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思想文献研究是近年的“显学”。其中河北定州八角廊竹简《文子》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注意。和其他出土文献一样，竹简《文子》的撰作年代以及思想内容等也需要讨论。但是，竹简出土以后，《文子》研究首先要处理的是竹简《文子》和传世本《文子》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回避两种《文子》和《淮南子》的关系问题。竹简《文子》和传世本《文子》相对应的部分有明显差别，而且这部分内容在今本《文子》中所占比重很少。但从逻辑上讲，可能是传世本《文子》沿袭竹简《文子》，也有可能是竹简《文子》来自传世本所依据的古本。同时，今本《文子》八成多的内容和《淮南子》相重合。《文子》抄袭了《淮南子》，《淮南子》抄袭了《文子》，《淮南子》和《文子》没有相互抄袭关系以及《淮南子》和《文子》有相互抄袭关系等几种可能似乎都可以成立。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也的确是各种观点都有，且都言之凿凿，各有“铁证”。笔者在开始接触文子的问题时，也有不知所从之感。在拙稿修改完毕之际，有几点体会，略陈如此。

　　其一、甄选假设，逐步求证。人文学科的学者有时候不太喜欢“假设”这个词，而喜欢使用“探索真相”的说法。与此相应的是，注重提出“新的看法”，而忽视论证和分析。事实上，任何研究，都是从假设出发。承认自己的“看法”是假设，才可能以“战战兢兢”的心态去求证，而不至于动辄宣称有“突破性成就”。经得起考验的假设一方面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另一方面需要一步一步的求证。假设之所以要甄选，是要避免某一种假设成为先入之见，然后以这种假设去剪裁和筛选材料。所以，对于各种假设，首先需要平等看待，然后逐个排查，“损之又损”。在这个过程中，材料的收集则需要“日积月累”，尽可能周全。对于选定的假设，则需要逐步求证，而不能从一个假设到另一个假设。就研究的资源而言，人文学科一方面资料浩繁，非精心搜求，仔细比对，不能实现逐步求证；另一方面又弹性很大，只言片语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都可以拿来立论。就处境而言，我们不仅面对现代学术的挑战，也有如何与古人比肩的难题。凡此种种，都不可以用“表态”或“宣言”的方式解决，只能是直面学术难题，甄选假设，逐步求证。在众多假设都已经被提出之后，关键的就是如何逐步求证，即使是同样的假设，论证的深度和精度也往往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决定了学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其二、梳理脉络，上下比对。实际上就是需要有明确的“上下文”意识。文本的脉络之所以需要梳理，是因为书籍在编写、传抄的过程中，常常发生错乱。这一点，从文子公案中看得特别清楚。但是，相关文献中，总是能找到或隐或显的思想脉络，其“节点”就是比较关键的名词术语。这些名词术语，往往在不同时代，不同题材、不同流派的著作之中都会出现。要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就需要比对各自的上下文。

　　“上下文”的说法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何为“上下文”？今不揣浅陋，试作归纳。上下文的范围是指同一个文本单位内的语境。换言之，上下文的最小单位是毗邻的单字或词组，其次是同一段落，再次是同一篇章，最大是同一本著作。而上下文的内容大致包括：文体、文意、文气。就文体而言，周秦古书多采用对话体或语录体。问题在于，有的是实录，而有的是伪托。就文意而言，上下文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不能“自相矛盾”。就文气而言，需要特别注意虚词的增删和同异。这一点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已经得到重视，但是还需要结合“上下文”的比对，才能解决一些学术难题。

　　其三、总结体例，聚焦个案。对于古书的体例，学界先贤如俞樾、余嘉锡等亦有精当而系统的总结。民国时期的“古书辨伪”以及“整理国故”等学术“运动”中其实也已经积累了很多古书考辨方面的经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断有思想类的文献出土，对历来的学术争论自然形成冲击。但是，出土文献的撰作年代依然是其中的难题。大致归纳一下，有以下几种方法，每一方法都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

　　首先是“以人定书”，即根据某书被著录的年代，其作者的生活年代或者书中提到的人物来确定其写作年代。但困难在于，大部分出土文献，没有被著录，或者是存疑。而古书多托名、佚名，如果以文献著录的“署名”为依据，反而会南辕北辙。至于书中提到的人物，也往往是“关公战秦琼”，很难分辨真假。这也是很多古书被怀疑“作伪”的原因。

　　出土文献的优点在于墓主的年代或下葬的年代，是比较明确和相对最可靠的。但这个年代往往过于宽泛，只可以判断其写作的下限，而不能完全解决学术争端。而且出土的文献因为种种原因，往往并不完整，更加引起新的怀疑。当然，书籍本身的形制，比如载体，字体，抄写模式等等往往和墓葬的年代一致，有时候也非常重要。

　　第二是“以辞定书”，即从思想概念的演化和语词特征、修辞方式等判断思想作品的写作年代。比如，单音词汇在前，复合概念在后；正概念在前，反概念在后；简单的概念在前，繁复的概念在后；语录体的著作较早，论说体的著作较晚以及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别的概念或者频繁使用的概念等等。这些方法自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思想的发展演变往往是很复杂的，比如，原来的复合词，也有可能被后人拆解成单个的概念，眼下流行的语汇可能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后人也常常“以简驭繁”的方法概括前人比较繁复的说法等等。这一方法的有效，其前提在于资料的穷尽和反例的排除，其实是需要很多心思的。

　　“以辞定书”所碰到的另一个障碍是选定的那些词汇能否代表该书。我们所见到的周秦古书，类似于现在“文集”或“丛书”，非成于一时一人，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所以选择“关键词”也是很有难度的。

　　第三是“以书定书”，即根据某书引用他书或者被他书所引用的情况来判断其写作的上限和下限。这个方法其实已经使得我们见到的古籍大致上有一个时间序列。困难在于，古书称引他书常常用“传曰”及类似的代称，或者干脆“匿名引用”，所以，同一条材料出现在很多典籍中，有时候很难判断究竟是谁引用了谁。

　　第四个常用的方法是“以史定书”，即从书中所记载的历史制度、历史器物、历史风情、历史地名等内容来判定其写作年代。比如“黔首”的说法，“书同文，车同轨”的措施以及官职的称呼，礼仪的变迁等等都被注意到过。其中，皇帝或贵族的姓名“避讳”最常被留心。这个方法的困难在于，思想史的文献往往“大而化之”，其中没有确切的历史信息。而且有些信息需要多角度判断，比如传文异词，究竟是不是属于避讳以及是否真正对应等等。

　　但是，体例的总结需要以个案的研究为基础，否则会流于浮泛。但是，如果没有体例的总结和明晰，我们会做很多重复性的工作而浑然不知。在这一方面还需要花更多力气。

　　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在“体会”之外，难免有些感慨。自1996年盛夏以来，不管是摩拳擦掌，想一气呵成，还是心灰意懒，欲弃之不顾，皆未尝有一日不想到“文子”。和一本这样很多人“闻所未闻”的“古董”纠缠了十年之久，而且“意犹未尽”，实在不曾料到。从一篇“论文”，写成一本“专著”，期间不断损益，“专”的考验和“著”的辛苦以及我自己生活的跌宕起伏皆不足为外人道。昭然若揭的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我“著述”了它，事实上是它“注定”了我。“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以“有涯之生”，泛舟于“无涯之学”，也算是“苦中作乐”吧。

　　从甘肃到北京，从广州到香港，以至负笈西游，诸多师长、学友和家人一起给予了太多的教诲、帮助和扶掖。虽满怀感激，一再称谢，亦无法内解于心。

　　无以为报，谨此鸣谢所有的关爱和鼓励，谨此纪念已故的先贤和亲人。

　　捉襟见肘与浮泛浅薄之处，仍盼方家不吝指正！

2006年12月14日

　　（张丰乾：《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