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元前415年，雅典的一个贵族会社为了阻止远征西西里，破坏了赫耳墨斯神像。民主派领袖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案件，把神像破坏与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联系起来，进而把各种形式的渎神都归于这一阴谋，借机打击政治对手——积极推动西西里远征的阿尔西比德，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利用告密和制造恐怖形势等手段，最终与贵族寡头派联手放逐了阿尔西比德。整个事件就是以宗教面目出现的、以深刻社会矛盾为背景的激烈的党派斗争。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有助于理解雅典民主政治在实践中的一些特点和局限。

　　关键词：西西里远征；雅典；渎神；阿尔西比德

　　作者简介：韩益民，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510631）
　　　　　　　Email：hymscnu@126.com。

　　西西里远征前发生在雅典的赫耳墨斯神像破坏案，以及由此牵连出来的厄琉息斯神秘祭祀渎神案，是希腊政治史上“最为特别”、“最为黑暗”的一章[1]。修昔底德是古典作家记载此事的权威，他用了大量篇幅描述此事。但他长期被放逐在外，记载颇多语焉不详之处，甚至认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出谁做了这件事的真相。”[2]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用力颇多，只是限于文献记载的缺乏，认识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本文利用古典作家的记载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着探讨以下几个问题：赫耳墨斯神像的破坏及其对雅典人的影响，案件的调查过程和结果，亵渎神秘祭祀与神像破坏的关系，渎神者的身份和动机，以期通过个案的分析，认识雅典政治的特点。

一

　　公元前415年5月25日[3]，就在雅典人全力为远征西西里作准备的时候，雅典发生了破坏赫耳墨斯神像的事件，这使雅典人感到震惊和愤怒。赫耳墨斯是古代希腊最为重要的奥林普斯神系的成员之一。他起源于石堆的精灵，他的最基本功能就是为神和人引路，充当向导和护送者。石堆可以用来标示地产的边界，因此，他的塑像立在住所外面，起着保护城市和私人财产的功能[4]。他还具有许多其他的功能，是旅行者和传令者的保护神，幸运、贸易和获利之神，度量衡的发明者和保证者，还是辩才之神。另外，由于他行动如风，体态轻盈优美，又是运动员的保护神。赫耳墨斯神的功能相当复杂，与民主雅典的日常生活联系非常紧密，是秩序和平安生活的象征，故又被称为“最具平民性的神。”[5]在希腊，尤其是在雅典，赫耳墨斯广为人们所崇拜。

　　对于雅典人来说，赫耳墨斯具有普遍的视觉意义。雅典人是最早从阿提卡原住民皮拉斯基人那里学到了这种猥亵的赫耳墨斯神像的雕刻形式的[6]。赫耳墨斯神像实际是半身像，用大理石雕刻而成，上半部是肢体，下半部是一个四方形的底座。赫耳墨斯神像的底座很特别，四方形的样式几乎是他的雕像所独有的，是雅典人继承皮拉斯基人工匠原始粗犷遗风的结果。有头、脸、脖子和胸部，没有胳膊和腿，但在前部有男性的重要特征——阴茎，而且是比较夸张地直立着的，也正是为此，希罗多德称之为“猥亵的”。这些雕像数量很多，且遍布雅典全城，并且总是放在最为显眼的地方——比如最为常见的柱廊、交叉路口、公共广场附近私宅和神庙的门外边。它们每天都出现在每个雅典人的眼前，无论他们进行着什么样的活动。希腊人的宗教感情认为神就深深根植于神的雕像所立之处，所以，赫耳墨斯的陪伴、同情和保护与雅典生活的各方面，政治的、社会的、商业的和体育的，都有密切的关系[7]。杰克·温克勒指出，“赫耳墨斯神像是民主的男性主题的物质代表：他们僵硬的目光以及没有差别象征着在民主政治中所有公民理论上的平等和个人自由。因此，雕像的破坏是对民主的一次攻击。”[8]

　　古代希腊人的宗教组织及其政治经济势力虽然远远不及埃及、西亚和印度等地，但他们和所有进入文明时代不久的民族一样，虔诚地信仰宗教，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希腊人每当遇到重要的事情时，必然要去神庙去求得神谕或者占卜来决定该如何行动。一旦遇到凶兆，就会推迟或取消行动。如在西西里，正当雅典人决定撤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月蚀，占卜呈凶兆，绝大多数雅典人要求将军们等过了三个九天之后再撤退[9]。最终雅典人丧失了全身而退的良机，以至全军覆没。遇到宗教的节日庆典或禁忌日，其他一切事情都必须推迟。如斯巴达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前的拖延[10]。另外，对不敬神的人的处罚同样能够说明雅典人对宗教的虔敬，如阿那克萨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由于所传播的思想与传统的希腊宗教观念不同，或被放逐，或被处死。低估宗教在希腊历史上的作用，就无法真正理解希腊的历史。

　　赫耳墨斯神像遭到破坏后只剩下既不像人也不像神的一个石头疙瘩。遍布全城的赫耳墨斯神像都是如此，除了安多西德家门前的那座以外。雅典人得知这一消息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对于雅典人来说，当他们第二天起来，每个人看见门外的神圣的保护者遭到污辱和毁坏，每个人也逐渐了解到这种破坏行为是普遍的，——似乎这个城市成了无神的——街道、市场、柱廊的神圣的保护者都被剥夺了；更糟的是，这些保护者都被伤害，怀着疏远的态度——愤怒和不宽容取代了保护和同情。”[11]

　　雅典人对此案的罪犯作了各种推测，由于赫耳墨斯神像是城邦几近一个世纪的民主政治的伴生物，所以他们最终怀疑有一个试图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修昔底德提到当时雅典人回忆了僭主统治的残暴和他们争得民主的艰难历程[12]。于是他们的愤怒马上就变成了调查作案者的行动。

二

　　雅典人连续召开会议商讨此案真相的调查事宜，并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成员有尼西阿斯的兄弟狄奥格奈特（Diognetus）,皮山大（Pisander）,和查里克利（Charicles），后二者貌似民主派，后来却与寡头派联系密切[13]。政府的主要措施是“悬出巨大的赏金想找出这些犯罪的人来”和“无论什么人，凡是知道其他渎神行为的都可自由来告密。”[14]正是这个命令影响了整个案情的调查过程，最终使城邦陷入政治搜巫案的恐怖之中。面对着巨额奖金的诱惑和怀抱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有许多告密者出现了。

　　告密是从攻击阿尔西比德（Alcibiades）开始的。公元前415年6月初，在雅典远征军即将出发时，皮桑尼克（Pythonicus）突然在人民大会中说，阿尔西比德曾经亵渎过厄琉息斯神秘祭祀，让这样犯有渎神罪的人率领雅典人去远征是危险的[15]。修昔底德则说在远征之前，就有一些奴隶和外邦人受民众领袖安德罗克利（Androcles）的指使，指控阿尔西比德从前不但在酒宴喝醉后破坏过神像，而且还曾在私人住宅举行过嘲笑神秘祭祀的仪式。他还指出，民众领袖的目的是为了夸大这些渎神事件为推翻民主政治的一个大阴谋。阿尔西比德提出抗辩，应该立即审判。如果他有罪，就判他的死刑；如果没罪，就让他指挥远征。切勿让他带着怀疑去指挥远征[16]。阿尔西比德的敌人怕他受大众的支持，也怕参加远征的阿尔哥斯和门丁尼亚人因此退出远征（这些人是由阿尔西比德的劝说才与雅典人结盟的）。故而派那些看起来不是他的敌人而实则是他的敌人的人提议延迟审判，立即远征[17]。无疑，这次告密的目标是针对阿尔西比德的，而且时机把握得极好，使阿尔西比德不得不面对突然而来的打击。同时，让貌似公正的人提出远征军立即出发的建议，使他们可以趁阿尔西比德不在的机会掌控整个局势。

　　远征军出发后，又有一些告密人相继出现。第二个告密人是提乌克卢斯（Teucrus）。他是一个居住在雅典的外侨。赫耳墨斯神像破坏案发生后，他就跑到麦加拉。从那里写信给雅典议事会，表示如果能赦免他，愿意回国讲出他所参与的亵渎神秘祭祀的仪式，还愿意说出他所知道的关于破坏赫耳墨斯神像的情况。其他参与的人还有狄奥格奈特等11人[18]，此名单与上面对阿尔西比德的告发没有重合之处。他还提供了与赫耳墨斯神像破坏有关的18人名单，其中有攸非利特（Euphiletus）和米莱特（Meletus）等[19]。接下来告密的是一个贵族妇女,她指控阿尔西比德与其他两个人在查尔米德（Charmides）家中举行嘲笑神秘祭祀的仪式[20]。奴隶利杜斯（Lydus）告发他的主人在家中举行亵渎神秘祭祀的仪式，他提供了参与者的名单，包括安多西德之父里奥格拉（Leogoras）等人[21]。

　　这时雅典的气氛比神像刚被破坏时更为紧张了。雅典人为了尽快把这个阴谋调查清楚，鼓励揭发凡是与渎神相关的事件，毒化了雅典的政治形势：凡是与渎神有关的事件都被推测为推翻民主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这无疑把调查和打击的范围扩大了。事实上渎神本身的概念并不明确，当时人们对于传统的宗教产生了许多怀疑，许多人都参与了一些与传统不同的宗教活动。无论是私人宿怨，还是党争引起的敌意，要想在如此宽泛和模糊的范围里找出敌人或对手的一些所谓罪证并不难。还有一些人可能也会为告密奖金而告密。在早先的法令中，告密者的奖金是1，000德拉克马，而后调查委员会成员、当时最为狂热的民主派皮山大则通过建议公民大会把奖金额提高到10，000德拉克马之巨，以此鼓励告密。这些告密的结果是，调查委员会和议事会急于找出罪犯，而不是审慎地判断证据。导致只要一告发，被告就被逮捕和监禁，或者被放逐，早些知道消息的就跑到敌对的城邦。因此，雅典人从初期的愤怒变得人人自危。

　　把这一人人自危的局面推向高潮的是狄奥克雷德的告密。对于前面的告发，雅典人仍然认为尚未查出事情的真相。7月6日，狄奥克雷德向议事会告发，说他了解赫耳墨斯神像破坏案的作案者。他一共告发了42人，其中包括安多西德和他的亲属十几人，他的父亲里奥格拉，尼西阿斯的兄弟攸克拉底（Eucrates），他的表兄弟查尔米德，安父的表兄弟攸非墨斯（Euphemus）等人。但是，在告发之前，他先后与攸非墨斯和安父接触，向他们勒索，希望从他们这里得到比政府的告密奖金更多的钱。但在约定的时间，他们没有给他这笔钱，于是他就告发了[22]。

　　在这些被捕的人们中，许多人是安多西德的亲友，他们知道安多西德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形。因此，查尔米德及其他亲戚，劝他讲出他所知道的赫耳墨斯案，来挽救无辜的亲人和朋友，还有他自己。经过再三思考，安多西德决定向政府交代他所知道的神像破坏案的真相。除了解救自己及亲朋外，他还希望讲出真相，以结束雅典城内人们互相猜疑、互相迫害的恐怖。当然，对于像他这样名门出身的人为了活命而告密，在当时的雅典，是一件很让人不齿的事。破坏神像案是他所属的会社所为，攸非利特早就在一个宴会上向安多西德提出要破坏全城的赫耳墨斯神像，安多西德反对这个建议，并阻止了他去行动。此后，安多西德因骨折而卧床，攸非利特就乘机欺骗会社的人，说安多西德已经同意破坏雕像，并负责毁掉他家门前的那一座。可是，第二天当会社的人发现只有那一座雕像未被损毁时，都很气愤。攸非利特则找到安多西德，要求他保守秘密，否则，他们会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安多西德答应保持沉默。安多西德告发了22人，其中18个是提乌克卢斯已经告发的，这些人或是已经死亡，或是逃亡，他补充的四个人也立即逃走了。议事会主席团逮捕了他的女仆，经过审问，她们的证词与安多西德的告发没有出入。他们又去盘问狄奥克雷德，他立即坦白他撒了谎，说他是听了阿尔西比德的一个堂兄弟的话，才做伪证的。安多西德的家人和朋友，都获得释放。狄奥克雷德被判死刑。至此，雅典人很满意，他们已经发现了赫耳墨斯案的破坏者，因此长舒了一口气，相信他们已免于罪恶和危险[23]。

　　事情还没有结束。在以上的告密中，更多涉及的是与破坏神像一道被看作推翻民主政治的亵渎神秘祭祀案。雅典人不能容忍这些亵渎神明的人逍遥法外，下令召回阿尔西比德和其他有嫌疑的人。他们派出国家公务战舰去西西里执行命令，为了不使远征军产生混乱，要求他们不是逮捕阿尔西比德这些人，而是让他们回来自辩。在8月初，阿尔西比德就乘坐自己的船随公务战舰返航。当到达图里时，他弃船逃至斯巴达[24]。雅典人对他做了缺席审判[25]，阿尔西比德被判缺席死刑，没收所有财产。

　　整个事件的调查经过和结果就是这样[26]。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其一，与阿尔西比德有关的告密只有两个，且都只是与神秘祭祀有关。其他四个更为重要的告密人的告密都没有涉及到他。其二，神秘祭祀渎神案与赫耳墨斯神像破坏案没有直接关系。从告密的情况来看，关于神秘祭祀的发生的次数很多，且地点各不相同，参与人员也不同，其中有一些人的政治立场不可能一致，如阿尔西比德和尼西阿斯的兄弟。据此，可以推定，神像破坏案不可能与范围如此广、人员及其立场如此复杂神秘祭祀渎神案有直接的联系，而只能是行事极为隐秘的小集团所为。其三，在整个事件的调查中，这些被告的身份是值得注意的，他们都与不同的贵族会社有关。

三

　　所谓神秘祭祀，是指雅典盛行的厄琉息斯神秘祭祀。这一祭祀是希腊世界中最为流行的神秘祭祀，其中心在阿提卡的厄琉息斯。农业女神德米特尔和她的女儿珀塞丰是主要的祭祀对象。由于自古神秘祭祀就规定信徒不能向外泄露祭祀的内容，违者会被处死。所以，人们关于神秘祭祀的具体情况的认识是很有限的。神秘祭祀在每年九月末举行，希腊世界各地的信徒汇聚雅典，从雅典出发至厄琉息斯列队去朝圣。仪式的内容主要是象征性地表演两位女神的故事。传说珀塞丰被冥神哈德斯所掠，德米特尔疯狂地寻找女儿。由于始终未能寻到女儿，她怒使土地不生五谷。宙斯和其他的天神因为人们不再有牺牲供奉而不安，命令哈德斯把珀塞丰送回阳世。于是，两位女神又使人间五谷丰登。朝拜者们在专门的祭司的主持下，不仅要经历失去和寻找的痛苦，以及冥间的阴暗和愁苦，还要经历光明世界，在那里能够看到丰收的景象和许多珍藏的圣物，人们由此感到灵魂与神合而为一。其实，整个神秘祭祀的主题就是灵魂永生，由于有许多戏剧化的场景，所以显得真实。这也是厄琉息斯祭祀在希腊长盛不衰的原因。

　　与赫耳墨斯神像破坏案相比，亵渎神秘祭祀有着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成为了希腊世界的思想文化之都。虽然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于神秘祭祀的信仰还是极为虔诚的，但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小群体里，却兴起了反思和质疑传统宗教权威的运动。希腊哲学在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理性主义的，与传统的宗教思想当中的权威主义和神秘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各地的哲学家汇聚雅典，讲学授徒，其中著名的有阿那克萨哥拉斯、普罗塔戈拉和苏格拉底等，他们的学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普罗塔戈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7]明显是对传统信仰的挑战。但是，这时的雅典具有一种奇怪现象，“政治上的民主制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互相结合，而文化上的革新者们则倾向于政治上的反动派。”[28]即传统的贵族阶级由于拥有更多的财富，也因而有闲暇去从事与政治和哲学相关的智识活动，因此追随哲学家的往往是贵族青年，这一点在苏格拉底的圈子里表现得尤其明显。贵族阶级以外的其他雅典人，对知识和思想活动没有那么多兴趣和时间，在信仰上就大多采取对传统信仰尊重和虔信的态度。

　　这一运动的存在，使传统宗教成了贵族青年嘲笑的对象，其中，厄琉息斯神秘祭祀由于仪式中的戏剧表演成分，很适合贵族青年的会社聚会时模仿嘲弄，以满足他们的反抗古老而陈旧的权威的愿望，当然，也多少存在对民主政治的不满。高米认为，“雅典社会在5世纪后期对神的存在和性质，仪式的价值和功效，和超自然存在开玩笑的范围有着极为不同的看法。阿尔西比德和他的朋友不可能珍视朴素的虔诚。在私人娱乐中滑稽模仿和嘲弄神秘祭祀无疑很有趣。”[29]因此，神秘祭祀的亵渎早就较普遍地存在于雅典贵族的社会圈子里，而神像破坏案只能是一个小群体所为。而根据告密者的证词，加之阿尔西比德平日生活的奢华和胆大妄为，又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学生，他一定经常参与此类活动。

　　当时的雅典有许多会社，大概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社会冲突比较剧烈的时期，其成员多为贵族阶级和思想接近贵族思想的同年龄段的人。会社的规模不大，这是因为聚会都选择在私宅，不可能容纳更多的人。会社是民间秘密组织，通常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但入会需要宣誓。为了保证成员间的团结，会社会选择去做一些违法的事，以证明成员对会社的忠诚，一旦有人背叛会社，所有的成员都会指证此人。比如亵渎神秘祭祀，就是如此。会员之间平日里会互相提供帮助和支持，或者聚会游玩，甚至能够影响法庭判决和官员选举。尽管会社之间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会社都具有寡头思想[30]。有些学者甚至称之为寡头党派的“组织细胞”[31]。的确，一旦政治形势紧张，会社往往就成为阴谋的中心。公元前411年，阿尔西比德在小亚阴谋鼓动雅典推翻民主政治时，皮山大就前往雅典，秘密联系各会社，在寡头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2]。415年事件就涉及了三个会社：阿尔西比德会社,安多西德会社和狄奥格奈特会社[33]。对于他们来说，平日里举行嘲弄神秘祭祀的表演，是很普通的事。

　　至于赫耳墨斯神像破坏案，则要寻求更为具体的原因。要了解作案者和他们的动机，就不能不分析雅典人在决定西西里远征前后的内部矛盾。毕竟，案件恰恰是在远征前发生的，而案件的告发又是在远征即将出发的当天，这说明矛头就是针对西西里远征的。

　　当416年西西里西部的埃基斯泰因为与相邻城邦栖来那斯之间发生战争而向旧盟友雅典求援时，雅典人在新近崛起的政治家阿尔西比德的鼓动下，燃起了征服西西里以扩大帝国并进而打败斯巴达的热望。这一愿望遭到了以尼西阿斯为首的贵族极力的反对。阿尔西比德在克里昂战死之后，为了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出身显赫的他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雅典民众的代言人，因此迅速崛起。对于雅典占大多数的下层公民来说，扩大帝国可以享受民主政治分配给他们的来自附属国的贡金，同时在战争中服役还可以获得薪酬[34]。阿尔西比德看到民众的这种心理，就积极推动向西西里派遣远征军，以征服西西里。尽管他出身名门，是富豪之家，平日里总显示出他的生活方式与别人不同，并因而遭到人们害怕他想做僭主的猜忌，但这时却由于积极推动西西里远征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伯里克利死后，尼西阿斯立即被推为领袖，尤其受到贵族和富人一派的拥戴[35]。远征计划遭到了贵族阶级的激烈反对。他们知道，一旦雅典远征西西里，与斯巴达的和平条约就不可能维持，战争爆发后，斯巴达必然定期劫掠雅典的乡间，而他们大多数在乡间都有地产。他们还要因为战争的巨大开支而承担沉重的赋税。雅典的民主政治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抑制上层的富人和贵族的因素，在政治的基本原则中，平等的投票和抽签的原则使平民获得了远远超出了贵族和富人的数量优势。因此，平时贵族和富人要承担许多国家的公共开支。最重要的几项负担有，出资供养合唱队；为节日庆典和戏剧表演出巨资[36]；出资建造战舰及舰上装备，甚至水手的额外报酬[37]；还有紧急时刻的临时捐税等等。但迫于民主力量的强大，“富有的人唯恐被指责为企图逃避对海军的捐款。”[38]贵族寡头派隐忍着对远征计划的愤怒，并随时准备阻止它的实行，这是可以想见的。贵族寡头派在411年发动了寡头政变，在谈到其中的原因时，修昔底德说：“雅典最有影响力的公民，惯于承受最重的负担，很希望自己掌握政权，并击败他们的敌人。”[39]在西西里远征这一平民色彩很浓的计划中，贵族们的极力反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们不想以生命和财富为代价赢得西西里远征的胜利以增强民主政权的力量。

　　另一矛盾也和阿尔西比德有关，即民众领袖与他的矛盾。阿尔西比德借着鼓动西西里远征的计划，迅速在雅典政坛崛起，成为对公民大会最有影响力的民众领袖，引起了其他民众领袖的嫉妒。雅典的民众领袖，自克里昂起，来自公民下层的逐渐崛起。他们一改伯里克利对雅典民众既尊重其合理意愿又能控制他们过分要求的从政作风，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转而采取各种笼络和逢迎群众的手段，结果相互间勾心斗角，对群众的盲目愿望一味顺从，导致城邦政治的混乱[40]。这些人对于阿尔西比德的迅速崛起，十分嫉妒。当此之时，雅典的社会矛盾颇为复杂，但主要矛盾还是上述所说的富人和穷人、阿尔西比德和民众领袖的矛盾。无疑，当时的焦点是阿尔西比德，民主派和寡头派基于不同的立场都反对他。

　　因此，神像破坏案和神秘祭祀案的社会矛盾有所不同，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阿尔西比德没有参与神像破坏案，但无疑参与了神秘祭祀案[41]。这也是近代以来大多数学者公认的。

四

　　关于赫耳墨斯神像破坏案的作案者，根据现有的材料综合考虑，安多西德的说法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人们对他的怀疑主要是由于他是案件的当事人，告发的目的是为了救出自己和亲朋[42]。但这样的怀疑并不让人信服，只不过是从动机判断，而不是利用证据判断。从雅典的实际情况考虑，雅典人——尤其是像安多西德这样的贵族世家，对于荣誉看得极重，对于为了获取奖金或其他目的告密的人和行为是极为不齿的，这一点可以从告密者的身份一般都较低看出。另外，安多西德在《论神秘祭祀》中，通篇都在辩解他的告密并没有导致公民的死亡，可见当时雅典人的态度，尽管虔诚，但对因告密而置他人于死地获得利益的人的愤怒远甚于对渎神事件本身的愤怒。安多西德还有另外的束缚，即会社的誓言，他答应不告密。至于格罗特认为他的一些陈述相互矛盾，如在第一次告密中，远征军出发后，与阿尔西比德一同涉案的一人被处死。格罗特认为，同一案件，不可能一人还在军中做将军，另一人则被处死。安多西德是在十五年之后谈论当年的事，不能排除在回忆一件事时有探后言之的可能。

　　除了安多西德自己的证词外，还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告密是接近事情的真相的。首先他当着法庭回忆十五年前的事，不时找出当事人来证明。其次，安多西德的证词不仅使上一个告密人承认作了伪证，而且使雅典人相信。指使狄奥克雷德告密的人对神像破坏案的犯罪人是有一些了解的，因此，牵扯到与此案密切相关的安多西德会社。但从他与安多西德对质的情形看，他显然是在为别人所指使而做伪证。否则，一个人不可能在有证据的情况下，不顾生命，立即就承认做了伪证。第三，安多西德家门口的神像是唯一未被破坏的，也可以证明安多西德的证词。第四，他的告发与提乌克卢斯的证词一致。这些证据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也极为吻合，在没有过硬的证据可以证伪之前，把安多西德会社作为神像破坏案的作案者，是可以接受的。至于安多西德是否参与了此案，还有一些疑问。当时的文献说他参与此案的只有演说家莱西亚斯[43]。但作为敌手的攻击，是否可信，还是值得怀疑的。

　　作为主谋，攸非利特不但多次提出行动计划，遭到安多西德的拒绝后，他又假传安多西德的意见，显见这是有预谋的。至于动机是为了阻止远征还是打击阿尔西比德，安多西德未提，倒是从另一篇文献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安多西德在一个反对阿尔西比德之子的演说中，却未曾言及其父参与神像破坏案[44]。安多西德不是阿尔西比德的朋友，他不会为阿尔西比德隐瞒。因此，他的会社发难的初衷可能是为了阻止西西里远征。再者，如果说是为了打击阿尔西比德，从后来利用此案攻击阿尔西比德的人来看，主要是极端民主派，而不是贵族的会社。有的学者认为，作案者之所以破坏神像，是为了使迷信的雅典人相信这是神向远征显示的恶兆，以此来阻止远征[45]。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明作案者的动机。雅典人虽然迷信神兆，但通常只有自然现象的怪异才使他们迷信神兆。破坏神像这样的案件不会被看作神给予雅典人不去远征的征兆，只能使他们对破坏者感到愤怒。由于是组织颇为严密的贵族会社所为，规模又小，不易泄密，他们的动机是使全城感到有一个很大的阴谋，要推翻民主政权，破坏全城的神像又使人们感到他们的力量很大，且无处不在。为了稳定内部，雅典人可能推迟或者取消远征。这也是雅典贵族寡头派在尼西阿斯与阿尔西比德在明处经过激烈交锋失败后，采取的无奈之举。至于“很可能赫耳墨斯事件不是简单阻止远征，而是引起一个调查，将揭露关于阿尔西比德的丑闻”[46]这样的说法，与格罗特的看法有相似之处，过于迂曲了。民众领袖似乎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

　　但是，贵族寡头派的这一行动却让嫉妒阿尔西比德的民众领袖们抓住了置他于死地的机会。当时雅典民主派的领袖是安德罗克利和皮山大。安德罗克利在411年阿尔西比德酝酿回雅典并准备推翻民主政治时被雅典贵族青年团体刺杀身亡，因为就是他主谋放逐了阿尔西比德[47]。安德罗克利精致地利用了神像破坏案[48]。他先后指使皮山大和其他民主党人组成调查委员会，并制定出奖励告密和把其他渎神案与神像破坏案联系在一起的政策。他们明知毁坏雕像的人不是阿尔西比德[49]，但无疑知道他参与了神秘祭祀渎神案，故此设计了这样一条路径，引诱公众入彀。他们又利用那些看似不是阿尔西比德的敌人的人，反对立即审判阿尔西比德，要求他先率军远征，并由此掌握了控制公民大会的主动权[50]。通过利用民众对推翻民主政治阴谋的恐慌，他们在调查中使用了许多在正常时期雅典不可能用的手段，制造了笼罩全城的恐怖气氛。不但迫使阿尔西比德逃亡，除掉了他们的眼中钉，而且借机打击了许多贵族，目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对公民大会和雅典政局的控制权。应当说，他们暂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根据雅典对阿尔西比德的缺席审判书，由于雅典著名的贵族政治家和将军客蒙的儿子是公诉人，很可能最后是贵族寡头派与极端民主派共同使他退出了雅典的政治舞台。从寡头派这方面考虑，是为了阻止远征的进行；从激进的民主派的角度考虑，是为了赶走阿尔西比德。两方面虽然动机不同，做法不同，但把阿尔西比德作为敌人是共同的。他们的联手并非不可能，最近的一个旁证是尼西阿斯与阿尔西比德联手把一个政敌许佩玻洛斯用陶片放逐法放逐[51]。

　　整个事件实际上是以宗教面目出现的激烈的党派斗争。此案所揭示的雅典党派斗争，导致了雅典人在决策、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致使雅典在西西里全军覆没，从此一蹶不振。

注释：

[1]George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0. Vol.6, p.4, p.49。

[2]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 London , 1991. 6.60.

[3]A.W.Gomme, A.Andrewes and K.J.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ume Ⅳ, Oxford, 1970. p.276.

[4]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Oxford, 1996. p. 693.

[5]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8-82页。

[6]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第2卷，第51节。

[7]Grote, Vol. 6, pp4—5。

[8]转引自Victoria Wohl, The Eros of Alcibiades. Classical Antiquity, Vol. 18, No. 2, October 1999. p.351.

[9]Thucydides, 7, 50.

[10]希罗多德，第6卷，第106节，第9卷，第6—7节。

[11]Grote, Vol. 6, pp.6—7.

[12]Thu c. 6. 53-60.

[13]Andocides, On the Mysteries. Minor Attic Orators in two volumes 1, Antiphon,Andocid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K. J. Maidment, London, 1968. 1.14、 36.

[14]Thu c. 6.27.

[15]Ando. 1.11—14.

[16]Thu c. 6.28—29.

[17]Plutarch, Alcibiades, 19.The rise and fall of Athens: nine Greek lives. London, 1960.

[18]Ando.1.15.

[19]Ibid.1.34—35.

[20]Ibid.1.16.

[21]Ibid.1.17—19. Donald Kagan,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Ithaca, 1981. p.201.

[22]Ando. 1.37—47.

[23]Ando. 1.61—66.

[24]Thuc. 6.61.

[25]Plutarch, Alcibiades, 22.

[26]Gomme, Vol.4, p.273.安多西德的证据所列不同告密者所提供的名单，与那些刻有被判有罪者的财产拍卖记录的铭文所记名单一致。

[27]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1页。

[28]同上书，第108页。

[29]Gomme, Vol.4, p.283.

[30]Donald Kagan,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Ithaca , 1981. p.205.

[31]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第309页。

[32]Thu c. 8.54.

[33]Kagan, p.204.

[34]Thu c. 6. 24.

[35]普鲁塔克，尼西阿斯传，2。

[36]同上，尼西阿斯传，3。

[37]Thu c. 6. 31.

[38]普鲁塔克，尼西阿斯传，12。

[39]Thu c. 8.48.

[40]Ibid. 2.65.

[41]Walter M. Ellis, Alcibiades. New York, p.59.

[42]Ibid, p.61.

[43]Lysias, Against Andocides. 3. Lysias. Trans. by W. R. M. Lamb, London , 1930.

[44]Ando, Against Alcibiades.

[45]Kagan, pp.208—209.

[46]Ellis, p.60.

[47]Diodorus Siculus. Diodorus of Sicily. Vol.13.5, Cambridge，1989.

[48]Gomme, pp.284—287.

[49]Ellis,p.60.

[50]Plutarch, 19.

[51]普卢塔克，尼西阿斯传，第11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