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商周三代有五服记载，代表古代政治区域与文化传播等同的普世胸怀，也是中国古代超级大国保持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们继续生活在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中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对，西方文明以人造二级社会开始，在城邦国家战争与竞争的压力下，引入强有力的外加社会秩序，出现类似精神病的双相脑人现象。本文分析对比东西方早期文学的代表作品，《山海经》、《诗经》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形像而深刻地展现出东西方古代人民生活环境的不同，前者宽松自在，后者迫使人们向非人方向异化。其一是道德观念的不同，主张仁政的儒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说明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注重德政，而欧洲到双相脑人全面退出社会舞台的公元前五世纪才提出道德的概念。
关键词：原初社会；双相脑人；全方位思维；五服制度
《禹贡》与《国语·周语》均有五服的记载，并用几乎一样的名字称呼五服。五服的意思是政治中心对周围行政区域的划分以远近为标准，而最外一圈行政区域称为荒服。《禹贡》说荒服地区可以任人居住，而《国语·周语》说，荒服地区的诸侯一生中来朝见天子一次即可。至少有一名学者认为，商朝的疆域也同样依据远近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1]。国内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提及五服制度，但它却表明中国古文明不同于其他任何古文明的一个本质上的特点，也是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必然结果：政治区域与文化传播等同的普世胸怀。我在前文讲到[2]，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古代中国得以长期维持在原初社会，而西方文明一开始就将原初社会打破，重组二级社会。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建立了类似当今联合国的超级大国，能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纵观美洲、欧洲、亚洲、非洲诸多古文明，中国是仅有的一个。
五服中的荒服是超级大国的边沿，也是中国人心目中天下的边沿。这说明，中国古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唯一权力中心，他们要为整个人类负责。他们的文化理应是整个人类的原初社会文化，而非二级社会某一种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代表全人类。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小册子里表明，中国王朝要的是天朝王天下的虚荣，并非实际的统治权。在经济上，朝贡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进贡与赏赐往往是后者价值高于前者，至少是等值的。为了显示天朝物力的丰厚，往往是打开仓库，听凭对方挑选。这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对外贸易记录的原因。[3]
葛剑雄所描述的这种王朝与诸侯国的物质来往更具原初社会人类交往的性质。中国古代超级大国不是贸易的机构，也不是西方国家与民族的含义，而是一种人类大一统的文化建制。所以，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还把英国误认为向天朝进贡的诸侯国。同一道理， 今天，边远的小国参加联合国，即不吃亏，也不觉得有失尊严。
中国古代原初社会的建制赋予人民宽松自在的生活气息，而古希腊、两河流域古文明很象十七八世纪欧洲美洲的情形：战争不断的背景下，大型工程与财富急剧上升，人民象蚂蚁一样日夜忙碌，生活却很差。这种东西方截然不同生活环境的最好见证不是历史记载与哲学，而是早期文学作品，因为它们表达人们心理感受，所谓“诗言志，歌永言”。本文以《山海经》、《诗经》与荷马史诗为东西方早期文学的代表。散见于各种典籍更早的中国文学作品还有一些，如《吴越春秋》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其思想风格完全可由诗经代表。同样，两河流域文明的《吉尔盖米什》史诗等作品与荷马史诗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必要另作论述。
（一）诗歌与神话的合并与否
人类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口头传说的神话与诗歌，这在中国是《山海经》与《诗经》，在欧洲却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而荷马史诗的内容是神话传说。西方为什么把人类最早的文学作品神话与诗歌合二为一呢？其实荷马史诗的第一句话讲得很清楚，是神在歌唱。《伊利亚特》开头说，“歌唱吧女神，唱出阿基里斯的愤怒。”《奥德赛》则开头说，“缪斯之神向我歌唱”， 而缪斯是掌管文学艺术的女神。传统认为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荷马，其实荷马是古希腊演唱诗歌为生的众多行吟诗人之一。依据荷马史诗的原意，其作者是神，而非人。古希腊诗人是在中国人所谓神魂附体的精神状态下创作与演唱的，张口的是诗人，提供内容与诗句的是神。
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杰尼斯在1976年提出双相脑人学说（Julian Jaynes, 1920-1997, bicameralism, 译名为作者暂定）[4]，认为人类主体意识是在三千年前左右才出现．此前的人类为双相脑人，右脑幻听，听到神的声音，然后传达到左脑，左脑执行命令。语言中心位于左脑，左脑患病，病人常伴有失语，能听懂别人的话，但不能回答，是支持杰尼斯学说的众多证据之一。杰尼斯学说认为，现代精神病人是这种双相脑人的遗留与再现，也就是说，三千年以前人人都有精神病。杰尼斯的学说基于对地中海文明的分析，他承认自己对中国古代史不了解。他的学说虽未被广泛接受，用以解释长久困扰医学界的难题，人类为何患精神病，成一家之说。此外，他的学说可用来展现东西方文化的截然不同：中国人还处在以人性作指导的时代，西方人早已异化到了精神病的程度。这也是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根本性不同的最好注释：人类从原初社会到二级社会有如动物进化史上的鱼上陆变成鸟与兽等，也如同将人类细胞从组织层次提升到心肺肝脾等人类器官层次，有天渊之别。
既然西方古代人的行为是神魂附体状态下做出的，诗人的创作是幻听所致，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把早期的文学作品神话与诗歌合二为一了。神说话是与凡夫俗子不同的，不是警语格言般的启示录，就是优雅的诗歌。神不会成为向人类讲故事的保姆，那样有失神的品格。为创造激情所把摄的现代诗人也会神魂颠倒，但过后一如常人，与古代双相脑人不同。
（二） 早期文学作品反应出来的东西方不同信仰观念
原初社会虽然有个头人管理，没有二级社会那种强有力的统一管理体系。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反应出这一点，前者没有后者那种强有力的逐级统属的神系。
我们首先要指出，原初社会也可以有主神的概念，在众多神灵之中有一个是主神，这一主神或可解释成原初社会头人政治的精神折射，或可解释成天地万物运转来源的推想。但这一主神形像模糊而缺乏权威，有如原初社会的头人，只有名位，很少实权。在《山海经》与《诗经》中出现的帝与天的形像正是这样。
《山海经》将天上的最高神与地上尧、舜、黄帝之类的君王都用一个字来称呼，叫做帝。更令人惊讶的是，《山海经》中帝字经常语义不清，让读者不知道讲的是天上的帝呢，还是地上的帝王天子。这种天上与地下不分的思想是原初社会人神同位的体现，也就是头人与社会成员同位的精神折射。只有二级社会阶级划分之后才强调人神的不同。《山海经》中帝的权威与位置一如原初社会的头人，并非绝对的。《海外西经》中形天故事为人称颂，说：“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从字面上看，帝亲自动手将形天杀头与埋葬，而形天的不服，也憨然可爱。这是原初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实力竞争主要限于个人体力，而非社会组织能力这一社会现象的反应。二级社会的帝无论在天上或地下，都有一套组织机构来保证他至高无上的权威，绝对用不着自己动手杀人的。
《山海经》中帝在《诗经》中变成天，这是周朝改信天的缘故。也是《山海经》比《诗经》早出的证据。《诗经》中经常有对天大骂出口的描述，现代学者将其解释成对周王谴责，以天比作周王，这很有见地。周王是地上的主人，相当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而天是天上神仙的主人，二者在普通人的脑海中占据相似的位置。一个普通人很难感到联合国秘书长对他生活的直接影响，人是富于联想的动物，他们可以把生活中的任何不快，与天与周王联系起来骂，无疑更加有力。如《鄘风》中第一篇《柏舟》中就有“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重复唱词：娘啊，天啊，为什么不体谅人呢？显然把母亲与天等同起来骂。母亲对女儿不体谅，原因如何，作为女儿心里应该清楚，与天同骂，就把这一不体谅强调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借用天表达自己对现实不能接受，显示其不快的情感如何强烈。
刘宝才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先秦卷》把诗经中骂天的诗句说成是西周末年宗教思想动摇的证据，未必得当。[5]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夫天者，人之始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象《雨无正》《召旻》《瞻仰》诸篇都是首句呼天而全诗讥刺世事，这是对信仰天的一种回归，只是这个天如同原初社会的头人与家庭的父母，是可以发怨言的，是可以骂的。这种骂并不能消除人之本的父母，也不能去掉作为人之始的天。与此相反，必要时可以撤换的国王却不是时时可骂的，中国战国前有不少因劝谏国王被杀的例子，并没有古希腊那种以亵神罪处人死刑的例子。中国古代对天与上帝的信仰长久停留在原初社会阶段，没有被二级社会的等级制度所神化，因为中国此时压根没有出现典型的二级社会。
以荷马史诗为基础的古希腊神话有一套严格的等级体系，无疑是二级社会阶级分化在人类精神上的折射。古希腊创造了一大群听从主神宙斯指挥的神，而神人结合生的才是英雄，英雄相当城邦国家的国王一级，而英雄指挥的才是平民组成的战士，战士下面是奴隶。这样从主神宙斯到奴隶就已经有了五个等级。《伊利亚特》中英雄阿基里斯指挥的战士是蚂蚁变成的，取人数众多与苦战盲从之意。就是说，在荷马诗中，连二级社会主要层次的战士、市民都失去了人本身的意义，而成了社会机器运转中的一个螺丝或蚂蚁，也就是上面说的双相脑人。
原初社会变到二级社会犹如鱼上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更显得突出，社会在人面前变得不可理喻。《伊利亚特》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起因是由不和谐之神未被邀请参加众神集会的一点不高兴所引起。而且这次长达十年之久、导致千万人丧失生命的特洛伊战争自始至终全部由神导演，双方军队的运作犹如诸神手下牵动的两群木偶。神的一点不高兴就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如希腊战士杀死野兔，导致希腊联军总指挥官的女儿殉神；希腊联军攻入特洛伊城后，一个军队小头目将雅典娜神像拖下来，导致回家海路上，风涛大作，使希腊全军覆没于海浪之间。这些都是二级社会权力现象在人类精神层面上的折射，不见于《诗经》与《山海经》。
荷马史诗与古希腊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命运预定而不可抗拒的理念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或认为这一理念才是真正的古希腊宗教信仰。古希腊与中国同有占卜预见未来的传统，只有古希腊将命运不可抗拒放在如此高度。特洛伊战争中两个英雄，阿基里斯与海克特尔的死亡都预先一再讲到，二人也坚信命运的不可改变，而英勇无畏地面对预言的结局。这里提一下古希腊悲剧《国王奥狄浦斯》的故事：奥狄浦斯年轻时为他命运的预言而长年苦恼。这预言说，他将来要杀死他的父亲，与他的母亲结婚。为了避免预言的命运，他毅然放弃舒服的宫廷生活，远离父母，走上流浪的生涯。在流浪路上，一次与人争斗不小心将对方杀死，后来才知道死者竟是当地的国王，因他把怪兽的谜语猜中而被市民拥为下一个国王，并娶已死国王留下的寡妇为妻。多年后才知道，他杀死的国王是他的亲生父亲，他娶的妻子是他的亲生母亲。原来他离开的父母仅仅是他的义父义母。他向天边流浪是为了避开命运，却自己找上门来，与命运砰然相撞。这个曲折的预言故事，是众多古希腊命运故事的代表，它们都一再表明：命运，无论多么悲惨，是不能避免的；无论多么曲折，命运最终都是要兑现的。这反应早期二级社会在人面前不可理喻，而又强有力地左右与践踏每一个人的人生，是个人初次进入二级社会时软弱无力的哀鸣。中国古代没有典型二级社会，也就无从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诗经》、《山海经》没有丝毫这种面对社会机器无能为力的思想。任凭社会机器摆布的人类所能做的只有膜拜与赞叹，这正是妊育双相脑人的社会环境。
（三）与荷马史诗比较，《诗经》、《山海经》体现了原初社会思维的全方位
这里提出本文一个重要观点：原初社会系统也同样可以发展文明，但缺乏二级社会的定向积累。原初社会这种文明发展自身是一种人类自我愉悦的过程，无须战争催生，无须有闲阶级在后面监工。和西方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显示了这些特点。从又一方面支持中国战国前主要社会层次为原初社会的推断。与二级社会的定向积累相比，原初社会文明发展显示了社会思维全方位的特点。如果将原初社会比作大地的话，中国建造的是坚固的平房，发展空间是四面八方，没有多少倒塌的危险，而古希腊建造的是高楼大厦，发展空间是高空，容易倒塌，倒塌后也不容易重建。因而，与其他文明此起彼伏不同，中国文明得以连续发展。东西两种文明的财富积累差别巨大，而精神文明的建造，哲学与文化却相差无几，就两者的总人口平均感受而言，哪个更幸福些，毫无疑问，是中国系统下的人更幸福。
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前后达一千年之久，如果底下的法老尸体忽略不计的话，金字塔是一座毫无实用价值的纯艺术品，是二级社会定向积累的结果。而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史前岩画，是人类原初社会艺术思想全方位的体现。例如近年中国发现的宁夏卫宁地区大麦地岩画，共有八千余幅个体图案，分为三千余组，内容包括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等。现代人有了二级社会的生活体验，喜好用我们固有的价值观来解释那些史前作品，如解释成宗教行为，解释为年轻人性冲动以后的黄色涂鸦等等，不能体现原初社会思想全方位的特点。埃及金字塔与上古岩画都是实用价值不大的纯艺术品，一个是宏伟壮观，一个是斑斓多姿而已，难以定论谁高谁低。后者是人性原有的色彩，前者是皮鞭与刺刀在千年不懈的追求中打造出来的单调。只有有了这样的眼界之后，我们才能鉴赏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
加拿大与美国等移民国家提倡文化多元化，但他们的多元化无论有多少个“元”，也不能代表二级社会的全部文化，都可以用物质文明来概括。而原初社会的全方位文化代表原初社会的整个文化，因为它是基于人类天性的，是天性的自然表达。不同的原初社会的文化可能有所不同，那只是表达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全方位与单一方向的差别，只要我们对比一下《诗经》、《山海经》与出现于公元前八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就可显而易见。这四部作品全部是口头流传为主而后由文人记录、修饰与添加而成的。《诗经》共三百零五首，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大致代表民歌、文人作品与庙堂颂歌三个类型。这种把民歌放在前面，而把与政权相连的庙堂诗放在后面的做法，说明编辑者没有把这一诗歌集放在单一体系内的思想。《诗经》不足三万字，总行数在数千之内。《山海经》全书十八篇，约三万一千字，记载了一百多个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多条水道，百十个历史人物。另外有三百左右的动物，主要是鱼与兽，各种神有数十个之多。《山海经》以地理为线索，既无思想体系而言，对诸多邦国也无对比评价的意思。
出现于公元前八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长一万五千余行，叙述希腊联军围攻小亚细亚的城市特洛伊的故事，以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猛将阿克里斯的争吵为中心，集中描写了战争结束前五十天发生的事情。《奥德赛》共一万二千余行，叙述伊塔卡王奥德修斯在攻陷特洛伊后归国途中十年漂泊的故事，集中描写的是这十年中最后一年零几十天的事情。
原初社会以个人为主，所以《诗经》以抒情为主，抒发个人在社会与人生中的各种感受。《山海经》记载各地的零散传说。而《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讲的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与战后一个英雄人物回家的故事。荷马这种宏篇巨著的史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二级社会环境下数百年定向积累的结果。一般认为，荷马是一位行吟诗人，为有闲阶层人物演唱。而行吟诗人与作为听众的有闲阶层人物是促进古希腊演唱诗歌不断发展的两群人。中国社会没有出现这样的两群人，也就无从出现古希腊这样宏篇巨著的定向积累。《左传》记载春秋末年吴公子季扎到鲁国访问，要求观赏周朝的古典音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唱了《诗经》的风、雅、颂诸部分，季扎能够一一品评到位，难能可贵，所以被记载下来。这种场合显然是不普遍的，难以与古希腊行吟诗人之风相比。
原初社会的秩序是内在的，基于人性，而二级社会的秩序是人造的，也就是外加的，常常以暴力为后盾。也就是上面说的，史前岩画是人性的天然流露，而金字塔是皮鞭与刺刀的作品。这也可以用来区别中国的《诗经》、《山海经》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
（四） 人类道德观念的异化
社会道德与价值取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不准备详细探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都具有自己的道德与价值取向，只是前者基于人性，后者基于社会的建造方向。我们这里用与基本人性明显相违背的价值观的有无来区分荷马史诗与中国的《诗经》、《山海经》。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主要生产葡萄酒、橄榄油、白银等商品，商业发达是直接结果。而商业有利于自由个人与财富积累文化的妊育，内部民主制度驱使向外寻找财富来源，也就是战争掠夺。
《伊利亚特》及后续作品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实际上是一次掠夺战争，战争结束时就有将儿童杀死，将战败国的王后等妇女当战利品运走的场面。全诗充满对战争掠夺的赞美与财物分配细节的描述。英雄阿基里斯与希腊联军统帅之间的矛盾是全书故事的主线，导因就是为了掠夺妇女的分配引起。这种把人生中高雅的情爱降低成一种刺刀下分配的战利品，决非原初社会所能达到的。原初社会饥饿的人群也可能攻击他们的邻居而获得食物，但他们通常用偷袭的方式，以减少冲突与伤亡。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偷袭与古希腊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的掠夺是两码事，前者不进入《诗经》这样的作品，相反，《诗经》充满对各种不道德行为的谴责；后者却成为长篇巨著歌颂的主题。违反人性的战争掠夺文化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建造起来的。亚里士多德曾长篇论述奴隶制与战争掠夺奴隶的合理性，可见希腊文化已经远离天然人性。
人类的天性之一就是不杀人，把乱杀无辜作正面描写而赋予诗意的美，决不是原初社会的文化特征。《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参加特洛伊战争，二十年不归，生死不卜，由于奥德修斯家族的显要地位，有一大群男人来追求奥德修斯之妻，奥德修斯回来后装扮成陌生人，与这一群追求者们竞争箭术得胜后，竟在他们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一一射杀。奥德修斯之妻在一大群追求者面前竟能为丈夫守节二十年，这种把贞节观推到吓人的高度也是二级社会的文化产物。《伊利亚特》则描写将私奔十年后的妻子海伦抢回来，夫妻重园，全无妇女贞节观念。所以《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代表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奥德赛》明显晚出。上面提到的美国心理学家杰尼斯认为，《伊利亚特》描写的是典型双相脑人，而《奥德赛》已经显示主体意识的苗头。《诗经》、《山海经》没有这样违反人性的过头细节描写。
总之，古代的原初社会里也偶尔出现杀人抢劫等不道德事件，但由于人性的强大感召力，这些偶尔的不道德事件成为那些当事人与在场的旁观者记忆中的恶梦，他们会无意识地压抑这些记忆，以至完全遗忘。二级社会要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长期不断地强化，才能压抑人性，创造出与人性相反的文化。这里讲一个近代的例子说明此事：
美国军官格劳斯曼（Dave Grossman）是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据他介绍，人类的确生来具有对杀人的强烈抵制。军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了解此事。你对一个男人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给他一杆枪，把他放在战场上，让他面临即刻被敌人杀死的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仍然拒绝杀人。但他却深感羞耻，认为自己是可耻的懦夫，而不把拒绝杀人之事告诉任何人。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对数百个陆军连队进行战后采访，事先保证保密，这才发现，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战士扣动扳机放过枪。部分战士还故意冲天放枪。结果是少数能忍受杀人者干了几乎所有杀人之举。这是一个数千年来就存在的事实，从未被注意与研究过。例如1863年的盖提斯勃格战役后，被丢弃的火枪，百分之九十从未发过火。
军队后来使用脱敏与条件化等技术克服这一人类先天对杀人的抵制。要求战士训练时，使用人形靶，再把开枪射击的动作改变得轻而易举，于是乎杀人就一下子变得自动化，有点象自动反射了。就是说，战士还没有来得及细想，枪已经发火了。这一技术在越南战争中得以应用，效果良好，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军战士向他们的“敌人”开了枪。结果是他们战后心理创伤的发病率也非常高，显然是他们上当受骗而杀人，违背了他们的初衷，事后良心不平。[6]
从《诗经》、《山海经》与荷马史诗的对比看出，古代中国人没有发明类似美国军队脱敏与条件化等技术来推动人类道德观念的异化，因为他们的社会相对和平与安定，没有这一社会需要。据美国心理学家杰尼斯研究结果，地中海古代文明已经据有比美国军队脱敏与条件化等技术更有效的推动人类道德观念异化的社会机制，这就是双相脑人。杰尼斯说，双相脑人根本没有道德观念，没有长久记忆，只有足够他们用来执行命令的即时记忆，也就是今天的精神病患者。杰尼斯并不认为人类天生为双相脑人，双相脑人是适应当时生活社区急剧扩展后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产生的。根据杰尼斯研究，欧洲是在双相脑人全面退出社会的公元前第五世纪才首次提出道德的概念，而儒家学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说明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注重道德，《诗经》、《山海经》与荷马史诗是不同社会与传统的不同文化结晶。
参考文献
[1]Jack L. Dull（1990）: The evolution of government in China. In Paul S. Ropp, eds: Heritage of China, Berkeley,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56-57.
[2]柚声：一个审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新视角，见本网站《学灯》第7期。
[3]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4]Julian Jaynes（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Mifflin.
[5]刘宝才：《中国历史：先秦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6]G. Dyer （1995）: Learning how to kill humans. Globe and Mail, Dec. 23, 199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