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西游记》文化研究专家谈
任继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委员、哲学学科召集人,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著名哲学家,博士生导师)
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探讨,应有综合性的思维和视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带有民族的特征,而自然科学则带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的特征。比如,我们能称中国文学,而不能称中国物理、中国化学等。生活文化一眼就能看透,而观念文化则是深层次的。中华民族的观念文化是非常丰富的,《西游记》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是综合性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反映在儒、释、道三个宗教中是密不可分的,但表现形式不一样。唐时,道教占第一位,其次是释教和儒教。到宋朝,儒上升而佛下降。《西游记》中有修炼,道教的东西很多,涉及的词汇也很多,但在具体处理法上,佛高一些。
在历史上,中国的开放可以说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汉朝通过丝绸之路与外界交流,第二次是唐朝的丝绸之路(当时也有海上的丝绸之路),第三次高潮可以说是现在。与全国相比,山西相对闭塞,但闭塞也有相对的优势。历次战乱给山西造成的破坏相对较少,不然,应县木塔一个炮弹就给毁掉了。但要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闭塞就成了一个障碍了。只有排除这个障碍,改革才能成功,交流才能促进。太旧高速公路的开通,对加快山西改革开放的步伐有着促进作用。
任何文化都有个继承性、交融性、时差性问题。文化水平高的要影响文化水平低的。水平差不多,才能发生碰撞,才能提高。文化还有个消失、消解、消散性的问题,《易经》的注解就有四千多种,《老子》的注解也有一千多种。我们今天研究《西游记》,很难把它们归入哪一个思想。比如毛诗说的“诗无达诂”,研究《西游记》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想把《西游记》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下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是不现实的。《周易》、《老子》的研究都还在进行着。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交叉,有贯通,不同学派可以讲自己的东西,但各个学科兼收并蓄,互相渗透,才能不断发展,不断提高。
杜继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著名哲学家,博士生
导师)
我们今天探讨的“西学”比较复杂,你说它三教合一,的确都像,但却又都不像。我们常说“文以载道”,小说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思想观念以及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文化,所以我们各人都可以从自己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西游记》。《西游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比如唐僧取经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尽管要历经千难万险。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日本人就提倡玄奘精神。
研究古典文学要能够进去,也能够出来,不能够把迷信当科学,把幻想当现实。而且,从人情的角度来研究《西游记》,也应该说是对的。
方立天(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所长,著
名哲学家,博士生导师)
首先,我们这次“首届《西游记》文化学术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西游记》的研究应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即作者问题、主题问题、版本问题和方法问题。
小说不是魔术,是文化。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各有千秋。《西游记》的特点之一,是宗教色彩特别浓厚,读它的难度超过了一般的小说。儒、释、道三教思想,都是这部小说的思想资源。我们要把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探讨结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分析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这是作者价值观念的反映。小说不是教义,不是政治,而是通过想象和虚构来完成的一门艺术,所以我们对《西游记》小说产生的明代社会思潮要有准确的把握。
二、要分析考查作者的文化观、价值观,并且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把握。也就是说,三教合一的那个“一”是什么,在哪里。“一”就是心性论。我们要找到它的契合点,以及在小说中是如何反映的。在政治上,它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这些都要仔细研究。
三、要从不同角度去综合研究把握小说原作,要有综合研究的能力。三教关系在《西游记》小说中是如何处理呢?是肯定?还是否定?只有搞清楚了这些基本的问题,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在研究中,既要有形解,也要有义解。要进行纵横的分析、归纳、综合,从不同的方面契入,才能了悟作者的本旨。文学思想是从形象、情节中流露出来的,要研究主题、文化信息和典籍故事的来源。
五、我同意《西游记》小说的主题是三教合一,是文化载体的说法。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小说中表现的三教关系,则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徐朔方(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博士生导师)
全国30个省,没有一个省的教委有这么大的气魄,花这么多的人力、财力、精力,支持一个青年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说,生活在山西的学者们是有福气的。
山西的学者和出版界,在全国首先给古典名著《西游记》署上了“无名氏”,这个了不起。《西游记》不是吴承恩写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我要提醒大家,要把古代的道家与现代科学联系起来,还是要千万小心为好。
对《西游记》小说进行文化思想的研究,是一条新路子。批评不要怕,应该欢迎,才能够开展争鸣,把正常健康的学术气氛恢复起来。
潘富恩(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西游记》的学术研究,必然要与作品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考察。李安纲先生认为《西游记》的人生观是“心路历程”,我很同意这样的看法,对我颇多启发。我认为王阳明的哲学也可以称之为“心路历程”,不过在最后的归结点上,《西游记》和阳明“心路”却有出世与入世的不同。前者是由超凡登仙成佛的历程,后者乃是由凡人而入圣贤境界的历程。
宁宗一(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
李安纲的《苦海与极乐》一书,我读起来的确有点困难。我是文本主义者,文本之外则涉及较少。在这部书中,李先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但写作时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宋谋蠩先生笔锋犀利,像当年批评我时一样批评李安纲,这很可贵。但有些观点,我是不同意的。《西游记》的研究应该从多个角度去考查,尤其是进行文化思想的研究。东西南北中,多一个角度,就多了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不同意说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的说法,而应该是东西方文化互相融汇的历史时期。没有耶稣,就没有什么世纪,世纪只是一个符号。
同样,李安纲只是我读《西游记》的一个参照。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来结构他的“西学”专著,这是值得珍惜的。中国的“西学”家对人生是充满了忧患意识的,李安纲的“心路历程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
姚奠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
文学研究应该有理论来作为指导。我看还得讲立场、观点和方法。还得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
对于《西游记》我发言权很少,可以说没有什么研究。蔡元培先生1937年在苏州送我一本他的索引派著作《红楼梦真谛》,认为《红楼梦》是影射朱明王朝。蔡先生的这种看法太死了,因为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素材。看待《西游记》,也应该持这种观点,它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的。《封神榜》也是神魔小说,也是三教合一。文学作品抓什么?应该抓人物,抓反映社会生活,抓导向。比较是可以进行的,但是不能进行比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