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回小说《西游记》(下简称“章西游”)在明代已广泛流行。但明代各种刊本均无作者的真正姓名。在当时就已有过多种猜测(参见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秣陵陈元之序)。

明末直到清中叶前,也没人知道它的真正作者姓名。淹博如纪昀、大小说家如蒲松龄都没听说过吴承恩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作者(参见《阅微草堂笔记·栾阳续录三》和《聊斋志异·齐天大圣》)。

清中叶以后才开始有了“章西游”是吴承恩所作的说法。提出者和附和者都是吴承恩的一些淮安老乡。他们是:吴玉扌晋、阮葵生、丁晏。但他们人微言轻,这一说法并未能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民国初年,经过鲁迅先生和胡适的考证,这个说法才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

从吴玉扌晋到鲁迅先生和胡适,他们所根据的证据只有一条——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

据明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囗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另外还有一条辅助证据,说小说中“多吾乡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用此证明小说是吴氏所作。实际上,这一论据并不真实;即使它完全真实,也证明不了吴氏是小说的作者。

十七世纪末以前,只有两部著作通过书目的形式提到吴著《西游记》——天启《淮安府志》和《千顷堂书目》。我们完全可根据目录家的传统义例判定吴著《西游记》的性质。

我国古代的目录极为发达。各科目录既存于“正史”的经籍志、艺文志中,也存在于各级地方志的艺文志、书目中。另外,还有独立撰写的书目。前二者基本上是官修的,后者私人撰写的居多。

它们出于封建思想,都歧视、排斥来自说话人话本的白话章回小说,认为这种“委巷之言”难登大雅之堂。他们所承认所收录的小说只是如《世说新语》、《搜神记》那样的文言笔记小说。

其中出自官修的书目,尤其体例森严、毫不通融,“正史”中的经籍、艺文诸志没有收录过任何一部白话章回小说即是明证。官修的独立书目也是这样,最有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也绝不收任何一部白话章回小说。

应特别指出,凡是官修的各级地方志也是这样:它们的书目绝不收任何一部白话章回小说。这里暂先把吴著《西游记》存疑,然后综览一下已知的资料。可以说,凡明清两代的省、府、州县志的艺文志、书目是绝没收过任何一部白话章回小说的。

官修各级地方志的撰写者是这样地恪守成规,不能稍有逾越。如,光绪《乌程县志》收了凌蒙初的廿部其他著作,但偏不收他的《二拍》;收录了董说的八十五部其他著作,但偏不收他的《西游补》;收了陈忱的其他著作,但偏不收他的《水浒后传》。光绪《江阴县志》提到夏敬渠的其他著作,而不是提他的《野叟暴言》。雍正《山西通志》、道光《阳曲县志》、同治《深泽县志》都提到刘璋,而无一书提到的他的《捉鬼传》。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明末的《淮安府志》虽著录了吴著《西游记》,但到清末同治《山阳县志》却反而不收这部书(山阳县是淮安府的首县)。道理很清楚,天启《府志》所以收录它,是当时认为它不是白话章回小说;同治《县志》所以不收它,是当时已承认它是白话章回小说了。

鲁迅先生曾经注意到这个先后歧异,说“然同治间修《山阳县志》者……于艺文志反不列《西游记》之目”(《中国小说史略》第一)。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抓住这个歧异点深追下去。

即使是曾经参予“发现”“章西游”作者的阮葵生也深知章回小说不当进入地方志。当时山阳县令金漳山不懂方志的义例,想把吴承恩写章回小说一事写入县志,阮极力反对,认为“以之入志,可无庸也”。

正史书目和地方志的书目不能收白话章回小说这一义例,鲁迅先生说得很明白:“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伙,而史志毕竟不录……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皆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也。”(《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

完全可以这样说:明天启年间官修的《淮安府志》决不会收白话章回小说。吴著的《西游记》既被收录,这部著作决不会是章回小说。

还可以从《淮安府志》的另一个方面证明吴著《西游记》不是章回小说。该书的《淮贤文目》有关吴氏著作的记载共三种:《春秋列传序》,现存,是篇无庸分卷的短文;但《射阳集》既有册数,也有卷数(见前)。假如他的《西游记》真是章回小说,就应当在下面注明“廿卷”或“一百回”,以与《射阳集》体例一致,然而没有。可以看出这个《西游记》只是一篇不太长的文章。

还有,根据《淮安府志·人物志》,说他“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但《文目》所载他的著作,已知《春秋列传序》不是杂记,看来《西游记》就是杂记了,但明清的杂记与章回小说完全不同(详下)。假如它是“杂记”,它就不会是章回小说了。

附带一提:明清的目录也有收录章回小说的。但是,第一,这类书目极少,鲁迅先生只举出过三种,并分析了它们所以这样作的特殊原因。第二,最重要的是,这类书目都是私人撰写的,完全不能动摇官修方志书目不收章回小说的义例。

十七世纪中叶完成的《千顷堂书目》(下称“千书目”)是研究明代书籍的权威书目。清代所修成的《明史·艺文志》基本依据它写成。《四库全书总目》说:“考明一代著作,终以是书为可据。”

1.“千书目”也不收任何章回小说。黄虞稷(“千书目”的撰写者)也是恪守目录学家的义法的,书目中不收任何章回小说。吴著《西游记》既被收入“千书目”,它当然不会是章回小说。

“千书目”卷十二自有它的“小说类书目”,列的全是文言笔记小说,如,陆灼《艾子后说》一卷、祝允明《语怪编》四十卷、侯甸《西樵野记》十卷……其中并没有任何章回小说。

不能说黄氏没见过当时的章回小说,因为明中叶后章回小说已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也不能说,黄氏对其他章回小说都不重视(如《三国》、《水浒》),只欣赏吴氏的小说,因而把它收录。这是说不通的,如是,黄氏会把它收入小说类去的。

也不能这样想:黄氏粗疏大意,只看书名不看内容,竟然望文生义把吴著《西游记》这部小说列入舆地类中。因为这是和黄氏治学谨严的态度不相容的。

2.“千书目”明白无误地把吴著《西游记》列入卷八“舆地类”的诸游记中。它前后面的紧邻是:“林培剑:《南游记》一卷;刘崧:《东游录》;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周应宾:《游山志》……”

“千书目”舆地类中虽没有明用“游记”二字,但书目的用意很清楚,《西游记》和它前后相邻著作一样:是游记而不是章回小说。

有的游记注明了卷数,但吴作却没注明卷数。这与《淮安府志》也不注明它的卷数是一致的。可见它因为篇幅不大,原来就未分卷;也可以证明,《淮安府志》的撰者和黄虞稷确都见过此作,绝不会有仅见书名就随便归入舆地类中的事。

古代文体名称中,“记”中的“游记”与“杂记”基本上属于一个范畴。按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杂记”、“游记”都是地理大类中的紧邻子目,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人文地理,而后者侧重自然地理。不过在明代二者还没分得那样细。《淮安府志》暗示它是“杂记”,“千书目”把它排在诸游记中,两书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吴著《西游记》是一部记游性质的笔记。和吴同时而年龄较吴大的严嵩,他的文集《钤山堂集》中就列有“杂记”一类,这类中所收的文章全是“游记”,可以作为旁证。

过去用以证明吴氏作“章西游”的论据只有两点,一是《淮安府志》的著录,其不足据已见前述。再一就是认为小说中有许多淮安方言词。但这一项论据也不能证明吴是“章西游”的作者。

第一,若小说所用的语言的确是淮安方言,也证明不了那个论点。因为这个论据只能证明作者是淮安人,而不能证明作者是吴承恩。

第二,这个论据本身并不确立。实际上,小说所用的方言是北方话而非淮安方言,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分支。书中许多淮安方言词只是北方话词汇中的一部分。整个北方方言区的人读“章西游”都会发现,其中有些方言词正与自己家乡的方言词一样,因而感到非常亲切;但又有一些方言词不是自己家乡所有的。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就会使许多北方次方言区的人都会认为“章西游”是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写的。

举例来说,(下列数字是每个词所在的回数)如,夯(蠢笨19)、弄喧(弄玄虚35)、骨冗(蠕动53)、喝采(叫好78)、脱剥(73)、含忖(71,北京也用)、头口(牧畜73)、山辶(慢23)、撺道(怂恿34)。以上都是晋南方言词。

侮着(遮盖着94)、花狸狐哨(12)、花扑扑(很华丽97)、相应(便宜16)、捣硅(19)、撒货(走走73)、阁气(26)、持斋把素(19)、富胎(41)、务脚(暖脚37)、晤晤(50)。以上都是内蒙西部地区汉语方言词。

我们不能根据以上的词汇就说“章西游”的作者是晋南人或内蒙西部人。

“章西游”中现在考查出的真正淮安方言词也不过六、七个。

吴的诗文是文言著作,而“章西游”是白话文,要比较二者在语法、词汇上的异同是困难的,但“章西游”中有许多文言诗词是可以与吴诗词比较的。比较以后,就会发现二者的常用词极不相同,足证二者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吴诗词据刘修业编的《吴承恩诗文集》)

1.描写秋冬景的习用词不同。

“章西游”写秋景、冬景极爱用“红叶”、“红蓼”二词。前者在全书中共五见(13、14、40、78、88各回),后者在全书中凡三见(17、74、88各回)。吴的诗集中也有不少写秋冬景的诗、词,如“对月感秋”、“冬日送友人”、“金陵秋日”、“秋兴”、“秋文”,不但在这些诗词中不见“红叶”、“红蓼”二词,即使在吴的全部诗文集中(诗109首、词69首共178首中),上述二词也未一见。

与此相反,倒是吴在写秋景中极爱用“桂”字。如“桂树”(“对月感秋”、“秋兴”)、“仙桂”(“秋文”)、“桂香”(“金陵秋日东文寿承兄弟”、“点绛唇”)、“桂花”(“浪淘沙”),凡六见。

但吴氏写秋景所爱用的这个“桂”字,在“章西游”所有写秋景的五处(13、22、23、40、59各回)诗中,却一处也没出现。

2.描写春景的习用词也不同。

写春,“章西游”最爱用“芳菲”,在全书中凡三见(32、65、80各回)。写春夏景最爱用“燕”字,全书凡五见(32、53、65、68、96各回),但在吴的178首诗词中一处也未见到。

3.两者风格也不相类:吴的诗词较板滞,远不及“章西游”诗词的洒脱流转。

二者的习用词和风格既如此迥然不同,足证吴的诗词和“章西游”的诗词不出于一人之手。

“章西游”的作者对于佛道两教都是不太尊重的。对佛教,书中上至如来,下至一些寺庙主持僧人都极尽嘲笑、揶揄、讽刺之能事,已为读者熟知,不再举例。

但小说作者对道教的态度则严峻得多,邪恶势力的许多代表都是道士,其中包括许多职业道士——虎、鹿、羊力大仙、如意真仙、百眼郎君、比丘国国丈等。

小说对“崇道灭僧”的宗教政策尤其反感。唐僧一行一共经过了八个国家,执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就有四个:专门兴道灭僧的车迟国,专门杀和尚的灭法国,当众污辱僧家、高唱“唯道独称尊”博得满朝官员的喝采有比丘国,大造冤案诬陷僧徒的祭赛国。它们占了所经国家的一半。小说通过孙悟空的法力逐个挫败了这些乖戾措施。为了发泄作者这种强烈的抗议思想,竟通过孙悟空之手把灭法国上至王后妃嫔、下至文武百官全都剃成了光和尚头。

这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这是针对明世宗朱厚火总的昏乱措施而发的,在当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明世宗出于长生的妄想,当时极力推崇道教,重用道士,把一些骗人的道士陶仲文、邵元节等都封为各类“真人”,对他们优礼备至。他又封自己为什么“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万寿帝君”,搞了一系列荒唐昏聩的行动,给当时的政治经济以极大的破坏,引起臣下和人民的极大不满。所以当时的直臣海瑞公开指斥他“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明史记事本末》卷五十二)。

与此成为对比的是一再压抑佛教,刮佛金,烧佛骨,除禁中佛殿,嘉清十四年(1535)也下过“僧徒还俗者听”的命令。谷应泰说明世宗“於佛则绌,於道则崇”(《明史记事本末》卷五十二)。

小说中着力描绘的车迟国、灭法国那些崇道灭僧的情景正是嘉靖时期“绌佛崇道”的写照。小说中明呼那四国国王为昏君(46、62、78、84各回),明明是作者对明世宗本人的指斥。

反映当时的一部分社会现实,激烈地抨击时政,是“章西游”中的一项民主性精华。遗憾的是这一点过去没人谈及。

为什么说,据此“章西游”不大可能出于吴手呢?

首先,从吴的诗文集中看不出这类思想的任何流露。与此相反,文集中正有歌颂明世宗尊崇道教的文句。“灿瑶编于青简,积宝录于金匮”,是他《明堂赋》中的句子。

其次,明世宗专横残酷,听不进反对崇道的意见。杨爵、杨最、海瑞都因反对他崇道而被下狱,杨最且被拷死狱中。“章西游”中抨击昏君崇道灭佛的思想那样激烈鲜明,按通常情况说,明世宗在位时这部小说的写成和刊出是不可能的。它的写成和刊出应在世宗去世之后才有可能。但世宗死时,吴已六十七岁,在剩余的残年余力中要写出这几十万字的鸿篇巨著,按通常情理是不可能的。

按此情况,“章西游”的作者应比吴氏小廿岁左右才合情理。成书刊出的时间当在隆庆、万历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