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在神话和文艺作品里,常有这一道理的体现,可以作为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例证。”(见《钱钟书论学文选》二卷318页)他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举了《周易》的《涣》卦辞:“忍丑(酉鬼少羞,无面有头”。又《剥》之《彖》辞曰:“泥面乱头,忍耻少羞”。却与《西游记》七十九回,悟空为唐僧“泥脸子”的故事相联。

故事的内容,是说取经人途经“小子城”,妖精要取唐僧心肝做药引。唐僧害怕,悟空则提出“师作徒,徒作师”的办法,来与他互易面容,以便解救。唐僧一听:

便说:“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于是,悟空撒尿,和了一把澡泥,贴在唐僧脸上,变成行者模样……

这一段描写,正是将《周易》卦辞中“抱愧含羞,泥面乱头”作了非常形象生动的表述。以此,也说明了概念思维的内容可由形象的艺术创作的方式予以表现。这对《西游记》的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启示。

近年来,李安纲先生致力于《西游记》的原型、主题、人物等问题的探究,独辟蹊径,追本溯源,其大著《苦海与极乐》则是他研究《西游记》的重要成果。他博览儒、道、佛、医等典籍,论证《西游记》融合三教思想的轨迹;又具体地将《西游记》与宋代俞琰的《十二璧卦》、元代丘处机的《大丹直指》和宋代石泰的《还源篇》相对应研究,来论证《西游记》的结构。总之,他的见解新颖,但是初读之往往异而疑之,而细读之则渐信服之。

至于如何读《西游记》,我认为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读法。因为《西游记》的读者对象,文化层次上有专家学者,有市民百姓的区别;年龄结构上有中老年、青少年的差异。可见,阅读《西游记》则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事。

《西游记》的故事和版本早已流传域外,成为世界名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所以人们对《西游记》的欣赏、感受也就自然会因人而异。然而,把《西游记》作为专门研究的一门学问,来对待,或者称之“西游记学”,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考察和审视,发掘它与人类文化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这是非常必要,也是学者们应尽的责任。

然而,就一般的读者来说,例如,当他们津津有味地读到孙悟空大闹天宫、鬼府、龙宫等精采生动的场面时,也就不一定要他们去联想如《大丹直指》所讲的那样,理解为人体中的“心肾相交”或者五脏六腑的相生相克等,或者将唐三藏的八十一难当做黑铅红汞的炼丹过程去理解,那么一般的读者必定会觉得索然无味的。

同样,一般的读者读《红楼梦》,如果只留意甄士隐的“好了歌”为主题歌,或以十二金钗为粉骷髅,那也就难以看下去了。所以我认为,不论是“红学”或是“西学”的专家们,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与一般读者读《红楼梦》、《西游记》是不同的。但在怎样去阅读《西游记》上,却就不必强求一律了。

作为《西游记》的学术研究,必然要与作品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考察。《西游记》的作者是否吴承恩可以怀疑,但《西游记》一书的问世,当在于明代中期。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一时期,王阳明的“心学”盛行,时人称做“王学遍天下”,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地受其影响。

王氏所倡导的“心学”,是在明中期封建统治极度腐败、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情况出现的思想运动。其提倡“人人胸中有圣人”、“满街都是圣人”,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阳明“心学”的形成有其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王学三变”。实际上是揉合儒、道、佛,但具更多的佛学色彩。阳明的一生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上,都有过僧人、道士或者方外异人出现。

他对道教怀有特殊的关怀和情感。李安纲先生认为《西游记》的人生观是“心路历程”,我很同意这样的看法,而且对我颇多启发。我认为,王阳明的哲学也可称之为“心路历程”。不过,在最后的归结点上,《西游记》和阳明“心路”却有着出世与入世的不同。前者是由超凡登仙成佛的历程,后者乃是由凡人而入圣贤境界的历程。

阳明的心学的要旨,集中于他晚年的“四句教”,即: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

意谓“心之体”是自然的,它处在“未发之中”,不存在善恶之分。只有出现人的意念活动时,才有善恶分别;良知是能认识善恶,在认识善恶的基础上而迁恶从善,而这种“工夫”便叫做“格物”。

阳明以“心体”是无善无恶的思想,是直接来自佛教禅宗的影响,它们都曾以“明镜”来比喻心体。《西游记》的八十五回中借悟空之口说的“心净孤明独照”,就是这个意思。任何“心路”历程,都要经过“尽性至命”的修养工夫。儒、道、佛都是一样,所以王阳明说:“尽性至命,二氏(佛、道)皆我(儒)之用。”而“完养此身,谓之仙”,“不染世界谓之佛”。《西游记》中之孙悟空是“灵根育孕”出来的,悟性特高,但他是“心猿”,却无法把定“无念、无相、无住”(禅宗语)的心体,在他的意念之中所表现出既有善,也有恶,即“有善有恶,意之动”。所以,人们就需要“明心见性”,在时善时恶、把握不定之时,就应该“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陆象山语),不为物欲意念所动摇。孙悟空在《西游记》取经途中,在除妖扫魔中能辨别善恶邪正,可谓良知未泯,尚心存一点“灵明”(阳明语)。然而他心气浮躁,难以把定“意之动”,因而也是魔难不断。可见,《西游记》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来体现佛教禅宗和阳明心学的思想。

唐僧在“知善知恶”上,正是先天不足。他本属凡胎俗子,是不同悟空的“灵根育孕”的,所以他在“良知”未被启发之前,心地昏蔽不明,往往会人妖不分,正邪不辨。不过,他尚能以慈悲为怀,在情欲上自制力也较强,还是努力于在“致良知”上用工夫。至于猪八戒这种人,则属于“下根”之品,贪色、懒惰、妄语,在“心路”的历程上是非常艰苦的,成为取经途上同行们的累赘,也是动摇的消极派。

阳明“四句教”中的最后一句“为善去恶是格物”,特别是八戒这样的情欲的象征者,更需要心中革除物念,犹“如猫捕鼠”(阳明语)。阳明认为“致良知”的“格物”工夫,就是“正念头”,“正不正以归于正”,“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之正”。王阳明又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所谓“破心中贼”的“贼”,也就是《西游记》的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中的“六贼”。其名“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此即人的喜、怒、爱、思、欲、忧等邪思枉念。“破了心中贼”也就“心猿为正”了。

阳明“心学”宣扬的“正念头”,与佛、老子之学相合。《西游记》的“心路历程”,也就是修心成佛的历程。由此可见,王阳明“心学”宗旨“四句教”与《西游记》的心路历程一致。前者用的是哲学理论,后者用的是文学创作,但在成佛、成圣的“心路”上殊途而同归。

最后,关于《西游记》是否有用游戏之笔嘲讽当时社会现实的腐败现象呢?我认为,任何文学作品如果不曲折地反映现实是不可能的。现仅举《西游记》的第九十八回,唐僧师徒经过千辛万苦到达了西天圣土,可是阿难、迦叶二位“尊者”,却公然向他们要贿赂,赤裸裸地说:“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即今谓之好处费)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唐僧显得很狼狈,回答说:“不曾备得。”阿难等发脾气道:“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悟空嚷着要去如来那里告状,二“尊者”反而用威胁的口气说:“此是什么去处,你还撒野放刁!”

于是二尊者做了手脚,将无文字的经文(一堆白纸)充当经文给他们。待他们发觉后又来求取真经,二“尊者”又再强索贿赂,唐僧只得将唐王赠送的紫金钵盂交给阿难。于是,便出现了如下富有戏剧性的场面:那些管珍楼的力士、庖丁,看阁的“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但阿难虽然“脸皮羞皱了”,但却“只是拿着钵盂不放”。作者将这些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反映了明代中期社会贿赂公行的丑行,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笔者不是《西游记》研究的专家,门外之谈,贻笑大方。请方家不吝赐教!

               (原载《运城高专学报》,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