共度巫山云雨,又招亲高老庄袒腹东床。即使做了和尚,仍然六根不净,西天一路,每遇女子,不论是人是妖,“便眼不转睛,淫心紊乱,色胆纵横”、“看到好处,忍不住口嘴流涎,心头撞鹿,一时间骨麻筋软,便好似雪狮子向火,不觉的都化去了。”一直到快成正果,在西天佛界遇到嫦娥,还忍不住跳到空中和霓裳仙子调情一番。可见,天理佛法,都难以扼杀猪八戒的情欲。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食色本是人的天性和合理的生活欲望,朱明统治者却要“存天理,灭人欲”,企图通过扼杀合理的人欲,来维护天理的尊严。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新思潮,正是通过能合理人欲的肯定弘扬,来冲击程朱理学的。冯惟敏在《僧尼共犯》中,描写明进和尚对佛门禁欲极为不满时说:“寻思想来,俺也是人生父母养下的。”他同样有娶妻的欲望,便不顾受罪孽下地狱之佛门戒律,与彼此有意的惠朗尼姑私通,在菩萨、神灵塑像前面,把拜佛席权当牙床。被抓奸见官后,知州吴守常竟将二人判为还俗成亲,满足了僧尼的欲望。一僧一尼,不仅“两团圆欢天喜地”,还希望“普天下庵里寺里,都似俺成双作对是便宜”。冯氏通过吴知州所云“从来食色性皆同,到底难明色是空”,对人的情欲合理性做了充分肯定。徐渭的《翠乡梦》,同样写玉通禅师苦苦修行二十年,还自叹“光景无多,正果难成”,一遇妓女红莲,便“烂缰绳毕竟难拴”而犯了色戒。徐氏把禅宗的戒律,即程朱理学,比作腐朽的“烂缰绳”,是无力束缚人的情欲的。 《牡丹亭》更把杜丽娘塑造为“情至”的化身,“游园”时她唱道:“可知我一生爱好是天然”,“寻梦”时又唱:“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都表现出杜丽娘对理学扼杀人欲的强烈不满,而只要能满足了一个人的正常生活欲望,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金瓶梅》更是极端地通过对好色好货思想的鼓吹,表现作者对理学的不满和嘲笑,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人的情欲的不可扼杀。在这一点上,《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是相通的,它通过天理佛法不论对猪八戒施行什么手段,都没有灭掉其色欲的描写,说明人之情欲的不可扼杀。在猪八戒以色欲难抑而表现出的人之常情面前,天宫的伦理,禅宗的禁欲,都是苍白无力的。 猪八戒另一难以扼杀的欲望是贪食。这是猪的本能,更是人之大欲。唐僧每斋食之前,总要先打禅念经,然后动箸,弟子方可进食。这是朱明统治者所推行的天理秩序之很有寓意的形象体现。然而猪八戒根本不管这一套,他在天宫就是因为贪酒而犯色戒的,下界后菩萨劝他皈佛,他却说:“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娘!管什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在他心目中,天理官法,禅宗佛法,都是扼杀人的情欲违反人的天性的。他不甘心受其束缚,只要能逞欲有食,他可以不顾一切。西天一路,每当斋饭,他总是“风卷残云”,一听人参果,口里便忍不住流涎水;在陈家庄大叫:“斋僧不饱,等于活埋”;七绝山稀柿同,近千人供食,他不惧秽污,立下开山臭功。吴承恩很能理解人对食的天性,西天一路,不仅满足猪八戒对食欲的追求,到灵山后,还让如来佛封他为“净坛使者”。猪八戒初嫌封号不尊,一听净坛使者的使命是受用天下四大部洲进贡灵山的贡品,便欣然接受。以禅宗佛法面目出现的程朱理学,不仅没能扼杀猪八戒对食的贪欲,反而不得不循其欲而封号,这实在是对人欲的弘扬。 《西游记》是把猪八戒作为理学压迫下的凡夫俗子进行塑造的。在他身上,更多地表现着明代社会好色好货思想的沉淀。猪八戒是作者以情反理的战斗武器,是《西游记》弘扬人欲的一曲赞歌。 三、孙悟空在《西游记》中,是个极富时代特征的形象,他集中而又复杂地体现着《西游记》情理之争的主题。人的情欲表现是多样性的,此所谓七情六欲是也,这是人的本能和天性,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合理要求和正常欲望。程朱理学则把人的情欲归其为邪恶,尤其是对人的好色好货之大欲,更是深恶痛绝,以为放任之,必然要违犯封建伦理道德,所以才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被朱明统治者奉为至宝圭臬,用以维护思想专制,维护封建秩序。明人为此深受其毒害。吴承恩无疑有着反传统的叛逆精神,他和明代中后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样,带着打烂理学桎梏的同样愤怒,塑造了孙悟空这个光辉的形象。 孙悟空是个由一块石头造化出来的自然之子,作为猴子,他极端好动,永不安生;作为人,他“一生受不得气”;作为神,他不愿受任何束缚,一句话,孙悟空追求的是个性解放,任情随欲。在程朱理学统治的天罗地网中,孙悟空庄严地宣布,他的本性不可扼杀,人的情欲不要战胜。不受阎王束缚,不受天宫束缚,不受唐僧束缚,不受菩萨束缚,不受妖怪束缚,不受佛主束缚,可谓其主导性格。而且,只要谁束缚他,他就反抗谁,反抗成为孙悟空性格的本质。把这种主导性格和性格本质放在明中叶以后的反理学社会新思潮中来看,他反映的是吴承恩不受理学束缚,而且立志要打烂理学桎梏的反理学思想。这种思想,作者把它倾注在孙悟空的身上,并使他这种思想贯穿了全书始终。 凡人一生下来,情欲就会自然而生,所以孙悟空一出世就要称王,要过“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甚至不知足而异想天开地追求一种“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不要阎王老子暗中管着的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深有寓意情节,即人的情欲是自然滋生的,是一种本能天性,一旦受到束缚,必然要走向反抗。假如没有“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的话,即假如没有程朱理学束缚的话,孙悟空也许不用出海学道而安分守己,他反抗的本性完全是被逼上梁山的。这是理学的反动,它想束缚人性,却使人们为求得个性解放而走向反抗,天理实际是无理的。 孙悟空得道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在龙宫得到一根可随人意而粗细短长的“如意金箍棒”。作者特意命其名为“如意”,决非闲来之笔,其寓意不言而喻。它是人之情欲的象征,孙悟空就是靠这根金棒,才大闹龙宫地府,大败天兵大将,后来又横扫西天妖魔的。程朱理学为了维护天理尊严和思想专制,当然不会放任人欲横流。为了束缚孙悟空的情欲,“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着他安心定志,再勿胡为”,玉帝在齐天大圣府中分设“安静司”和“宁神司”安静宁神,不就是“灭人欲”的翻版吗?程朱理学对孙悟空不受束缚的本性估计过低,猴子怎能安静宁神呢?难怪做了佛徒之后,孙悟空还说他只会翻江倒海担山赶月而坐不了禅,区区安静、宁神二司,岂能束缚住孙悟空极瑞好动,永不安生的性格本能呢?即使被押入八卦炉——八卦炉是程朱理学对一个任情纵欲的反抗者进行天理强化教育的象征,这和杜太守延师陈最良对杜丽娘进行闺范教育而适得其反有着同样的意义。八卦炉不仅没能使孙悟空收敛自己的情欲,反而炼就了他的火眼金睛,使他更看清天理的腐朽,虚伪和残酷,促使他走向更强烈的反抗。一跳出八卦炉,即挣脱理学的牢笼,孙悟空便挥舞着金箍棒,大闹霄壤天宫,甚至要玉帝让出天宫,来一个彻底的天理人欲的翻覆。吴承恩在大闹天宫尽情地表达他对束缚人性之天理的不满,热情地赞颂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一点灵光彻太虚,那条柱杖亦如之。或长或短随人用,横竖横排任卷舒。”八卦炉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被打得粉碎而终于破产。这是一曲人欲的赞歌,是明中叶以后大批进步思想家要求个性解放,打破理学束缚的理想寄托,也是程朱理学受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新思潮冲击,不能维护封建思想专制之现实的形象写照;而促使理学趋向解体的最好武器,正是象征着人之情欲的如意金箍棒。程朱理学对孙悟空的任情纵欲使尽了解数而不能扼杀其情欲,最后不得不把他打入一个天理的牢笼,把他压在五行山下去受五百年炼狱的悔过。八卦炉之强化没有束缚住孙悟空的本性,只好压在五行山下而武力镇压,恰恰说明封建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束缚人们思想,扼杀人们情欲的破产,又正是明中叶以后社会思潮中情理斗争的一个现实反映。 五百年炼狱的收效如何?孙悟空为了挣脱苦海,说他已知悔而做了佛教徒。这就是有些评论者所说的孙悟空投降了神佛,从造反英雄而做了护法弟子。宣言不等于行动。孙悟空一出五行山,马上抽出如意金箍棒,兴奋地说:“这宝贝,五百年不曾用着他,今日拿他出来挣件衣服穿穿。”遂一连打死一只老虎和六个强盗。唐僧指责孙悟空违背佛戒之不杀生,他又如在天宫做马夫似的,转身就要重返花果山。唐僧说孙悟空不受“人气”,孙悟空则说唐僧不识“人性”。人气与人性之争,实际上就是明中叶以后社会思潮中情与理的论争。可见,虽然做了佛教徒,孙悟空仍未改悔而不受人气,仍要任情纵欲追求个性解放。神无法,佛无法,师也无法束缚住孙悟空的情欲,只好骗他戴上金箍儿,迫使他去做护法弟子。 金箍儿和紧箍咒,这是封建统治者束缚孙悟空的又一个法宝,可以理解为程朱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按理说,孙悟空皈依佛门,首要是戒杀,听从师父管束;如来佛也以为,孙悟空既然戴上金箍,是不敢有违佛门戒法的。程朱理学又一次低估了人之情欲的不可扼杀。西天一路,孙悟空冲破各种束缚和磨难,遇妖就斗,逢怪就战,大开杀戒,和在大闹天空中一样,仍然发扬了不受任何束缚的本性,和金箍儿做不了妥协的斗争。孙悟空在被戴上金箍后第一次见到菩萨时大叫:“你怎么生法儿害我?”并以辞职相威胁,直到菩萨许他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又送他三根救命毫毛,孙悟空才答应继续西行。在古代社会里,明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天地都要听从的任意指挥,这对任情纵欲的孙悟空来说,实在是一场太合算的交易了。 三打白骨精是孙悟空情欲不可抑制的集中体现。唐僧一再念紧箍咒,孙悟空也几次发誓戒杀,但一遇妖魔,不论忍受多大痛苦,他也要发泄自己的好斗本性。唐僧要赶他去,他出的价钱是只要唐僧退下金箍儿,他就“快活相应了”。收红孩儿时,菩萨要孙悟空留件东西做抵押,他指着头上的金箍说:“情愿退下,将此为当。”直到成了正果授了封号,孙悟空的第一个要求仍然是:“趁早念了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念念不忘的这个强烈愿望,难道不能说明他仍然保持着不受任何束缚的反抗性格吗?一方面是拼命束缚,一方面是拼命挣脱束缚,它具体形象地体现着情与理的斗战,也反映了明代不愿忍受理学束缚的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 颇值讽刺和深思的是,孙悟空西天一路并未收敛自己的情欲而成为一名合格的佛门弟子,佛门戒杀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他多次调侃终身为父的唐僧师父,戏骂菩萨一世无夫,讥笑如来佛是妖精的外甥,最后还被封为“斗战胜佛”——这下可给孙悟空带来了麻烦,一些评论者对这个结局大为不满,孙悟空遭到和宋江一样的命运,被指责为做了投降派,西天扫妖之功被说成是镇压了自己的同类。孙悟空前后性格由此被看作是矛盾的。《西游记》前后主题矛盾或转化而不能统一,关键就在这里。如何认识这个结局呢?我以为:这个结局是合理的,它没有影响孙悟空的性格和《西游记》主题的统一。 其一、孙悟空的封号是“斗战胜佛”。斗战,正是孙悟空反抗性格的具体化;斗战必胜,这是对孙悟空反抗理学束缚的肯定。如同程朱理学不能扼杀猪八戒的食欲而封他为净坛使者一样,神佛无奈于孙悟空的好斗好战反抗之情欲,也只好封他为斗战胜佛。这是孙悟空的胜利,是人欲经过斗战终于战胜天理,又迫使天理不得不承认人欲的合理性的胜利。 其二、这个结局可以和《牡丹亭》做个比较,《牡丹亭》是典型的以情反理的作品。柳梦梅破墓,杜丽娘还魂,二人私自结合。对于封建婚姻来说,这是场既犯法律,又违礼教的婚姻,而且杜丽娘在金殿之上毫不把君父放在眼中,和柳梦梅紧紧站在一起。皇帝无奈,只好赐柳杜团圆,杜父无法,只好接受这场婚姻。难道我们能因为柳杜的婚书是皇帝恩准的,就否认柳杜爱情的社会意义吗?类似的作品很多。《西厢记》、《墙头马上》、《拜月亭》等等,都是类似的结局。对这样的结局如何看?张齐在《还魂之后有精华》一文中说:“最后依仗圣旨的力量,毕竟是汤氏阶级的时代局限的反映,但主要还是杜丽娘、柳梦梅坚持斗争的结果。”这个评论可以移用对《西游记》的评论:孙悟空终未改悔不受束缚的本性,最后还要成佛,又是曾经镇压过他的如来佛亲自封号,封的又是符合他本性的斗战胜佛。这只能说明程朱理学在人之情欲面前的黔驴技穷和彻底失败。 其三、作为文学形象,孙悟空只能选择护法成佛之路。要不,如同张君瑞一样,张君瑞不去赶考中举,就不能和崔莺莺团圆;孙悟空不去护法,就只能永远被压在五行山下“不能展挣”,干不出西天扫妖的英雄业绩。如此的话,孙悟空便成了名符其实的失败英雄。人们是不愿意看到孙悟空如此悲剧的。于是,吴承恩不负众望,为孙悟空选择了成佛的出路。吴承恩只能为孙悟空选择这样的出路,这是明代社会的一个现实。明代许多文人,终身不改自己的本性,却又不忘寻个出路,或举业,或做幕僚——吴承恩就是这样为自己选择出路的。寻找人生出路,这大概是人生最大的欲望吧! 四、有必要提及唐僧。有人认为这个形象是苍白而不真实的,他只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传声筒。作者实际对唐僧无意写他真实与否,只是要通过这个形象寄托一种思想倾向。无疑,唐僧是明代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形象写照,是个以天理律己,又以天理律人的象征。这个口口声声不离君父,走路怕踩蝼蚁,点灯怕灭蚊虫,诚信佛法,严守天理的高僧,尽管从未放纵过情欲,却总是多灾多难寸步难离孙悟空。他几次很失体面地对孙悟空说:“徒弟快救我一救!”为了保命,竟连天理的尊卑秩序都不顾了。作者的寓意在于:按天理行事,寸步难行,百事不成;顺乎人性,虽受阻难,终可成功。徐渭的《翠乡梦》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玉通禅师禁欲修行二十多年,由于违背人性,难成正果。而他的后身柳翠,虽为妓女,任情纵欲,一经点化,马上成佛。联系起来相论:程朱理学由于违背人性,扼杀人们地正常生活欲望的追求,在资本主义出现萌芽,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传统道德受到冲击的明代社会,这是一股逆社会潮流的腐朽思想,是不能维护对一个社会的统治的。唐僧形象的意义正在这里,他实际上宣告了程朱理学的破产。 不过,吴承恩并未低估理学的力量,因为至少在作者的时代,程朱理学还维系着对一个社会的思想统治,它要利用一切机会顽固地显示自己的力量,致使孙悟空因不受天理佛法的束缚而几度被唐僧流放。吴承恩没有因为人之情欲的不可扼杀而过分夸大情欲的神通,他如实地写了孙悟空的几次受挫,这就给我们揭示了明代反理学思潮的兴起的艰难,也给我们认识了孙悟空形象带来的复杂性。程朱理学作为传统儒学的一个发展,到明中叶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沉淀。反理学思潮的兴起,本身就是件艰难的事。联系朱明统治者指责王畿学说为“伪学”,视李贽为“异端”,并对他们竭尽全力迫害,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孙悟空所遭非难,则是表明明中叶以后情理斗争的复杂激烈和你死我活。吴承恩借孙悟空的一条如意金箍棒,虽然没能荡尽程朱理学的千年尘埃,但他终究在明代文坛上极为精彩地挥舞了一番,震动了程朱理学对明代社会思想和政治的专制地位,大大推动了反理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文学史上,有人把“第一次把明代社会的新思潮引入戏曲创作中,公然宣扬人的情欲具有天然合理性,表现出鲜明时代特征”的功劳归于徐渭在嘉靖三十五年写的《翠乡梦》。那么,第一次把明代社会新思潮引入小说创作,以情理斗争为全书为宗旨的,便是吴承恩在嘉靖二十一年左右写的《西游记》。《西游记》是明代文学中反映情理主题的先驱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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