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判定南北朝时期某个家族的门第士庶问题，史学界的共识是：政治上至少连续三代人中有两代官职在五品以上者；文化方面，家学渊源深厚，诗书继世。以此两个条件衡量，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根据南北朝士庶不婚的社会制度，考察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皆为士族门第，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奉朝请”、“丹阳尹”和“吴郡太守”等职，只有士族子弟才有资格任其职，刘勰家族中的成员曾任其职，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以“家贫”、“寒士”“布衣”等材料否定不了刘勰的士族身世。《宋书·刘穆之传》：“刘穆之……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一语的记述是可靠的史料。

　　关键词：刘勰；家族婚宦；家族文化；家族经济；刘氏族源；士族门第

　　作者简介：朱文民，1948年生，莒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研究员。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著有《刘勰传》、《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刘勰志》，已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勰身世士庶区别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术界就没有取得共识。70年代末，王元化先生发表了《刘勰身世士庶区别问题》一文，认爲刘勰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一时间从者如流，中间虽有反驳者，亦未能改变局面。在当今学术界发表和出版的论文及专著中，只有极少数人修正了原已主张的庶族说（如张少康先生等），这说明刘勰门第士庶之争仍未解决。笔者认为，当前学术界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问题和刘勰的整体思想问题等诸方面所发生的争论，根源在于对刘勰身世的分歧和脱离了时代背景，忽略了南朝学术思潮对刘勰思想的影响。孟子有：“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之责备。为了知人论世，更好地理解《文心雕龙》与刘勰其他着作的关系和把握刘勰的整体思想，有必要对刘勰门第再作考证。

　　笔者认为，刘勰家族门第士庶区别问题，属于历史学探讨的课题，只有遵循史学界探讨六朝士族所达成的共识，才有可能取得接近刘勰家族史实真象的可能。今不顾个人学识浅陋，试考证如下，以就教于学界高人。

一、刘勰家族成员官职品位考

　　南齐《刘岱墓志铭》记载刘勰六世祖刘抚曾官彭城内史，是晋代人物，当是东莞刘氏南迁的第一代。王国内史职同太守，秩比二千石，官阶五品。刘勰的五世祖刘爽，《宋书》卷八一《刘秀之传》和《刘岱墓志铭》都有记载，曾任尚书都官郎、山阴令，晋代人物，当是刘氏南迁的第二代。晋尚书都官郎官阶六品。县令有两种情况，一是秩千石者官阶六品，另一种爲七品。史料不记山阴令属于哪一种情况，但山阴属于会稽郡，且为郡治所，官阶当属六品。刘穆之为刘勰从曾祖，东晋人物，是刘氏南迁的第三代，《宋书》卷四二有传，记其起家为府主簿，历任尚书祠部郎、记室录事参军，领堂邑太守。义熙八年，加官丹阳尹。十年为前将军，十一年迁尚书右仆射，领选，将军、尹如故。十二年转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军、尹、领选如故。十三年十一月卒，时年五十八。初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又追赠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食邑千五百户。其中，司徒，官阶一品。入刘宋，又进为南康郡公，食邑三千户，谥穆之曰文宣公。郡公官阶一品。刘勰曾祖刘仲道，晋代人物，歴官建武参军，余姚令，英年早逝，最高官阶爲六品。

　　刘勰祖父辈是刘氏南迁的第四代。见于《宋书·刘穆之传》记载的有刘穆之的儿子虑之、式之、贞之三人，（《宋书·顔延之传》有顔延之“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有人说“宪之”为非作歹“虑之”之讹误，待考。）刘仲道的儿子见于《宋书·刘秀之传》的有钦之、秀之、粹之，《宋书·海陵王休茂传》中的刘恭之，《梁书·刘勰传》中的刘灵真五人，共计八人。刘虑之继承父亲爵位，仕至员外散骑常侍，英年早逝，生前最高官五品。刘式之累迁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太子右率、左卫将军，吴郡太守，生前最高官阶是四品。卒后追赠征虏将军，封德阳县五等侯，谥曰恭侯，官三品。刘贞之历任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江夏太守，官阶四品。刘钦之英年早逝，生前曾为朱龄石右军参军，官阶七品。刘秀之起家驸马都尉、奉朝请。歴王府行参军，无锡、阳羡、乌程令、建康令、尚书中兵郎、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广平太守、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征虏将军、监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持节、刺史如故。康乐县侯。右卫将军、丹阳尹、尚书右仆射、领太子右卫率、散骑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卒后赠侍中、司空，持节、督都、刺史、校尉如故。司空官阶一品。刘粹之官晋陵太守，官五品。刘恭之任海陵王刘休茂中兵参军时，刘休茂图谋不轨，恭之受诛连，英年早逝，官位不显。

　　刘勰父辈是东莞刘氏南迁的第五代。父亲刘尚，英年早逝，生前仕刘宋为越骑校尉，官阶四品。刘勰从叔刘岱，史书无传，本人墓志记其生前仕齐为山阴令。山阴为会稽郡治所，官当六品。从叔刘景远爲刘秀之之子，其事迹在《宋书·刘秀之传》记其官至前军将军，官阶四品。族叔刘邕爲刘穆之之孙，继承祖上爵位，南康国相、内史，官阶五品。族叔刘敳爲刘穆之之孙，事在《刘穆之传》，官至黄门侍郎，官阶五品。族叔刘衍为刘穆之之孙，事在《刘穆之传》，黄门侍郎，豫章内史，官阶五品。族叔刘瑀为刘穆之之孙，事在《刘穆之传》，起家别驾从事史，迁从事中郎，领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为宁远将军、益州刺史，御史中丞。孝建三年，除辅国将军、益州刺史，右卫将军，吏部尚书，最高官阶四品。族叔刘裒为刘穆之之孙，事在《刘穆之传》，曾任始兴国相，官阶五品。刘勰及其同辈见于文献的有刘勰、刘希文、刘希武、刘玉女、刘隽、刘肜、刘彪、刘整、刘祥、刘卷、刘藏、刘舍。刘勰仕梁，起家奉朝请，历职中军临川王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最高阶为从六品[1]。刘希文、刘希武、刘玉女事见《刘岱墓志铭》，不记其仕宦。刘儁事载《刘秀之传》，继承父祖爵位，齐受禅，国除，官位不详。刘肜、刘彪先后承嗣父祖爵位，刘彪事载《南齐书·刘祥传》，曾任羽林监，官阶五品。刘整事载《南齐书·刘祥传》，仕齐为广州刺史，官阶四品。刘祥《南齐书》有传，刘宋朝解褐巴陵王征西行参军,，历骠骑、中军二府，齐太祖太尉东阁祭酒，骠骑主簿，冠军征虏功曹，正员外。大明初，迁长沙王镇军，板谘议参军，鄱阳王征虏，豫章王大司马谘议，临川王骠骑从事中郎，官阶六品。刘卷事载《宋书·刘穆之传》，曾任南徐州别驾，官阶七品。卷弟刘藏，尚书左丞，官阶六品。

　　见于文献记载的东莞刘氏子女共计33人，其中女士2人，男子31人，除去有争议的刘宪之，余30人，在30人当中，职官仕宦有明确记载的25人，在25人中，一品官者两人（卒后赠官），三品官者三人，四品官者五人，五品官者八人，六品官者七人，七品官者三人。从仕宦官品考查，刘勰家族爲士族门第。

二、刘勰家族文化品位考

　　士族政治，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权力衰微的産物。魏晋以来，基层社会组织瓦解，各地的世家大族，依仗他们原已获得的官位所産生的政治影响，以及所占有的庄园经济，在国家体制以外，普遍形成地方自治团体，他们垄断乡里，甚至建有自己的武装，左右地方政府，其强大者甚至影响中央。士族的强势，还由于长期以来的学术家族化，使得强宗大族又获得了文化的声望和影响力。行武出身的官僚尽管有些家族连续三代或五代官员在五品以上，但列不上士族，就在于缺少了文化世家这个条件。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官宦加文化，是列为士族的必备条件。那麽刘勰家族的文化品位又是怎样的呢？

　　《宋书·刘穆之传》中有几段体现刘穆之文化水平的文字，今引录如下：

　　（一）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为济阳江敳所知。

　　（二）高祖谓之曰：“我始举大义，方造艰难，须一军吏甚急，卿谓谁堪其选？”穆之曰：“贵府始建，军吏实须其才，仓卒之际，当略无见逾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即于坐受署。

　　（三）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凡所荐达，不进不止，常云：“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

　　（四）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堦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牋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又数客暱宾，言谈赏笑，引日亘时，未尝倦苦。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

　　上文第一段文字说穆之“少好《书》、《传》，博覧多通”。

　　第二段文字说明刘穆之颇懂兵学。他的博学及行政能力和军事才能看来已为世人所知。当刘裕向何无忌访才，何无忌推荐穆之的时候，刘裕说：“吾亦识之”。刘穆之如果不是满腹兵略，也不会那样的自信和自荐地对刘裕说：“仓卒之际，当略无见逾者”。刘裕当即高兴的说：“卿能自屈，吾事济矣。”可见他的“博览多通”是包括兵学在内的。刘裕对穆之也依之甚重，“事无大小，一决穆之。”

　　第三段文字说明刘穆之善书，能从理论上指导宋高祖刘裕提高书法水平，还用了书法的“体势理论”，这不是仅有一般文化水平就能达到的。他的书法艺术历代书家多有品评，并有书法作品传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列刘穆之书为下之中品，评云：“虽未穷字奥，书尚文情，披其丛薄，非无香草，视其涯岸，时有润珠，故能遗斯纸以为世玩。”唐朝窦臮《述书赋》卷上评云：“道和（穆之字）闲雅，离古蹑真，慢正繇德，高踪绝尘。若昂藏博达之士，謇谔朝廷之臣。”来陈思《书小史》称刘穆之“善隶、草书。”传世至今的宋《淳化阁法帖》卷三有刘穆之草书一帖，6行，52字。

　　第四段文字说了刘穆之四个问题：一、有很高的文化教养；二、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三、勤奋书写；四、寻览篇章，校定坟籍。这四个问题无不与文化有关。至如“寻览”的是哪方面的篇章，校定的是哪些坟籍，本传没有说，历史上也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也不好乱猜。但我们就此定刘穆之爲官僚加文化学人是不为过的。

　　刘穆之的下一代，《宋书·刘穆之传》说“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又是一位大知识份子。“通易”，不是一般文化水平所能达到的。“好士”，说明他爱好和善于结交文化士人，至于他结交的是哪些文化士人，史册不载，我们也不得而知了。刘秀之的学识和文化水平，史书没有专门的介绍，但《宋书·刘秀之传》说：“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宋书·何承天传》介绍何承天说：何承天“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是当世著名的礼学家、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恃才傲世，“为性刚愎。”曾任太学博士，著作左郎。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学者，能对刘秀之“雅相知器”，将女儿托以终身，当时秀之“孤贫”，尚未从政，仕才未显，承天所“知”和首先看重的当是其文才无疑。刘穆之的孙辈刘瑀的文化品位，史书也没有专门介绍，但《宋书·刘穆之传》中提到刘瑀弹劾不法官僚的文章，文笔犀利，辞采飞扬，“朝士莫不畏其笔端。”根据古有“君子三避”说的其中之一，就是“避文人笔端”来看，这说明刘瑀也是一位颇有文化品位的官僚。

　　与刘勰同辈的刘祥，《南齐书》本传说他“少好文学，性韵刚疎，轻言斯行，不避高下”。又是一位恃才傲世的书袋子。这里的“好文学”，是指包括爱好文献经典，而非纯指现代意义上的文艺作品。刘祥曾为齐“太祖太尉东阁祭酒，骠骑主簿”。“祭酒”和“主簿”都是有大学问的人才能有资格担任的职务。本传还记载刘祥曾“撰《宋书》，讥斥禅代”。刘祥撰写的《宋书》没有传世，当是被齐皇室所封杀，我们没法评论其学术水平，而他撰著的《连珠》十五首已被萧子显录在本传中，那笔力文采，无不令人惊叹和佩服。锺嵘《诗品》评其诗为“祖袭顔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

　　《梁书·刘勰传》虽然说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并有文集行世。这里的“制文”是即指撰写碑文，也包括书写碑文，可见书法水平也是社会公认的。从今传世的《文心雕龙》、《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銘》、《灭惑论》和《刘子》可知其儒、释、道三教九流无不精研，也是一位“博览多通”的人。当今学界无不认为《周易》是《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这说明易学是东莞刘氏的家学。如果我们再联系刘勰家族的道教信仰，看看《文心雕龙》儒、道同尊，《老》《庄》亦是其家学。虽然《文心雕龙》旨在“论文”，而其中所用的方法，无不是兵术。其晚年成书的《刘子》，专设《阅武》篇和《兵术》篇。如果我们联系刘氏成员所任职务中多有将军衔，说明这都不是偶然的巧合。我们再联系《文心雕龙·程器》篇“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说明兵学亦是其家学，可惜后人对此认识不足，以至于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兵法论文法感到不解[2]。由此也看出：“学文而达于政事”，“好文而又练武”，是东莞刘氏的家风。

　　刘穆之的“好《书》、《传》，博览多通”，在刘勰身上得到了总汇。我们从中又可看到了时代学术思潮的烙印。据《宋书·何尚之传》记载，元嘉十三年，“乃以尚之爲（丹阳）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谓之南学……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南齐书·百官志》载：“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玄学家任国子祭酒，把玄学立于国子学，可见当时玄风畅扬。玄学的内容，在由梁入北的顔之推《顔氏家训·勉学》中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泊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可见《文心雕龙》儒、道同尊，是有时代烙印的。一部《文心雕龙》，学人诵读，累世不衰。据不完全统计，仅自民国以来发表的单篇论文，就有五千余篇，出版的专著三百余部，“文心雕龙学”已成世界显学。刘勰虽然仕途不顺，但其学识、文章水平，空前绝后，独步古今。或评其为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或评其为伟大的文学思想家，或评其为杰出的思想家，虽然定位不一，用今天的提法，说刘勰是有伟大建树的一代大师，是没有问题的。像刘勰这样的大学问家的出现，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家学积淀的结果。所以杨明照先生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一文中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衆，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于其德业，不无啓历之助。”看来杨先生是看到了东莞刘氏的家学渊源，可惜王元化先生对杨先生的话未作认真核实，就一口否定了[3]。

三、刘勰家族经济状况考

　　刘勰家族的经济状况（以晋宋两朝爲限），文献记载的不多，我们只能从当时的国家制度和世风中考察。《晋书·食货志》记载：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附羊希传》记载宋代规定：

　　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

　　根据这些法规条文，刘抚官五品，占田三十顷，占山二顷。刘穆之生前官三品，占田四十顷，卒后又赠官至一品，有权占田五十顷，占山三顷，又加其合法和不合法所藏匿的荫户就更难以计算了。穆之在晋代，封南昌县侯，食邑千五百户。入宋，又进南康郡公，食邑三千户。刘虑之官五品，占田三十顷，占山二顷。刘式之官四品，占田三十五顷，占山二顷五十亩。刘贞之官五品，占田三十顷，占山二顷。五品官以下者我们不再计算。这些特权在当朝是可继承的。穆之的公爵传至第四代刘彪，“齐受禅，降为南康县侯，食邑千户。”入齐以后的官位特权且不计，就以上晋宋两朝，仅五品官以上者计算，占地就二百余顷，占山十四五顷。其他特权忽略不计，仅就这些，完全可以在经济上垄断一方。

　　刘仲道这一支系，因刘仲道逝世之时年仅三十余岁，官位仅至六品，造成刘秀之兄弟五人“少孤贫”。当是受到了刘穆之的呵护，兄弟五人中除了刘勰祖父刘灵真的仕宦不明以外，其余四人都出仕。刘钦之英年早逝，官仅七品。刘秀之死后赠封邑千户，官一品，有权占田五十顷，占山三顷。其子刘景远官四品，占田三十五顷，占山二顷五十亩。刘粹之官五品，占田三十顷，占山二顷。秀之兄弟子侄，仅五品官以上者计算，占地估计也在一百五十顷以上，也是一个很可观的经济规模。其他特权忽略不计，仅就这些，也完全可以在经济上垄断一方。秀之爵位，“传封至孙，齐受禅，国除。”东莞刘氏是刘宋政权的重臣，入齐以后，政治经济都受到了打击，所以刘祥撰《宋书》“讥斥禅代”，是有自身政治经济根源的。

　　在南迁的东莞刘氏中，刘勰这一小支，早在其祖父时，就因曾祖刘仲道早逝，造成家贫。刘勰的父亲刘尚刘宋时期官至四品，有权占田三十五顷，占山二顷五十亩。刘尚英年早逝后，按当时规定，刘勰是有继承权的，但《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早孤，家贫不婚娶”，我怀疑刘尚的死另有隐情，史书隐匿了。刘勰家贫，会不会影响到刘勰的士族身份呢？笔者认为在一定时间内是不会的，后文还要谈到。

　　从对刘勰家族的经济状况考查来看，应当是士族门第。

四、与东莞刘氏通婚之家族门第考[4]

　　南北朝时期有士族身份的人家，为了保持贵族血统的纯正性，形成士庶不婚的社会风习，一旦有士庶婚宦失类的事情出现，“失类”的士族往往要受到弹劾，或免职，或禁锢终身。《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一文，说的是东海王源欲嫁女与富阳满章之，因富阳满氏家族士庶未辨，东海王氏为衣冠家族。沈约认为：“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王、满已“非我族类”。“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另一种情况是士族人家因家庭变故，造成一时贫困者，也不能与庶族出身的富豪官僚子弟婚配。根据这种情况，刘勰家族的士族门第也可从其与之通婚的家族身份中得到证明。

　　东莞刘氏婚姻关系一览表

　　刘抚夫人乃东莞孙氏。东莞孙氏世居山东莒县。唐《元和姓纂》卷四第110条“东莞”下说：“孙膑之后。汉代有孙扬、魏有孙耽，晋有孙牧，宋有孙奉伯，梁有孙谦。”孙奉伯是南朝书法家。《南史·孙廉传》说：孙廉“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宋书·后妃传》载：“泰始中，太宗为太子纳妃，讽朝士州郡令献物，多者将直百金，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书，其外无余物。”据同时人虞和《论书表》云：孙奉伯曾与巢尚之、徐希秀等奉诏料简二王书，评其品第。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列孙奉伯书为下之上品，论云：“擅豪翰，动成楷则，殆逼前良，见希后彦。”仕宦于宋齐梁三朝的孙谦官至光禄大夫，与孙奉伯为堂兄弟。下邳赵氏，唐《元和姓纂》卷七第39条“下邳”条说：“汉丞相赵周之后。十二代孙廞，魏广陵太守。元孙裔，晋平原太守，以宋武外祖赠光禄大夫；生正伦，宋领军。正伦生伯符，丹阳尹。”《宋书·后妃传》说：“孝穆赵皇后，讳安宗，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范，治书侍御史。父裔，字彦胄，平原太守。”高平檀氏的家世，《晋书》卷八五有《檀凭之传》，记其曾封曲阿县公，食邑三千户。《宋书》卷四五有《檀韶传》，记其曾为江州刺史、安南将军、巴丘县侯。其弟檀祗曾为抚军将军、散骑常侍、西昌县侯。少弟檀道济刘宋功臣，封永修县公。《南齐书》卷五二有《檀超传》其祖檀弘（宗），宋南琅邪太守。檀超官骁骑将军，司徒右长史，有文名。“长沙王道怜妃，超祖姑也”。东海何氏有何承天、何无忌、何逊、何勖以及为谢灵运四友之一的何长瑜等人，名震南朝。琅邪顔氏，有顔含、顔延年、顔竣、顔师伯、顔师仲、顔师叔、顔延之、顔之推，名闻遐尔。济阳蔡氏，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家族就是当时济阳有名的世家大户，在他之后，有三国时魏尚书蔡睦、晋朝大司徒蔡谟、南北朝刘宋吏部尚书蔡兴宗等。乐安任氏，为汉御史大夫任敖之后裔，晋有尚书任恺，齐有中散大夫任遥，遥子为梁新安太守、文士任昉。河东裴氏，汉有尚书令裴茂，其子裴潜魏尚书令，裴潜子裴秀亦为晋尚书令，裴秀子裴頠著《崇有论》。光禄大夫裴昧孙裴松之注《三国志》，三倍于原著，并开创了史注的新体例。其子裴駰补注《史记》，著《史记集解》八十卷，松之曾孙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河东裴氏，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琅邪王氏的宰相世家，文化世家。东海王氏的家世，沈约在《奏弹王源》中说：东海王源“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内侍帷幄；父璇，升采储闱，亦居清显。”《晋书》八三《王雅传》说：“王雅,字茂达,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之曾孙也。祖隆,后将军。父景,大鸿胪。……迁领军、尚书、散骑常侍，……寻迁左仆射。隆安四年卒，时年六十七。追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长子准之，散骑侍郎。次协之，黄门。次少卿，侍中。并有士操，立名于世云。”其后裔有王延年、王僧儒皆为显宦和文化名人。《南齐书》卷三四的东海郯人王万庆、王谌等官皆五品以上。刘岱的亲家王沈之之父王万喜，当与王万庆是兄弟。连沈约都承认东海王氏的士族身份，我们还有什麽可怀疑的呢！东海徐氏，《晋书》卷七四：“徐宁者，东海郯人也。……迁吏部郎、左将军、江州刺史，卒官。”《宋书》卷七一：“徐湛之，字孝源，东海郯人。司徒羡之兄孙，吴郡太守佩之弟子也。祖钦之，秘书监。父逵之，尚高祖长女会稽公主，为振威将军、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诸子并幼，以逵之姻戚，将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讨司马休之，使统军为前锋，配以精兵利器，事克，当即授荆州。……追赠中书侍郎。”

　　郡望不明的刘穆之夫人江氏和刘邕后夫杨氏，我估计江氏当是济阳考城人。因为刘穆之“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为济阳江敳所知。”杨氏当是弘农华阴人，弘农华阴杨氏是过江的大士族。我这样估计的理由是以上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门第皆为士族无疑，根据士庶不婚的原则，江、杨二家必是大士族。

　　有意思的是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亦互有婚姻关系，如裴氏与任氏通婚的有《南史·任昉传》：“任昉，……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河东裴氏。”裴氏与檀氏通婚的有《南齐书·皇后传》：“武穆裴皇后……后母檀氏。”裴氏与一流高门琅邪王氏通婚的有《晋书·王戎传》：“裴頠，戎之壻也，頠诛，戎坐免官。”《世说新语·文学篇》：“裴散骑娶王（衍）太尉女，婚后三月，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东海徐氏与刘宋皇室也多次婚配。下邳赵氏与刘宋皇室亦有婚配关系。

　　从以上考证中，我们看到与刘勰家族成员通婚的家族中，有的与一流高门士族的琅邪王氏有姻亲关系，有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我们还从中看到，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都是过江的北方大族，如果东莞刘氏家族不是士族门第，他们是不会与之通婚的。这又可证明了以往学人说的，南北朝时期的大族婚俗是：“士庶不婚”，“南北不婚”，当是事实。但是，刘勰家族没有与一流高门通婚的记载，是攀不上，还是不攀，不得而知。因为有些以文化见长的士族，也并不刻意追求高官和与一流高门势族攀婚，甚至拒绝与一流高门势族婚配。如《晋书·顔含传》载：“桓温求婚于含，含以其盛满，不许。”《顔氏家训·止足》篇有顔含戒子姪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刘勰家族未见有与一流高门通婚的记载，是否也抱有与顔氏相同的家训，不得而知。

五、刘勰家世士族身份之旁证

　　（一）“奉朝请”是专为世家大族设的荣誉职务

　　《宋书·百官下》：

　　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都尉，而奉朝请焉。元帝为晋王，以参军为奉车都尉，掾、属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皆奉朝请。后省奉车、骑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

　　由此可知“奉朝请”一职，最初是专为那些退休的王公勋爵设置的荣誉职务，给他们一个朝会和面君参政的机会。因为刘勰仕宦于南朝，我们就看看南朝任“奉朝请”者，都是哪些人。根据笔者在翻阅南朝史料时见到任职“奉朝请”的是：

　　吴兴沈氏家族的有：（为了节省版面，以下人员，只出郡望和人名，不列出处和引用原文。）沈约、沈瑀、沈崇傃。济阳江氏家族的有：江谧、江革、江淹、江子一、江法成。河内司马氏家族的有：司马褧、司马端、司马筠。河东裴氏家族的有：裴邃、裴之高、裴觊。东海何氏家族的有：何逊、何远。东莞刘氏家族的有：刘秀之、刘勰。范阳祖氏家族的有：祖朔之、祖暅。吴郡钱塘杜氏家族的有：杜京産、杜规。陈郡谢超宗、殷孝祖。南乡范蒙、陶弘景。济阳范岫、卞彬。东阳郑灼、朱幼。吴兴茹法亮、吴均、顾琛。会稽山阴孔觊。高平檀儒。平昌安丘伏暅。平原明山宾。琅邪王琨。清河崔慰祖。范阳张弘策。新野庾杲之。庐江何歆。平阳贾渊。吴郡全缓。河东柳憎习。太原王茂。沛国刘瓛。临淮任孝恭。谯郡夏侯亶。河内山谦之。义兴陈庆之。丹阳刘系宗。郡望不明的有：吴迈远、诸袭光。

　　在以上任职“奉朝请”的57人中，有四种情况：一、起家“奉朝请”者有18人，他们是：沈约、沈崇傃、江谧、江革、司马褧、司马筠、何逊、刘昭、刘霁、刘勰、伏暅、明山宾、谢超宗、范岫、郑灼、庾杲之、王茂、夏侯亶。二、出仕后中途任“奉朝请”者34人。三、郡望不明者2人。四、史料明显证明非士族家世者：茹法亮、陈庆之、刘系宗3人。

　　在第一种情况中，除刘勰身世有争议外，其他17人的士族身世，皆未有问题。可以推断：他们于国于民寸功未有的情况下，起步就戴上“奉朝请”的花环，靠的是祖荫。刘勰“起家奉朝请”，显然靠的是祖荫。第四种情况当属于《宋书·百官志下》说的“永初已来，以奉朝请选杂……孝建初，奉朝请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封建皇帝是历代王朝特权的持有者，他们是社会制度的建立者，也是出尔反尔的社会制度的破坏者。皇帝给身边的宠臣一个“奉朝请”的荣誉职务也是可能的，但这总是个别现象。我们不能以个别现象的存在，而否认了原有制度的存在。所以，历代国史的修纂者，都把此类官员列入《恩幸传》。刘勰不是宠臣，不在此列，且“起家奉朝请”，靠的也只能是士族门第。

　　（二）丹阳尹、吴郡太守是只有王子和士族才能担任的职务

　　南朝丹阳、吴郡，物阜民丰，又属京畿地区，在这些地区为尹、守者，都是王子和士族子弟。如任丹阳尹的有：王茂、谢方明、萧摹之、萧顺之、萧景先、郗僧施、何尚之、袁粲、刘弘、羊曼、褚湛之、王恭、徐湛之、王俭、王志、顔师伯、刘惔、王莹、王铨等人皆为士族身世，刘穆之、刘秀之二人都曾担任过丹阳尹。任吴郡太守的有：顔含、顾琛、顾觊之、王昙生、王珣、王琨、何叔度、王僧智、王僧达、褚渊、褚澄、萧子恪、袁昂、张瑰、谢邈、谢勖等人皆为士族身世，刘式之曾任吴郡太守。

　　（三）东莞刘氏是汉城阳王后裔

　　王元化先生在《刘勰身世士庶区别问题》一文中说：

　　《晋书》于汉帝刘氏之后，多为之立传，如刘颂（《列传十六》）、刘乔（《列传六十一》）、刘琨（《列传三十三》）、刘隗（《列传三十九》）、刘超（《列传四十》）、刘兆（《列传六十一》）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列传五十一》载：“刘胤为汉齐悼惠王刘肥之后”，但他的籍贯并非东莞莒县，而是东莱掖人。胤卒后，子赤松嗣，尚南平公主，位至黄门郎，义兴太守。从以上诸传中，都找不到有关刘抚的线索，这更使我觉得《宋书·刘穆之传》称他为‘汉齐悼惠王肥之后'的说法是可疑的。

　　针对王元化先生的怀疑，过去我曾发表了《汉城阳王世家》一文，以此证明王元化先生的怀疑是多余的。今将此文梗概略说如下：

　　汉文帝三年四月，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刘章被封为城阳国王，都莒，传九世十王至刘俚时，王莽篡权，城阳国除，城阳王后裔参加了反莽斗争。唐《元和姓纂》卷五第363条“东莞”下载：“齐悼惠王肥生城阳景王章，传国九代，至王津，光武封为平莱侯，徙居东莞。裔孙晋尚书、南康公穆之。”

　　朱按：“王津”之“王”，当为衍文，因为八世城阳孝王刘景，有子三人：刘云（嗣位）、刘俚、刘钦。九世城阳王是刘云嗣王位，早薨，刘俚绍封，王莽篡位，城阳国除，刘俚贬为庶民。且《汉书·王子侯表》中，没有关于刘津的记载。又因爲“津”“钦”读音相近，所以刘津当是刘钦之讹误。

　　也有学者质疑提出：南北朝时期，一些家族冒充士族，假托是历史上的名门后裔。刘勰家族到南朝时仍称刘肥后裔，《宋书·刘穆之传》中的“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一句不可信。笔者认为：今本《宋书》为沈约撰。正如，《宋书·出版说明》所言：“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于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扬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笔者还认为，沈约与东莞刘氏同仕宦于宋、齐、梁三朝，对刘勰家族当是熟悉的，他不但不怀疑东莞刘氏的士族门第，而且还特地挑明记上一笔，这说明，《宋书》关于刘穆之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的记载是可靠的。

　　至于王先生说的《晋书》列传十五《刘毅传》、列传五十一《刘胤传》和列传四十《刘超传》的刘毅、刘胤和刘超等人，也都是从莒县分封出去的城阳王子孙繁衍的后裔，这在《刘超传》和《元和姓纂》中也有记载，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仅略提及，以释王先生及其支持者之疑。

六、后论

　　历史学界衡量六朝士族门第的标准，经过了五六十年的争论，现已基本达成共识，这就是看这个家族门第士庶，以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作为观察点。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所致，一般说来，有了政治地位，经济上也就有了保障；又因为士族这个概念，既有政治的涵义，又有文化的涵义，士族地位一旦形成，一个大族中的某一代上，由于个体家庭变故，导致个体经济贫困，但下一代人还可能再次崛起，于是使得一些学者往往只强调官宦加文化这两个条件。

　　台湾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把达到士族的标准定为在政治上连续三代中，至少有两代官位在五品及其以上者[5]。如果以此为准，从前面的考证中，可以证明东莞刘氏是士族门第。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这说明官宦加文化才是衡量一个家族士庶区别的标准，只有同时具备政治世家和文化世家两个条件才是士族门第。以此而论，东莞刘氏亦是士族门第。

　　近世论刘勰身世士庶的人，往往认为刘穆之以军功见重于当朝，非积世文儒，故东莞刘氏不得列入士族。持此种观点的人，忽略了史书对刘氏家族文化品位的史实记载，如果不是偏见，就是学术研究的悲哀了。因为无论是琅邪王氏中的王敦、王旷等人，还是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谢琰等人都长期握有兵权，亦是以军功和兵学见长，历史上没有人以此否认其士族身份，何独到刘穆之这里就成了问题呢！

　　对刘勰士族身份持否定意见的人还用刘勰“家贫”作为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便望族、甚至高门士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也可能一个时期内生活艰难。此例在魏晋南北朝决非个别。突出的如《三国志·贾逵传》裴注引《魏略》“逵世为著姓，少孤家贫，冬常无裤”。《晋书·庾衮传》说西晋高门颍川庾衮：“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躬亲稼穑，以给供养，……岁大饥，藜羹不糁……”。东晋高门沛国刘氏，后娶公主的刘惔，“家贫，织芒以为养”（《晋书》本传）。东晋高门谯国桓氏，后娶公主并执掌军政大权的桓温，父彜死后，“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弟）冲为质”（《晋书·桓彜传》）。东晋高门琅邪王韶之，“家贫……，尝三日绝粮。”（《南史》本传）王弘之“少孤贫，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宋书·隐逸传》）《梁书·孝行》：“沈崇傃……父怀明，宋兖州刺史。崇傃六岁丁父忧，哭踊过礼。及长，佣书以养母焉。齐建武初，起家为奉朝请。”济阳江氏是高门士族，《梁书·江淹传》说江淹“少孤贫好学”。《梁书·王僧儒传》：“王僧儒，字僧儒，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八世孙。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坐长史。……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晋书·皇甫谧传》：“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说：陶弘景的父亲陶贞宝少时也曾因“家贫，以写经为业”。《宋书·袁粲传》：“袁粲，……父濯，扬州秀才，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饥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长史诞之女也，躬事绩纺，以供朝夕”，等等。世人没有因为他们一时家贫而否认其士族身世。《顔氏家训·涉务篇》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所说：“悉资俸禄而食”，虽未必尽然，但由于当时南迁士族的占田必受原南方士族大地主已广占良田的制约，有些封赐只是空头支票而已，大都只得“悉资俸禄而食”。一旦因某种原因如早死、降官、丢官等，家庭生活发生困难是完全可能的。上述刘惔、桓温、王韶之、袁粲等当属此类情况，这类例子多的很，刘勰亦当属此类。因而，刘勰“家贫”不是否定刘勰士族门第的理由。

　　也有的学者质疑提出：《宋书·刘穆之传》中称刘穆之是“布衣”怎麽能说他是是士族门第呢？笔者认为：“布衣”是与“官服”相对称的一个词，通常是指没有官阶品位的读书人。《宋书·刘穆之传》称刘穆之为“布衣”，是指刘穆之加入刘裕集团的时候，尚未有正式的官品（只任过府主簿，不在官品。）例如诸葛亮《前出师表》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之谓，其意思是指诸葛亮27岁出山辅佐刘备之前没有官品。《宋书·刘穆之传》中的“布衣”一词的用法与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布衣”一词用法相同，历史上没有人以此怀疑琅邪诸葛亮为士族门第。又，《南史·刘穆之传》中有诸葛长民因对刘裕不忠而获死罪，曾谓所亲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践危机。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这里的“布衣”是“丹徒布衣”。丹徒的布衣是指未有官品的士族。因为《南齐书·州郡志》说：“南徐州，镇京口。……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丹徒是京口的中心地带，这说明京口的住民多为帝胄及富贵人家，所以，史书中的刘勰家族“世居京口”一语，本身就可证明其爲士族门第。所以，愚认为以“布衣”作为否定刘勰家族的士族门第是没有力量的。

　　也有的学者质疑说：我与刘邦同乡，又同姓，我怎麽就不是士族？也有的质疑说：那麽什麽时候就不用士族之称呢？笔者认爲：“士族”一词，大约广泛使用于汉末至唐中期。汉之前称势族或世族。曹魏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社会进入士族政治时期，所以，此一时期的谱牒学特别兴盛，吏部及官府皆藏有士族宗谱，国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官府，《宋书·刘穆之传》中的“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一句，当是根据官府刘氏宗谱而言。这是其一。其二、笔者认为：士族政治的出现是社会分裂、动荡、豪门大族与中央政府分权的一种非正常现象。士族门阀制度延续至唐中期，其根据之一就是李世民当政时修了《氏族志》，武则天当政时修了《姓氏录》，以打击山东士族，皇帝的目的是通过千方百计把李家和武家挤到士族前列，这说明唐中期以前士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隋朝是短命王朝，科举制度刚刚産生，对士族政治的影响有限。科举制度完善于武周时期，此时选拔人材才以科举为主，也正是这一时期士族政治才真正开始走向衰微，但并不是已经完全没有影响了。因为《古文观止》中收有李白《与韩荆州书》一文，文中李白把韩荆州（朝宗）吹捧的令人肉麻，目的是希望韩荆州能推荐他出来做官，这说明到唐代李白时期仍有推荐制。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步缩小，是科举制度的逐步成熟，使得选士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和大唐中央政权强化的结果，是一个渐衰的过程。但其文化影响有相对的稳定性，直到赵宋王朝影响还很大。现代社会没有“士”和“士族”的划分，所以，即便是刘邦同乡同族的现代人，也称不上“士”或者“士族”。

　　《南齐书·州郡志》注明南东莞郡无实土。东莞刘氏历经南朝十次土断，仍未有放弃原有郡望，说明郡望对于刘氏家族是何等的重要，郡望对于刘氏来说，就是士族身世的证据。直至唐中期以后，在外地做官的原有士族裔孙才陆续放弃原住郡望，可见郡望是与士族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对刘勰士族门第持否定意见的人，往往拿《南齐书·刘祥传》中褚渊称刘祥爲“寒士”作爲论据，笔者认为，这是对“寒士”一词涵义的误解。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读史释词：素族·寒士》一文中认为“寒士”也是“士”。有两种情况：一是指士族中“门第不高和衰微房分”；第二种情况是，如果是自称，当是“自谦”；如果是他称，则是有意贬低或戏称。如《南史·徐勉传》记载：“旧扬、徐首迎主簿，尽选国华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选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与王志子同迎，偃王以来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为戏，答旨不恭，由是左迁散骑常侍，领游击将军。”徐勉的士族门第学界未曾否认过，皇帝亦称为“寒士”，此即为“戏称”。褚渊称刘祥为“寒士”，那是二人口角间的“贬称”，不足为据。[6]

　　总之，六朝的士族门第，在不同朝代是互有消长的。一流高门的琅邪王氏的盛期是两晋，东莞刘氏的盛期是刘宋。史学界研究六朝士族门第，有的分为四等，有的只分高门和次门，有的分为三等，我看还是分为三等好。如果分为三等的话，王、谢等是一流高门，没有与东莞刘氏通婚的记载，说明东莞刘氏门望可能低于王、谢家族。但东莞刘氏在东晋时期却高于兰陵萧氏，这在《南史·刘瑀传》中可以看得出来。刘瑀宋初为御史中丞，弹萧惠开曰：“非才非望，非勋非德”。萧惠开祖源之，是刘裕继母之弟，其父萧思话“宗戚令望，早见任待，凡历州十二，杖节监、都督九焉”（《宋书·萧思话传》），而惠开仍被刘瑀讥为“非望”，此似可推定兰陵萧氏的门望在东晋时还低于东莞刘氏，即使宋初上升了，仍未被公认，故有刘瑀之讥。因此，把刘勰家族的门第划入一流高门，声望不足，划入次等，应属偏上为是。

注释：

[1]步兵校尉一职，在刘宋时期是四品官。梁天监七年，诏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五校、东宫三校为第七班，官品为从六品。刘勰任职梁步兵校尉，无论是五校中的还是东宫中的步兵校尉，官品都一样。

[2]刘永济先生在其大作《文心雕龙校释》《程器篇·释义》中，解释刘勰的这几句话时说：“此以文事武备并重，初观之甚异，实亦深中时弊之论也。”

[3]王元化的否定意见，详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刘勰身世士庶区别问题》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4]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凡《刘岱墓志铭》中提到的，日本中村圭尔先生在《〈刘岱墓志铭〉考》一文中曾作过考证，但国内读到的人很少，且对刘勰官品考证有误。今将《宋书》和《南齐书》提到的刘氏通婚家族结合《刘岱墓志铭》一并考证，以证东莞刘氏为士族门第。

[5]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140—144页，台湾联经公司1988年版。

[6]“寒士”、“素族”、“庶族”、“寒族”、“寒素”等词的涵义，唐长儒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陈琳国的《庶族,素族和寒门》（《中国史研究》1984年1期）、祝总斌的《素族，庶族解》（《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3期），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