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虽已在旧有的经学研究中孕育着变化，但仍局限在封建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学者们仍是“孔孟之道”的坚决拥护者，无人敢揭去依附在典籍中的“圣道王功”。他们至多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去伪存真，考证出四书五经中部分的真相和本义，但绝不敢离经叛道。五四运动时期，“整理国故”的口号，震动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也影响到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传统的一切都面临着被重估的境地，经学典籍也可以怀疑、批判和驳斥。

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内，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应运而生，以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经典，传统以儒家经典为主导而建构的古史观遭到质疑，旧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彻底摧毁，从而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古史学革命。顾颉刚等人主观目的是想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为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扫除道路上一切障碍物，[1]但同时客观上也使古史学者们痛感到中国古史建设方面科学可信材料的极端贫乏和真假难辨。[2]上古史史料既然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境地，这就需要找到一种能够使中国古史学者感到相对可靠的可以使用的材料。李玄伯认为既然文献史料不可靠，只有发掘出土的实物史料才是解决古史问题唯一方法。“载记既不能与‘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我们只好去问第二种材料，‘古人直遗的作品’。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见的，除了缺破以外，我们仍能看见。所以他的价值远非传抄错误、伪作乱真的载记所可比拟。现地中藏品，……设以科学的方法严密的去发掘，所得的结果必能与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这种是聚讼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去。”[3]当时学者们对考古学的期待之情是显而易见的，陆懋德就说“考古学上之问题，当与禹之有无同一解决，是当有待于地下发掘而后能断定者也。”[4]董作宾亦说：“大家都在梦想着期待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多找地下材料，如甲骨、金文之类，再用这些新材料去建设一部上古的信史。这样想法，也未见得不对。可是，上古史的传统旧说，存在纸上的史料，至少是春秋以前全被截下来丢弃了，西周和晚殷的历史靠着金文、甲骨文将来研究的结果重新再写，商代前期的史料还须等待考古家大卖气力用锄头去挖掘出来。”[5]由此可见，“古史辨”派对中国传统古史系统的解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6]正如李济所说：“这种找寻证据的运动对传统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打击，但却同时对古籍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产生的。”[7]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另外两个直接来源则是西方与田野工作相关的科学[8]和以新材料新方法为特征的“罗、王之学”。[9]正如李济所说：“中国受传统方法教育的古物家发现甲骨文以及在中国开展田野工作的欧洲科学家全力做的示范所带来的影响。这两种研究活动汇合在一起，使现代考古学在中国革新的一代中很受欢迎。”[10]

一 西方田野工作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及日本学者纷纷派遣探险队到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及探险活动。[11]这一时期，外国学者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大多属于劫掠性质的。如敦煌石室之古物，斯坦因（M.Aural Stein）于光绪三十二年到新疆，因闻敦煌石室发现古物，乃于次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千佛洞，与该寺主持王道士勾结，以写本装了二十四箱，艺术品装了五箱，偷运到了印度和英国。第三次又到敦煌运走了写经五百七十卷。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亦到敦煌运走了六七千卷。[12]致使敦煌宝藏七零八落，颇有当时人所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之感。不仅是敦煌一处，外国学者在我国西北和边疆地区，趁中央政府无力监管之际，大肆盗掘并偷运出境。如德国人格路维德（Albert Grumwedel）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二次共得四十六箱古物；勒可克（Albert von Lecoq）于光绪三十年至民国三年共得三百九十七箱古物，俄国人柯智禄夫（Captain P.K. Kozloff）鄂登堡（S.Oidenburg）于光绪三十三年至民国十四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走古物颇多。美国人安竹斯（Hapman Andrews）在蒙古搜集化石，最后一次将八十余箱化石偷运出境时在张家口被扣留。此外日本人小牧实繁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盗掘古物而去。[13]所以夏鼐后来评价这些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新疆和甘肃西部所进行探险工作时说：“他们以考古工作为名，有的掠夺中国古物，有的更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他们也做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但是他们的目的既不在此，他们所使用的发掘方法也极原始，是西洋十九世纪初期或更早的那种方法。”[14]这表明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考古工作对中国考古学的成长正面影响是较小的，但在负面上可能刺激到中国学者急于建立中国自己的考古学的愿望。1919年1月11日，国史编纂处名誉征集员马衡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通史材料征集议》，说：“近年地层发见非不多也，而人民视为利薮，官府置若罔闻，操纵之权，司之牙僧。一器一物之出上，国人尚未及知，转瞬已入外人之手。虎伥鬼蜮，言之痛心。推原其故，实国家无保存之方有以致之。”[15]

直至民国初年，1916年地质调查所成立，它对考古工作的实际参与，则是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研究的先河。[16]地质调查所中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7]安特生本人在谈到自己在中国考古方面所得到的成就时说：“一系列幸运的环境使我几次成为开拓者。……1921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发现仰韶村新石器时代居民遗址及黄河边的始新世哺乳动物，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和在周口店发现更著名洞穴，后者的闻名于世是由继我们之后的工作的结果。”[18]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的史前遗址更是影响到了中国的学问界，不仅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而且仰韶村遗址的位置几乎位于黄河平原的中心，这是中国历史早期发展之处，在这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发现有关先民的出土资料，表明这个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关系到传说中记载，而且更为新奇的是关系到中亚和西亚的史前史。[19]这就给中国原有的上古史观以极大的冲击，在此以前，“对上古中国的盛世仅是推测，或出自古代传说的记载，或出自怪诞的想象”，有了这次的发现，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同时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20]中国史学界对于史料之范围和性质，也发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地下材料”这四个字，取得了一种全新的、很具体的内涵。中国的史学界已渐渐地相信，人类历史开始一段——这自然包括中国上古史的部分——不能以文字的记录为限。[21]地质调查所在早期取得了几项重要的行政效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能搞田野调查的人才，他们除学到了地质学及有关的基本科学知识外，还掌握了进行田野调查的现代方法。[22]后来有的地质学家，由于在田野工作中发现了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物。转而搞考古研究，在考古学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裴文中。[23]地质调查所发掘到的史前遗迹遗物也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1923年秋，地质调查所的陈列室已经开放，顾颉刚前往参观，“始见石器时代的遗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铜器原是由石器时代的东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变相……”。[24]李济也认为仰韶“出土的土制鼎、鬲，使中国历史学家和古物学家中的守旧派认识到田野考古的确是研究中国古物的关键”。[25]

总之，当时包括安特生在内的这些在华专家他们的工作牵涉到诸多的学科——如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以至社会调查。这些学问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都曾受到了他们的影响。[26]在考古学方面，则主要表现在治学观念的转变和经验方法的积累。

以实物材料的具体收集为主要治学方法，使得国内学者的研究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使得他们打破了中国士大夫的旧传统，走出书斋，跑到广阔天地的田野中作研究工作。[27]李济就曾说他和梁思永都受过这方面的影响，他说：“这一影响将八百年来的传统打破了。以前的考古学家多半带有好玩的性质，俗谓‘古玩’；古玩，是有意义的；传统的考古学者所重视的是艺术性，真正从事收集工作的是古董商，那被认为是小人的事。今日的考古，必须要自己跑路，与地质学家一样。”[28]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忠诚地承认了地质学这门科学是一门真实的学问。更重要的，也同时开始承认了科学在学术界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演变。换言之，当时的学术界，无形中变了质了——承认了“劳力”的工作也可以构成知识的一部分。[29]

在方法与经验上，这些外国专家除了带来田野调查的工作方式外，还将未来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两大方法引进了考古实践中，即从地质学中转化来的地层学概念和受到了生物分类学影响的类型学概念，但也要看到这只是后来近代考古学两大基本研究方法的前身，此时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遗址发掘中就运用了地质地层学的方法进行发掘，着眼与地层，按水平等距深度自上而下揭露，按深度纪录土质、土色和出土遗物情况。随后安特生的仰韶陶器研究中，采用看地层中化石的眼光看待仰韶遗址底层里的陶器，在他的研究里带着明显“标准化石”的思想，可看作是一种带地质学色彩的器物学。[30]这些方法虽然较为粗糙，但毕竟开启了考古学方法之门，使得后来的中国学者有“法”可依，李济在殷墟发掘结束后，就曾回忆说：“到李庄后，我决定完成一本陶器收集品的汇集。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决不是偶然的。早在1924年，我读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他的关于华北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的发掘报告，他强调的在仰韶村发现的鬲和鼎的重要性深深印入我的心中。……相关的形制可分几组，其中三足器首先使我感兴趣。这有其历史原因。我回想起在第一个史前黑陶遗址城子崖的发掘中，出土了多种类型的三足器，这与安特生在仰韶村发现的仅限于鬲和鼎两种类型的三足器形成了鲜明对照。”[31]1926年陆懋德对于安特生根据河南渑池发现的石器继而推断商代为石器时代晚期的观点就曾表示怀疑，认为“西国考古学家定欧洲石器时代晚期之末至少为距今六千年以前。余考吾国自商初至今，最多不过三千余年。如谓吾国三千年前尚在石器时代晚期之内，则是吾国上古文化之幼稚，且不能望欧洲上古文化之肩背矣。试观殷墟发见之甲骨文字，刻画工整，极为可观，又岂石刀石斧之民所能为哉？且商周之相去，仅数百年之时间耳。夫以石刀石斧之人物，仅越数百年之时间，即能有文武精密的制度，《诗》《书》优美的文学，孔、老高尚的哲理，此短期内之进步，又何其独为迅速如此乎？此则非科学常理所能解释者矣。”[32]也正是针对安特生等人在仰韶文化研究中的这些不足，李济、梁思永以及后来的学者们才开始了系统中国史前史的研究。[33]

二 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对“罗、王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周予同就曾观察到，继王国维之后而使考古派史学飞跃一步的是李济。王国维的治学方法还和古文学的考证派有相当的关联，而李济则是纯粹受西洋人类学训练的学者。李济初回国，从事于仰韶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曾著有《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次年，李济为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从而扩大到铜器、陶器以及其他材料。由“甲骨学”的名称而转变为“小屯文化”、“青铜器时代文化”或“白陶文化”研究，以与前一时代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或“彩陶文化”研究相对，这正表示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标帜。[34]罗志田也认为：“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其实当时任清华国学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从徐中舒等人治学的变化可以看出，从王国维到李济这一路向的发展后来基本落实在史语所（包括一些后来离开史语所的学者）。”[35]这种学术走向上的变化，在“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的学术研究中也是可以窥见的。董作宾之所以能够在“罗、王之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完全得益于他在甲骨文研究中使用科学考古学的方法，在掌握这一科学方法后使其思维更为缜密，眼光更为开阔，更善于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杨向奎评价董作宾时说：“在罗、王之后，对于殷墟作科学挖掘，在中国考古学事业上作出卓越贡献者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考古组，而组中之董作宾先生在甲骨学上的贡献更属空前，罗、王等先生之研究甲骨，尚是在检拾甲骨或从商贩购买甲骨的情形下作研究工作，对甲骨之运用颇多限制。董作宾先生之甲骨学乃建立在科学的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因而可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定出甲骨片之年代前后。历史是时间的堆积，没有坐标，则无法计算时间，为甲骨学制定坐标，可以断定甲骨之年代者是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断代研究例》。”[36]实际上，引导董作宾走上科学之路的引路人应该就是傅斯年和他所主办的史语所。正是傅斯年的积极引导，才使董作宾逐渐将甲骨学研究建立在科学的考古挖掘的基础上，从而为甲骨学研究创立了里程碑式的“断代分期说”。[37]即便是董作宾本人在回忆甲骨“断代分期说”的形成过程时，也是充分肯定科学考古挖掘的关键性作用的。第一次试掘殷墟时，分别从三个坑位内获得三批甲骨。董作宾说：“这些都经我亲手挖过，每片仔细观察过。它们给我的印象是三区各自成为一组，各有特异之点。……由于三个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的不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使我时时刻刻在苦思冥索，要找出一个可以判别卜辞时代的方法。经过了三年之久，发掘四次，才从大龟四版里找出贞人来。民国二十一年我发表《断代研究例》一文，……可是这断代分期的新研究方法，追本溯源，不能说不是从发掘工作中得来的。”[38]董作宾认为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字和传世品的区别，如果单就文字学方面看，“自然和以前著录的许多甲骨文字书籍有同样的价值，只是读者可以绝对地信任它没有一片伪刻罢了。”如果从考古学的眼光看法，“就和以前的甲骨文字书籍大大的不相同了。它们每一片都有它们的出土小史，它们的环境和一切情形都是很清楚的。”[39]1947年董作宾在为《殷墟文字甲编》写序时谈到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字对于考古学的贡献，并对其作了很全面的总结。他认为，通过对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有利于对甲骨文字进行分期研究；以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字为定点，借以推求以前著录的甲骨文字的出土地；可以将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字和著录的甲骨文字相互缀合，从而寻找叙述完整的成组的史料；还可以了解殷商时期甲骨文字在地下的埋藏的情况；还可确证遗址遗物的年代，在殷墟全部遗址中，能够确定每一个建筑物相当于某一王的时代的最好标准，就是相伴出土的甲骨文字。[40]

所以，1945年董作宾《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里程碑式的战时出版物写了序言（1945年2月15日），指出董作宾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1．董作宾的综合能力是这部著作的丰硕成果的主要泉源。许多杰出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但只有四个成绩卓越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个作出独特贡献的著名专家，由他率领学者们在前进的征途上迈进一步。实际上这些专家的著作都是综合性的。这四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1）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2）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3）郭沫若的《卜辞通纂》；（4）董作宾的《殷历谱》。四部巨著中，董作宾是其中两部的作者。他的贡献与其他著作的主要区别是，他掌握的新考古资料为他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2．董作宾是第一个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关于日月食的记录检验它的中国学者。无疑这种检验有助于他更好地应用甲骨文中发现的有关资料。[41]

后来李济评价董作宾的甲骨文方面的研究时也说：“他开始研究甲骨文，就抓住了断代的问题；民国二十年，他开始做甲骨文的断代研究，直到卅四年《殷历谱》出版，这一连连的贡献都是他能把握住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标订时代的工作——所产生出来的。也就因为他有这一基本观念，所以他对考古学的贡献能够如此地辉煌。”[42]

注释：

[1]直至顾颉刚晚年，他仍认为可以使古史学如地质学一般，他说：“予蓄意搜集唐、宋以来之著作，录出其考辨古籍者，成《丛刊》十编，使五四时代之宿愿得偿于耄年，亦使后学者治古文籍而不陷于歧途，以古籍之考定而古史层次宛若地质学家之判分世纪，则亦无负此时代之使命矣。”（顾颉刚：《朝阳类聚》（1957－1962.8），《顾颉刚读书笔记》（八），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5804页。）

[2]1930年，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提出后，罗尔纲曾深受其影响，并有志于研究中国上古史。但胡适却对罗尔纲说：“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辨别真伪。”（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52页。）所以，这种上古史料出现的极端匮乏和难辨真伪的现象，最终成为了罗尔纲转变研究方向的动因之一。针对这一现象，徐旭生就曾指出：“我国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0页。）董作宾在1951年所作《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谈到：“十大本《古史辨》，主要的观点只是一个‘疑’，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信念之下的极端怀疑。这当然是属于革命性、破坏性的。我国古代文化所寄托的一部分‘纸上史料’，经过这样一‘辨’，几乎全部被推翻了。疑古的新史学影响所及，东西洋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问题为之四顾茫然，不知所措。谨慎一点的人，只好从商代讲起，再谨慎点，最好讲春秋以后。”（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原刊《大陆杂志》第三卷十二期，1951年。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12－613页。）

[3]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69－270页。

[4]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81页。

[5]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第三卷十二期，1951年。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613页。

[6]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原载《考古》1973年第3期，收入《夏鼐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118页。

[7]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1954年。收入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67-468页。

[8]这里所说的西方与田野工作相关的科学，除了地质学人类学，还包括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际在欧美等国家已经比较盛行的考古学。此时的西方考古学在技术和方法上已经比较成熟，所以这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应该有重要影响。比如安特生虽然是地质学家出身，但是后来专注于考古，应当与其在西方接触到的考古背景有关。

[9]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原载《考古》1973年第3期。收入《夏鼐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117页。

[10]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8页。

[11]参见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王宇信：《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12]参见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113页。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也稍有记述。

[13]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113页。

[14]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原载《考古》1973年第3期，收入《夏鼐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119页。

[15]马衡：《通史材料征集议》，《北京大学日刊》284、285号，1919年1月11日、13日。

[16]有关地质调查所进行的考古实践工作，具体详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17]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5-46页。

[18]安特生的《黄土的儿女》一书部分曾以瑞典文出版，全书于1934年出版英文本。转引自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5-46页。

[19]同上。

[20]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原载于《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收入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02页。

[21]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原载于《史语所集刊》四十本，1968年。收入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49页。

[22]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1-42页。

[23]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原载《考古》1973年第3期，收入《夏鼐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118页。

[2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7页。

[25]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9页。

[26]李济：《田野工作开展初期几位外国人的贡献》，李光谟编：《李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278-279页。

[27]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原载《考古》1973年第3期，收入《夏鼐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117-118页。

[28]李济：《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40-50页。

[29]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3页。

[30]陈雍：《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思考》，1996年6月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的发言，《文物季刊》，1997年2期。

[31]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43-147页。

[32]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72－373页

[33]有关对安特生错误观点的纠正详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34]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52页。

[35]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7页。

[36]杨向奎：《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老师》，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76页。

[37]有关傅斯年对董作宾所进行的近代考古学理念的引导，详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黄海烈：《古董与国粹：民国初年国人的考古学观念》，载于葛志毅主编：《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论集（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38]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自序》，《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殷墟文字甲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后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83页。

[39]同上。

[40]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自序》，《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殷墟文字甲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85－695页。

[41]转引自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38-139页。

[42]参见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