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世纪蔚为大观的耶稣重写中，人子形象最能代表时代的特点。本文通过研究两部近年来比较重要的重写耶稣小说《40天》与《见证》中的人子形象，发现人子形象的自我建构与其灵性探索过程合二为一。在历史上，小说人物的自我建构曾受到基督教灵性传记传统的影响，但小说在近代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超越的维度，小说在塑造人子形象时通过探讨耶稣的信仰问题表现了当代人的精神危机，这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代文学中超越维度的回归。

　　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艺术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耶稣形象，电影《宾虚》中的耶稣恪守清教反偶像崇拜传统，在整部电影中只出现背影；在小说《各各他直播》中，耶稣则是穿梭于1世纪与20世纪的网络黑客；在劳伦斯的笔下，耶稣复活被改写成性觉醒。[1]在所有这些形象中，人子（Son of Man）这一形象最能代表时代的特点。人子一词出自《圣经》，在四福音书中，人子是耶稣最常用的对自己的称呼。这个称谓在《旧约》中就已经出现，希伯来文《圣经》中，这个词有时也用于指人，意思是“凡人”，基督教的人子概念从一开始就沿用了这项涵义，后来又逐渐专用它指耶稣的人性，与神子并列。自启蒙时期开始，人文学者尽量去除耶稣身上的非理性成分，在传记中取消所有与他有关的神迹，尝试将他还原成一个人。20世纪的耶稣形象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化趋势，这个特征最集中出现在人子形象中。我们下面以两部近年比较重要的重写耶稣小说——《40天》和《见证》为代表，探讨人子形象的特点与意义。

　　对任何耶稣重写者，耶稣生平的整体框架已经设定：他生活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民族，职业是木匠、教师和医生，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门徒以他的名义建立了基督教。在这个框架里还有许多来自福音书的细节可以填充。在塑造人子形象的小说中，耶稣仅仅是一个人，这就需要作者在文本中处理人子形象与基督教历史之间的巨大张力：他的教导为什么能够吸引众人跟随他，为什么门徒以他的名义建立的宗教能迅速崛起，征服欧洲所有其他宗教甚至罗马帝国？耶稣形象的独特性何在？假如耶稣具备神性，或者他是黑格尔笔下永恒理性的化身，[2]可以比较容易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人子耶稣形象已经完全人性化，重写人子的小说必须处理这些张力，在塑造人子形象的同时解释其个性及其思想的独特性，这些问题在小说中转换成对耶稣独具特色的信仰的探索。

　　新历史主义派学者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自我塑造》一书中用“自我建构”（self-fashioning）一词指称现代个人建构自我身份的努力。格林布拉特认为，在英国自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于种种社会变化，人们对自我身份的意识大大加强。“自我建构”既发生在实际生活中，也发生在文学和艺术创造中，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3]

　　塑造人子形象的小说需要与福音书故事拉开距离，又不能完全脱离这个故事框架，此时，福音书耶稣生平的空白就显得尤为重要。福音书为耶稣生平留下了两处空白：童年经历及其心路历程。这两部分恰好是现代小说在建构人物的现代自我主体时非常重视的，因此，大多数塑造人子形象的小说都着重填充这两部分。而且这些小说在描写人子时出现了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耶稣的自我建构与其灵性探索过程合二为一。

　　个人对信仰的探索是基督教灵性传记的主要内容。在早期小说中，基督教灵性传记的影响非常明显。斯图尔特·斯姆曾在《与矛盾协商：班扬与笛福的叙事实践与叙事模式》中指出：“班扬与笛福的所有重要小说都能归入灵性传记传统。”[4]灵性传记传统影响了近代小说的人物塑造与叙事模式，近代小说对心理描写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它。比如，小说《罗克萨娜》的叙事镶嵌在忏悔框架内，鲁滨孙在孤岛上经历了灵性传记中常见的信仰觉醒，等等。但是近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基督教传统，即使在笛福和理查逊带有强烈道德训诫色彩的小说中，站在一旁看主人公活动，最后充当赏善罚恶的审判官的上帝形象，也很快退出主流小说舞台。近代小说在建构个体的自我时逐渐完全脱离了超越的维度，这一点在19世纪的小说中表现尤为明显。可是，当涉及耶稣的自我建构时，灵性探索就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宗教性是耶稣形象最大的特征之一。与勒南的《耶稣的一生》[5]，路德维希的《人之子——耶稣传》[6]中同样人文化的传记作品相比，重塑人子形象的小说没有回避对耶稣信仰问题的探讨。下面我们分析小说如何在人子形象中实现自我建构与灵性探索的合一、转换。

　　基督教灵性记传统中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命题，如忏悔、灵性更新、罪、诱惑等。基督教的传统耶稣形象基本上回避了这些过于人性化的命题。但是，在这些命题中，至少诱惑命题一直以来都与耶稣相关。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感》和《40天》都主要就这个命题重塑人子形象。

　　诱惑，在《圣经》中也称为试探。福音书中记载耶稣曾在旷野中受魔鬼的试探。[7]《新约》中说耶稣“凡事受过试探”，“被试探而受苦”[8]。耶稣受诱惑不仅有《圣经》依据，而且具备重要的神学涵义。《新约》作者认为：“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9]耶稣经受人世的诱惑是他担当神人之间中保的必要条件。

　　福音书基本没有涉及耶稣的内心挣扎，因为福音书的纪实文体不允许猜测或想像耶稣的心理活动。直接表现内心冲突必须采用全知视角或人物内视角，全知视角的讲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人物内视角也需要讲述者进入人物内心，这两个视角都是小说常用的，非常适合讲故事，福音书的作者显然不能从这两个视角讲述耶稣。福音书的文体特征接近新闻记录，不能采用带有明显虚拟色彩的叙事手法。在《圣经》中，内心冲突是通过人物的行动与环境之间的张力间接表现出来的。

　　诱惑是一种特殊事件，它专注于人的内心，使人的内心成为事件发生、展开的场所，具有突出的内向性。在面临诱惑时，自我充满了张力。在诱惑事件中至少需要存在三方：诱惑的因素、受诱惑者和抵制诱惑的因素。通过描写诱惑，复杂多层次的人性与个体的特殊性能够得到非常具体的表现。在耶稣的诱惑事件中，上帝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诱惑在代表善的上帝、代表恶的魔鬼与代表人的耶稣之间发生。罪恶通过魔鬼的方式位格化了，上帝以隐在的方式在场，始终在耶稣的意识中临在。

　　在描写人的诱惑事件时，上帝和撒旦的角色可以由其他东西替代，如良心和性欲，以及人一切美好的追求以及阻力。塑造人子形象的小说更倾向从自我建构的角度理解耶稣的诱惑事件，这些小说不关心位格神的存在问题，但是将人对永恒、意义的追求，面临各种阻力（肉身的、精神的）的挣扎，演绎得异常深刻。

　　《40天》只重写了耶稣生平的一个片段，即他在旷野中禁食受撒旦的试探的故事。《40天》共分为31个场景，描写耶稣的章节与其他旷野过客的章节是分开的。耶稣在以下场景中出现：

　　6．耶稣在旷野中经过一顶帐篷，里面躺着垂死的缪撒，他已经不能说话，耶稣为他祝福后离去。

　　10．耶稣选择了一处洞穴作为禁食场所，他奋力攀上峭壁。

　　16．耶稣在洞穴中头几天的经历。

　　18．耶稣拒绝了其他人给他的食物，认为是魔鬼的诱惑。

　　23．耶稣禁食而死。

　　26—27．缪撒等人将耶稣葬在一个有流水的洞里。

　　31．文末，缪撒远远看见耶稣已经复活，走在路上。

　　由于没有和他人发生交往，《40天》对耶稣的描写能够完全专注于他的内心，尤其是耶稣在禁食过程中对上帝的寻求。在这段描写中，耶稣在信仰上的探索历程被置换成其主体自我建构的过程。

　　在《40天》中，耶稣来到旷野时决定“要么遇见神，要么死。”[10]耶稣是一个年青木匠，自小痴迷于祈祷之类宗教活动，喜爱神秘体验。“他的母亲担心没法为他找到妻子，他好像从来没有肉身。”[11]他是一个永恒的追求者。但他来到旷野的时候非常失望，“他太过天真了。他期望更友好的接待，道路自动除去砾石和荆棘，他以为，上帝创造未完成之处会为他开辟道路。灌木丛将认出他朴素的衣着，庄重的目的，他的谦卑。山岭夷平，岩石变得柔软。”[12]站在茫茫的旷野中，“他对40天的禁食感到恐惧。”[13]但他已经别无选择，离开家的时候遭到强烈反对，临阵退缩将遭至家人与邻居的嘲笑。

　　家人与邻居的意象在耶稣的意识中屡次出现，是耶稣的自我中非常重要的他者。他害怕他们的嘲笑，渴望他们的认同。他最大的愿望是用驱逐污鬼，医治病人的方式服侍上帝，这种方式能够被他的家人与邻居看见。

　　《40天》始终以这样矛盾的方式书写耶稣的禁食，在耶稣寻求上帝的过程中，敬虔的动机与世俗的动机交织在一起。在禁食的头几天，耶稣试图说服自己：“我不需要吃东西。”“我寻求上帝的食物，而不是酒和肉。”[14]“但有些时候，他抛开祈祷，更专注地想一些能够让他活过40天的办法。”[15]他忽而学习阿希米特人（achimite）彻底抛弃舒适，脱掉衣服扔下悬崖，忽而学习骆驼和荆棘，静坐保持体力。但这些都不能帮助他对抗禁食带来的身体不适。缪撒带着其他几位禁食者呼唤耶稣，想办法给他送食物，耶稣认为他们是前来诱惑的魔鬼，坚决拒绝了。在禁食的最后阶段耶稣丧失了行动，祈祷甚至思考的能力，“他感到悲伤与失望带来的锥心刺骨的痛苦。”[16]在第30天，他平静地接受了死亡。

　　从这条叙事线索来看，作者似乎通过灵性探索的失败表现了信仰的虚妄，耶稣按照宗教的要求将对上帝的追寻实践到极致，结果却自寻死路。在这里作者的笔调是讽刺的，他否认了信仰的可能性，但小说中还隐含着另一条叙事线索。

　　耶稣路过缪撒的帐篷时发现他病得很重，按惯例为他做了祝福，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认为缪撒即将死去，他的妻子甚至已经掘了坟墓，但缪撒从此逐渐恢复健康。

　　缪撒将这个神迹告诉其他人，鼓动旷野中的禁食者向这位圣人求助。缪撒在悬崖上的洞穴里发现了耶稣的尸体。但是，在此之前，在耶稣死去的清晨，缪撒曾亲眼看见“耶稣在雨后的泥泞中行走，光着脚，赤裸着身子，像一根荆棘一样脆弱瘦小。”“他是这样轻盈，在泥泞中穿行也不会粘着鞋子。”[17]这对缪撒而言无疑又是一个神迹：他看见了耶稣的灵魂。

　　最后是第三个神迹。缪撒等人将耶稣埋葬，可是在最后，缪撒却看见耶稣复活了。

　　第一个神迹可以用巧合解释，第三个可以归入生理学上的假死，但是文中的叙事没有为第二个神迹留下理性化阐释的余地。文中的这条叙事线索似乎确认了信仰的可能性，尽管极其微弱。

　　在《40天》中，描写耶稣的叙事只占全文篇幅的1/5。在其他场景中出现的人物是缪撒、他的妻子玛利亚，四个前来禁食的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目的来到旷野，可是大多数都没有获得原先想要的东西。即使获得了，也是以原先没有想到的方式得到的。以耶稣为例，这次禁食的经历与结果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在耶稣临死的时候，他感到禁食使他准备好进入死亡。他的未来不再有肉身，他已经用肉身和永恒的圣洁做了交易。但在最后一刻，他乞求魔鬼来救他脱离死亡。“他几乎更欢迎魔鬼，与上帝相比。因为魔鬼可以交易，可以赶走，而上帝却是那么无情，不确定。”[18]耶稣在临死前虽然是矛盾的，但死亡并没有夺走他对彼岸的追求。在基督教的正统神学中，上帝是完全自主的，正如改革宗神学一再强调的预定论思想，在创世之前上帝就预定了谁可以得救，谁将沉沦，他对人拥有绝对的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40天》表达的信仰的背谬状态正符合正统的神学观念。

　　对耶稣而言，他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位绝对的上帝，他以人难以想像的方式临在，如《旧约》所说的，是自隐的神，是完全的他者。上帝向耶稣显示了他绝对的主权，他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显现。他显现的方式就像这几个神迹一样，模棱两可，拒绝现实的完全在场的临在，因为他强硬地要求临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中，拒绝成为客观的明证，而信仰就是对这种主权的无条件的服从。因此虽然上帝没有以耶稣期望的方式显现，甚至在耶稣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施以援手，他没有抹去耶稣的苦难，没有为耶稣的道路铺上鲜花，但是当耶稣走过了这条荆棘路，他反而他能够进入比原先充满幻想的宗教热情的状况更加谦卑、顺服的境界中。死亡已经不能夺去他的信仰，现在他在上帝面前是真正谦卑、顺服的，因为就像他临死前意识到的那样，上帝是无情的，不提供交易。

　　虽然《40天》写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作者对耶稣这个生平片段的重写，实质上包涵了对福音书记载的后来耶稣身上发生的事情的解释。即他学会了对上帝的绝对顺服，最终走到了十字架上，他以治病、赶鬼的方式在卑微的人中传道，等等。

　　通过显形与隐性两条叙事线索的交叉，《40天》表达了人在信仰中的背谬处境，信仰似乎可行——在主观层面，却又无法证实——在客观层面；人的宗教追求似乎神圣，却又掺杂着世俗的因素。成功与失败，得与失都无从定义，人只是一直走在追寻的道路上而已。耶稣试图在禁食中获得他生命中坚实的支撑点。他希望遇见上帝以后能够获得能力，治病赶鬼，这种能力在众人面前成为上帝存在的明证，使他不再被家人和邻居的嘲笑。他希望在禁食中确认自己一生的使命：治病、教导真理。可是即使通过最极端的追求，不可置疑的存在的根基仍然没有获得。

　　在《40天》对耶稣禁食的描写中，耶稣的信仰探索历程与自我建构过程已经完全融为一体。耶稣的自我建构过程也即他探索上帝的过程。在遭遇信仰的背谬的同时，他遭遇并接受了自身存在的背谬。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也代表着一切终极之物。20世纪重要的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曾说：“宗教意味着终极关怀，也询问人存在的意义究竟‘是有还是无'的问题，并拥有解答这个问题的很多信条。这是最广泛、最基本的宗教概念。宗教最终关心人的存在、人的自我和人的世界，关心它的意义、疏离和局限性。”[19]

　　在近代以人文思想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中，上帝被请出人类活动的范围，根据启蒙思想对人的定义，人是理性的，人是世界的主人。但是人在现代社会中却遭遇了自我的疏离感，虚无感和身份认同的危机。默里·罗斯登在《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寻求》[20]中指出，对人类的幻灭情绪不只是来自二战，在彻底的无神论世界观中，人找不到个体的意义，以及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在进化论提供的科学历史观与宇宙观的影响下，人摆脱了上帝，但随着绝对价值的根基的丧失，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也崩溃了。这是一种在启蒙理性传统下人对自身的身份与价值的危机感。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近代小说在建构现代主体时逐渐完全取消了超越的维度，耶稣在这些时期的文学中也同样失去了这个维度。但是以这两部世纪之交的小说为代表，尽管塑造的依然是人子形象，却认真地探讨耶稣的信仰问题，重新确认了信仰是人值得重视的重要问题。人子形象的自我建构与灵性探索合一，从一个侧面说明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超越维度的普遍回归。

　　《40天》重写了耶稣生平的一个小片段，使福音书中具有神话意味的古老情节转换成充满现代感的故事。《见证》则重写了耶稣一生的方式，在这里，耶稣同样不是信仰的对象，而是探索信仰的人。

　　在《见证》中，作者采用四重讲述的方法描写耶稣的生平。叙事线索为：犹太讲述耶稣从旷野出来（在此之前施洗约翰被捕，耶稣作为他的门徒被迫离开，于是到旷野中禁食），至逾越节前一周（此时犹大离开耶稣）；抹大拉的玛利亚讲述耶稣传道初期（在耶稣去寻找施洗约翰之前），至耶稣准备携门徒一起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讲述耶稣的出生、童年，直至逾越节的早晨（此时耶稣刚刚被捕）；格拉森的西门讲述耶稣传道后期，至耶稣受难之后的情形。这四人的角度各异，讲述的内容互为补充。透过母亲与门徒的见证，耶稣的一生完整地呈现出来。《见证》没有直接讲述耶稣的内心历程，而是通过每个人讲述自己与耶稣交往的亲身经历。这四个人的讲述相互补充，彼此之间没有抵触，因此小说的耶稣形象也比较统一。

　　应该说，《见证》关于耶稣的材料本身没有很多新颖之处，大多是耶稣研究会[21]以及其他研究的成果，再加上前人重写耶稣的素材，如耶稣是外邦人与犹太女子的私生子，他幼年生活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接受了犬儒主义思想等，都是耶稣重写中的常见素材。《见证》没有编造许多新奇的素材或精彩的故事，但它塑造的人子形象平易近人，非常符合当代伦理观念。

　　在《见证》的情节设置中，耶稣是玛利亚的私生子，他终其一生都承受着这个来自家庭的伤痛。耶稣自年少时便遭遇了尖锐的身份认同问题：他发现自己在体貌上和家中其他孩子区别很大，父亲约瑟显然在众多女子中惟独排斥他，母亲竭力为他着想，但是她同样面对耶稣的身份给她带来的尴尬。于是耶稣离开犹太家庭，选择认同希腊的文化，尤其是犬儒主义的思想。但是在一次迫害犹太事件中，他回归了犹太教信仰。他以上帝为自己的父亲，也部分源于他不知生父是谁，天父是他在精神寻求中确立的终极皈依与寄托。

　　在《见证》的叙事中，我们发现作者严肃、认真地处理人子形象与基督教历史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在《见证》中，耶稣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人，他没有任何神迹色彩。他建立的新的信仰形态，得益于幼年对希腊哲学的学习，并且将希腊哲学与犹太教融合，他不会赶鬼，但是幼年在埃及学得高明医术，可以医治不少疾病。另一方面，由于门徒们过于盼望弥赛亚，这群渔民不理解耶稣为何能够治愈这么多疾病，而且误解了他的一些教导，所以将他当成了神，再加上一些人利用耶稣的名字装神弄鬼，蓄意欺骗，才出现了后来的基督教。尽管这些叙事没能够完全缝合这个巨大的张力造成的文本裂隙，但是作者依赖一些历史学的材料在加上自己的想象，细致地描写围绕着耶稣的人和事，重建了当时的犹太（尤其是底层的）社会，增强了耶稣与社会的互动，使耶稣的灵性探索过程显得具体、可信。

　　比如《见证》的叙事这样解释何以耶稣学习了希腊人的哲学之后，还能接受犹太教的信仰。在11岁左右的时候，耶稣所在的亚历山大城发生了一起迫害犹太人事件。全城的犹太人被驱逐到一个广场上，罗马士兵在四周戒严，禁止他们出来，与此同时，一群暴徒正在奔向广场，等待犹太人的将是血腥屠杀。犹太人决定放弃无谓的抵抗，用非暴力来对抗暴力，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讲述到：“所有人都在广场上坐定了，全场一片沉寂，空气中弥漫着恐惧与汗味，死亡似乎盘旋在我们的头顶。远处传来暴徒逼近的喧扰之声。”“就在我们的恐惧达到顶点的时候，一些女人开始唱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她们唱道，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是《旧约》中著名的摩西之歌。

　　歌声像火焰一样在广场上传开，“最后歌声压倒了暴徒的喧嚣，使我们脱离恐惧，”以致当暴徒来到他们面前，看见他们不做任何抵抗地坐在地上唱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投掷了一些石头、木棍，但犹太人仍然一动不动地唱着，暴徒们开始迟疑。“主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我们唱道，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奇迹发生了。戒严的士兵看到这样的情形，也开始驱赶暴徒，不久，犹太人就脱离了险境。耶稣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被深深震撼了，他悄悄地对玛利亚说，“母亲，我拒绝当犹太人是错误的，我是他们的一员。”[22]

　　由于亲身经历了信仰的力量，目睹犹太教上帝的超越性与临在性，使犹太群众在生死攸关之时能够超越于险恶的环境之上，耶稣回归了犹太教信仰，但这同时也符合他的希腊哲学观念：“我的老师阿尔提米甫洛斯（Artimiforus）常常说起的神就是这样的。”[23]

　　在《见证》中，耶稣的精神探索与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始终缠绕在一起，作者在对耶稣的重写中将福音书中原本讳莫如深的耶稣信仰形成问题改写成现代人熟悉的存在困境与认同问题。

　　显然，与一般反映存在困境的人物相比，耶稣形象中的宗教问题是必须处理的。重写人子，虽然也是将他放在人的位置上，探讨人的精神危机与困境，但是这种探讨也必然涉及人的宗教性。《见证》将耶稣的信仰形成过程用合乎现代人观念的身份认同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既改写了灵性传记的传统内涵，又为我们提供了看待现代人问题的新视角，使之具有了宗教的维度。正如蒂里希所说，“宗教关乎人的存在、人的自我和人的世界，关心它的意义、疏离和局限性。”在蒂里希看来，存在的问题就是宗教的问题。结果，在自我建构与灵性探索的合一中，一方面耶稣成为了彻底的人子，具有了与人一样的内在心理，经历普通人经历的精神焦虑与寻求过程，但是在他介入的领域中，人的问题也同时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人子形象是20世纪小说中耶稣形象的主流。重写人子的小说相对塑造其他耶稣形象的小说，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整体的文学价值比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子形象与这个世纪人面临的问题的贴近。透过重写人子，这个世纪的人面临的问题也重新具有了宗教的维度。在蒂里希的定义中，不是宗教内容，而是宗教风格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宗教性，“倘若新教意味着我们无须遮掩任何事实，而是必须探究人类深层的疏离和绝望，那么，《格尔尼卡》便是一幅最有感染力的宗教绘画。尽管没有宗教内容，但确实具有深刻的宗教风格。”[24]

　　在20世纪，人面临了许多精神危机，这些危机是启蒙理性传统不能解释的，于是人的超越维度又重新被揭示出来，因为它有助于跨越理性的层面，面对人深层的疏离感与虚无感。《40天》与《见证》关注耶稣及其身边门徒的信仰历程，将个体信仰从注重教义的传统宗教形态中解放出来，通过个体叙事重建了信仰的可能性。

　　《新约》的四部福音书都采用单一有限视角叙述耶稣的故事。虽然今天的研究认为，福音书的形成大约经过了三个阶段，[25]但是教会将福音书视为某位使徒的见证。这在福音书中也能找到一些内证。比如《约翰福音》中说：“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26]这样的结果是将对耶稣的叙事的真实性建立在了个体之上。也就是说，《圣经》中证明耶稣是基督，采用的不是逻辑论证，而是通过几个个体的讲述。在《圣经》传统中，个体叙事确实具有决定性作用。几乎所有《新约》经卷都由某位使徒冠名，而且基本上都是写给某个教会或个人的书信。在福音书中，个体的叙事具有真理意义，在这一点上，它与现代小说不谋而合。

　　在最近30年，重写耶稣小说的叙事越来越趋于个体化，如《我，犹大》（泰勒·考德维尔，1977），《各各他直播》（戈尔·维达，1992），《子的福音》（诺曼·梅勒，1997）等都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耶稣的故事。《见证》也是采用这种叙事方法的典型例子。在《见证》建构的文本世界中，通过大家讲述与耶稣的交往经过，以及自己对耶稣的感受，作者传递出他的耶稣形象的价值之所在。

　　四个人讲述的结尾都有一段总结性的话语，他们的共同感触是：耶稣的言传身教令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在与耶稣的交往接触中，他们仿佛被光照亮，重新认识了自己、世界与他人。在这些总结中，耶稣所传扬的上帝并没有位置。面对耶稣，他们获得的体悟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而是存在层面的。

　　如犹大，他感到在每一条路上都走到尽头。但是在约书亚（耶稣的希伯来文音译）那里似乎有些新的东西：“一种新人，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途径。如果有一个人发现了讲述真理的途径，或许世上其他人也是有价值的。如果有一个人确实不仅仅关注自己的需要或荣耀，或许上帝并没将我们造成野兽，一场应该从世上除去的瘟疫。”[27]在他生活的时代，国王只关心自己的财富，强盗打着正义的旗号抢劫，普通人变得十分可悲，“也许像那些沙漠中的疯子说的一样，我们真的在世界末日。但是，约书亚身上有一种品质，让人感到还有些什么，或许还有希望，他可能会说出某些改变世界的秘密。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曾想这样对他讲，告诉我，更新我。即使现在我已经离开他，我还常常看见他在前方指着一扇门呼唤我，好像我只要跨过它，就能从黑暗走向光明。”[28]

　　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有类似经历，她说到：“我常常想起约书亚刚来到我们这儿的日子，那时，我突然进入他提供的新视野，心里充满了疑问。他唤醒了我心底里从未感觉到的生命，那个生命来到我的意识里，对看见的每件事感到惊奇。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些问题好像变成了一个，那就是这个人的什么地方如此感动我，以至于我抛下了一切愿望，只剩下一个——靠近他。……每个听说他或看见他的人都有自己关于他的形象，认为他是位圣徒或是个疯子，一个异端邪说分子或一位智者。但是我们这些最接近他，曾被他拥抱，陪伴他在湖边行走的人，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却发现对他了解得越来越少。他仿佛是我刹那间窥见的一个无以名状之物，在我有机会认识之前又已从眼前略过，像我孩提时在山中旅行见过的那只大鸟，我以为那是一位神。”

　　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话很像史怀泽在《寻找历史上的耶稣》中广为人知的结语：耶稣“作为不可认知和无名者而走向我们，正如他在湖畔召唤那些不知道他是谁的人们一样，他说着同样的话：你跟随我吧！并向我们提出了他在我们时代要完成的任务。他告诫我们，并向那些遵从他的人启示自己，而不论他们聪明睿智或简单质朴，他们将与他一道经历平安、辛劳、奋斗和苦难，他由此来启示自己，并作为一种不可言状的奥秘而使他们体验到他是谁……”[29]在这部名著中，史怀泽在否认了历史上的耶稣这一命题之后，确认了信仰的可能。这种看似带有唯灵的神秘主义色彩的结论，其实是尝试将信仰归入个体叙事建立的主观真理之中。

　　在《见证》的文本中，作者着力传递这样一个观念，虽然耶稣不是神，但却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信仰本身和信仰者。这个观念似乎是矛盾的。但人子形象却始终面对着这个矛盾。《见证》通过其交叉叙事否认了神迹，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信仰已然失落，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构成的宇宙叙事与个体叙事的统一。但是它虽然取消了神迹，却没有取消信仰的可能性，而是将信仰表现为主观层面的体验，个体（正如文中的犹太等人）只能观察他人（如耶稣）的信仰，而无法裁决在他人的主观层面中上帝存在的真伪性。在这种观察中，虽然上帝是否存在不可证实，但信仰的实践力量却是真实明确的，即从理性上固然可以取消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却无法取消信仰对个体产生的实际作用。理性主义认为，取消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信仰就被取消了。《见证》将信仰的地盘取消于客观层面，保留于主观层面，因为体验是主观层面的，也只存在与个体经验相结合的主观真理。小说在重写耶稣时将自我建构与灵性探索合二为一，即借助个体信仰的叙事建构了主体的真理性。

注释：

[1]The Man Who Died, D. H. Lawrence, London: Martin Secker, 1931.

[2]详见《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中的《耶稣传》，黑格尔，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8。

[3]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Stephen Greenblatt, pp..1-9, 87-88, 161-162.转引自《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黄梅，三联书店，2003，第8页。

[4]Negotiations with Paradox: Narrative Practice and Narrative Form in Bunyan and Dofoe, Stuart Sim, Maryland: Barnes & Noble Books, savage, 1990, p.3.

[5]1863年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énan）在巴黎出版了《耶稣的一生》，为欧洲的文化阶层提供了人文化的耶稣形象。这是第一个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非正统耶稣形象。《耶稣的一生》，梁工译，商务印书馆，1999。

[6]《人之子——耶稣传》，艾米尔·路德维希，张新颖译，南海出版公司，1998。这两部传记是人文化耶稣形象的代表。

[7]《圣经·新约》，马可福音1：13，路加福音4：1—13，马太福音4：1—11。

[8]同上，希伯来书4：15，2：18。

[9]同上，希伯来书4：14－16。

[10]Quarantine, Jim Crace, Viking, Penguin: 1997, p.22.

[11]Ibid.,p.73.

[12]Ibid.,p.76.

[13]Ibid.,p.77.

[14]Ibid.,p.130.

[15]Ibid.,

[16]Ibid.,p.158.

[17]Ibid.,p.204.

[18]Ibid.,pp..192-193.

[19]《现代艺术的宗教风格》，《宗教与当代西方文化》，爱德华·塞尔编，衣俊卿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第250页。

[20]The Search for selfhood in Modern Literature, Murray Roston, 2001, p.149.

[21]耶稣研究会（Jesus Seminar），成立于1985年，创始人是Robert Funk，致力于搜集和确定福音书耶稣各种细节的真实性，在西方影响很大。

[22]Testament, Nino Ricci, Boston & New York: Hoa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3, pp.262-263.

[23]Ibid., p.259.

[24]《现代艺术的宗教风格》，第254页。

[25]这三个阶段为：使徒们口头宣讲耶稣生前事迹与教训的阶段；初期教会根据耶稣生平事迹与教训的口头传说，将耶稣故事及言论编撰成书，用来做礼拜；最后由有关作者将这类集子进一步整理写成完整福音书。关于福音书的具体形成过程参见《四福音书解读》，刘光耀、孙善玲等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26]《圣经·新约》，约翰福音21：24。

[27]Ibid., pp..121-122.

[28]Ibid，P122。

[29]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Albert Schweitz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p.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