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上帝死了”是尼采著作中出现的一句重要的话。但如果我们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尼采说出“上帝死了”这句话，这句话的意义究竟何在，那么就会发现，人们对这些问题其实不甚了了。这种现象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黑格尔的一句箴言：“一般说来，熟悉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知道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悉的。”（Hege，lS.35）
尽管海德格尔从西方历史、尤其是形而上学史和虚无主义的高度上对“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深远意义做出了新的阐释，但是由于他受到自己的阐释视角的限制，因而导致尼采说出这句话的真正原因及这句话的真正意义仍然处于蔽而不明的状态下。所以，即使是在海德格尔之后，深入地解析这句话得以产生的深层原因，充分地阐发它的潜在意义，依然不失为一项必要的工作。
一、尼采关于“上帝死了”这句话的论述
每一个熟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早在尼采之前，黑格尔已有这方面的思想。在写于1802年的《信仰和知识》的结尾处，青年黑格尔断言：“新时代的宗教赖以为基础的情感是：上帝本身死了（Gott selbst ist tot）……”（转引自Heidegger，1980，S.210）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他进一步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谈到苦恼意识时，他写道：“它痛苦，而这种痛苦能够用下面这句冷酷的话来表示：上帝已经死了（Gott gestorben ist）。”（Hege，lS.547）当谈到神圣本质的外在化即它转变为肉身和死亡时，黑格尔又指出：“这样的死正是感受到上帝本身已经死了（Gott selbst gestorben ist）的苦恼意识的痛苦情感。”（同上，S.572）
尼采是在黑格尔之后说出类似想法的哲学家。按照他在自传《瞧！这个人》中的说法，当他还是儿童时，已经从本能上倾向于无神论的立场：
我一点也不注意“上帝”、“灵魂不朽”、“救赎”、“彼岸”这些概念，也从来没有在这些概念上浪费过我的时间，甚至在儿童时期也没有——我可能从来也没有过这种儿童式的天真——我完全不知道那种作为答案的无神论，也很少了解那种作为事件的无神论；对我来说，无神论式的醒悟源自我的本能。（Nietzsche，1988b，S.278。下引Nietzsche文献略人名）
尼采在自传中的这段说明很有意思，它为我们深入地探索他关于“上帝死了”的观念提供了引导。按照海德格尔的研究，尼采在青年时期已确立起上帝和诸神必定会死亡的念头。在写于1870年的关于《悲剧的诞生》的一个笔记中，尼采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信奉原始日耳曼人的话：一切神必定会死亡（alle Goettermuessen sterben）。”（转引自Heidegger，1980，S.210）
在黑格尔和尼采的上述见解中，有两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一，青年黑格尔和青年尼采是从不同的切入点说出“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青年黑格尔在论述自我意识时指出，自我意识经过了欲望、主奴关系、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阶段后，进入了苦恼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自我意识试图通过对上帝的虔敬来安顿自己，结果发现上帝本身已经死亡，除了痛苦的情感，其他一无所获。自我意识唯有超越这个阶段而达到理性，才能安顿自己并继续向前进展。由此可见，在青年黑格尔那里，“上帝本身死了”意味着以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哲学对以人格形象为标志的宗教的超越。[1]与青年黑格尔不同，青年尼采只是从原始日耳曼人的传说中汲取自己的灵感。其二，青年黑格尔所说的“上帝”是单数，是唯一的，而青年尼采所说的“一切神”则是复数，并不专指“上帝”。尽管存在着上述差别，海德格尔依然认定，青年尼采和青年黑格尔的见解之间有着一种形而上学本质探索中的根本性联系。
尼采第一次明确地说出“上帝死了”这句话，是在1882年出版的《快乐的科学》第三卷第108节中。他这样写道：“上帝死了（Gott ist todt），但是，人们同样也会提供千年之久的洞穴来展示它的幻影。”（1988a，S.467）[2]显然，在这一节中，他还没有充分阐明“上帝死了”这句话的含义。在该书同一卷第125节中，这句话的含义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这一节讲到：一个疯子大白天打着灯笼，在市场上不停地叫喊“我找上帝”（Ich suche Gott），正好那里聚集着许多不信上帝的人。于是，这个疯子闯入了人群中：
“上帝去哪儿了？”他大声喊道，“我要对你们说！我们已经杀死了他（W irhaben ihn getoedt-et）——你们和我！我们都是谋杀犯（W irAlle sind seine Moerder）！但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如何能将海水（dasMeer）吸干？谁给了我们海绵去擦拭整个地平线（den ganzen Hori-zont）？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才使大地（diese Erde）脱离了它的太阳（ihrer Sonne）？……。一切神都腐烂了（auchGoetter verwesen）！上帝死了（Gott ist todt）！上帝殉难了（Gott bleibt todt）！我们已经杀死了他（W irhaben ihn getoedtet）！作为最大的谋杀犯，我们将如何宽慰自己？迄今为止最神圣、最万能的它已经倒在我们的刀下，——谁能清洗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样的水才能清洗我们自身？”（同上，S.481）
这个疯子把谋杀上帝的行为看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行为，面对周围寂然无声的听众，他把灯笼扔在地上，责怪自己来得太早，太不是时候了。尽管人们实际上已经谋杀了上帝，但他们居然没有意识到。这个疯子还跑到各个教堂里，唱起了安魂弥撒曲，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回答道：“如果这些教堂不是上帝的墓穴和墓碑，它们还能是什么呢？”（同上，S.482）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关于“上帝死了”的言说与他早期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早期曾经提到的“一切神必定会死亡”的见解在这里被表达为“一切神都腐烂了”。然而，在注意到这种联系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尼采思想的跳跃性发展，即在青年尼采那里，上帝似乎是自然死亡的，而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通过疯子之口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即上帝不是自然死亡的，而是被“我们”即“你们和我”共同谋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W irhaben ihn getoedtet这个句子中，getoedtet乃是及物动词toeten（杀死）的过去分词，它与haben一起构成了现在完成时态，即“我们已经杀死了他”。而青年黑格尔所说的“上帝本身死了（Gott selbst ist tot）”中的ist乃是不及物动词sein（是）的现在时第三人称形式，它与形容词tot（死亡的）连用，表示“死了”。显然，这里的“死了”不是指上帝被谋杀了，而是指他在没有外在力量强制的情况下的自然死亡。同样地，青年尼采所说的“一切神必定会死亡（alleGoettermuessen sterben）”中的动词sterben也是不及物动词。它表明，一切神也不是被谋杀的，而是自然死亡的。于是，我们发现，当尼采叙述“上帝死了”这一事件的时候，他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叙述形式：一种形式肯定上帝是自然死亡的；另一种形式则肯定上帝是被谋杀的。
在写于1883—1885年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主题。在序言第2节中，刚下山的扎拉图斯特拉在森林里遇到了圣者，但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心里说：“这是可能的么，这个森林里的老圣人还没有听说过：上帝死了（Gott tot ist）！”（1958，S.6）在序言第3节中，尼采又写道：“从前，对上帝的亵渎乃是最大的亵渎，但是上帝已死（Gott starb），因而这些渎神者也死了。”（同上，S.7）此外，尼采还在该书第一卷第3、17、22节，第二卷第24、25节，第四卷第63、65、66、73节等部分中谈到了上帝、上帝之死及相关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在该书中提到“上帝死了”的命题时，使用的大多是不及物动词。众所周知，starb也不过是不及物动词sterben的过去时形式。
有趣的是，当尼采于1886年为原来只有四卷的《快乐的科学》增补第五卷时，在该卷第343节中又写道：“上帝死了（Gott todt ist）。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变得不可信了，这一新近发生的最大事件已经开始把它最初的阴影投射到欧洲的上空。”（1988a，S.573）显然，这里的“Gott todt ist”也是指上帝的自然死亡。我们发现，仅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关于上帝之死就有两种不同的叙述形式。即使尼采在该书第三卷第125节中借疯子之口，揭示人类谋杀上帝的真相时，也有“Gott isttodt”这样的话，仿佛上帝不是被外在的强力所谋杀，而是自然死亡的。同样地，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尽管大部分叙述给人的印象是：上帝是自然死亡的，但也有些地方谈到了人类对上帝的谋杀。这些关于谋杀的段落，我们将在下面部分中详尽地进行讨论。
总之，在尼采的文本和语境中，“上帝死了”是一个重大事件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却可能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实现：一种形式是上帝自然死亡，另一种形式是上帝被人类所谋杀。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尼采在自己的文本中常常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形式交织在一起，从而使“上帝死了”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谜语。
二、尼采对“上帝死了”的原因的阐释
当我们把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作为一个结果来接受时，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相关的问题，即：为什么“上帝死了”？或者换一种说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帝的死亡？如前所述，既然在尼采的著作中，“上帝死了”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叙述形式，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在每一种叙述形式中，尼采又是如何说明上帝死亡的具体原因的。
先来考察关于上帝自然死亡的叙述形式。按照这种叙述形式，假如“上帝死了”是自然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帝的自然死亡呢？尼采告诉我们的原因是：上帝死于对人类的同情。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卷第25节中，尼采这样写道：
从前魔鬼这样对我说过：“连上帝也有它的地狱，那就是他对人类的爱。”
最近我又听到这样的话：“上帝死了；上帝死于他对人类的同情（Gott ist to；t an seinem Mitleidenmitden Menschen ist Gott gestorben）。”（1958，S.88）
如前所述，尼采在这里说到“上帝死了”时，所用动词的原形sein和sterben均为不及物动词。也就是说，上帝的自然死亡源于“他对人类的同情”（an seinem Mitleidenmitden Menschen）。在该书第四卷第66节中，尼采写到，扎拉图斯特拉在路旁遇到了退职的老神父，那位老神父曾经供奉上帝到最后一刻。
“你供奉他直到最后么？”扎拉图斯特拉在长久的沉默后沉思着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duweiss，t wie er starb）？人们说同情窒息了他，这是真的吗？”
“他看着人类如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再也忍受不了，以致他对人类的爱成了他的地狱，并最后导致了他的死亡（und zuletzt sein Todwurde）？”（同上，S.271）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对人类的同情会导致上帝的自然死亡呢？尽管尼采没有明说，但暗含着如下的意思，即上帝死于自己的多愁善感。这层意思也可以从尼采在该书第二卷第25节中写下的另一句话中得到相反的印证：“可是，一切创造者都是铁石心肠（Alle Schaffenden aber sind hart）”（同上，S.88）。既然上帝没有这样的铁石心肠，他太多愁善感了，所以，正是这种情感上的折磨导致了上帝的自然死亡。
我们再来考察关于上帝死于谋杀的叙述形式。按照这种叙述形式，假如“上帝死了”乃是上帝被人类谋杀的结果，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人类要谋杀上帝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对人类谋杀上帝的动因也作过相应的分析。在该书第四卷第67节中，尼采写到，扎拉图斯特拉在经过死蛇之谷时遇到了“最丑陋的人”。这个最丑陋的人说出了这样一个谜语：“什么是对见证人的复仇？”并且不等扎拉图斯特拉回答，就承认自己是这个谜语的谜底。于是，善解谜语的扎拉图斯特拉立即惊叫起来：“你就是上帝的谋杀者（du bist derMoerderGottes）！”（同上，S.275）这个最丑陋的人非但不否认自己的谋杀行为，而且振振有词地说明了自己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上帝洞察一切，也洞察人类：这个上帝必须死去（dieser Gott musste sterben）！人类是无法忍受这样一个见证人的。（同上，S.278）
显然，这个最丑陋的人的申辩表明，上帝是因为见证了人类的一切丑恶行为才遭到人类谋杀的。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尼采在这里说出“这个上帝必须死去”时，又使用了不及物动词sterben，而没有使用及物动词toeten的被动语态形式。
当然，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该书第五卷第65节中，人类谋杀上帝的理由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述。这一节讲到：扎拉图斯特拉绕过山崖，遇到了一个魔术师。这个魔术师把不相识的上帝视为“最残酷的猎人”（grausamster Jaeger）、“嫉妒者”（Eifersuechtiger）、“（偷偷地潜入人心中的）贼”（Dieb）、“刑讯者”（Folterer）、“刽子手”（Henker）、“隐藏在云后的强盗”（Raeuber hinterWolken）等等。按照魔术师的说法，既然上帝扮演了上面这些可怕的角色，也就难免要被人类谋杀了。
不用说，尼采关于上帝成了人类丑恶行为的见证人、从而遭到人类谋杀的说法，乃是关于上帝死于谋杀的最温和的表述。从尼采对sterben和toeten这两个动词的交替使用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把上帝的自然死亡和上帝被谋杀理解为同一个事件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也就是说，同情是上帝死亡的内在原因，而谋杀则是上帝死亡的外在原因。
那么，在这两类不同的原因中，究竟哪类原因具有主导性的、根本性的作用呢？我们注意到，海德格尔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在1943年所做的那个讲座的标题是：“尼采的话‘上帝死了'”（“NietzschesWort‘Gott ist tot '”），这个标题本身表明，海德格尔比较认同尼采关于上帝自然死亡的叙述形式。事实上，海德格尔的见解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这一讲座的下面这段论述中：“……我们更愿意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上帝死了'这句话，即上帝本人由于自己的原因已经远离他的活生生的在场了。但是，要说上帝是被其他存在物甚至是被人谋杀的，那是不可思议的。”（Heidegger，1980，S.256）
如前所述，尼采关于上帝死于谋杀的观点在《快乐的科学》中是借“疯子”之口说出来的，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则是借“最丑陋的人”之口说出来的，而且他对这种谋杀行为的动机也做过详尽的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海德格尔还要认定尼采关于上帝死于谋杀的叙述形式是“不可思议”的呢？
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与海德格尔和尼采对人和人类的不同评价有着实质性的联系。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6）和其他论著中，尽管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及其基础———传统形而上学做过透彻的批判，但他始终对能够理解存在之真理的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DerMensch istnichtderHerr des Seienden）。人是存在的看护者（DerMensch ist derHirtdes Seins）。……人是存在的邻居（DerMensch istderNachbar des Seins）。”（同上，1975，S.29）而在尼采的著作中，处处透显出他对人和整个人类的蔑视。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3节中，尼采通过扎拉图斯特拉之口，对人类做出了如下的评价：“真的，人类是一条污浊的河流。”（1958，S.7）在该书第一卷第6节中，尼采又写道：
这种人是什么？是各种疾病的聚合体，他们经过精神而扩展到世界上，以便获得劫掠品。
这种人是什么？是扭作一团的野蛇，彼此无一刻安宁，它们向前爬行着，以便在世界上为自己获得劫掠品。（同上，S.35）
显然，在尼采的心目中，人和人类根本上是无可救药的。无庸讳言，这种对人和人类的极度的蔑视，既源自尼采本人对生活的感受，也源自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人性的界定，即人性本恶和原罪说。尽管尼采作为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对人性中某些恶的方面抱着赞赏的态度，但他赞赏的只是那些匿名的恶的行为，而对人和人类始终采取了极度蔑视的立场。既然如此，在他那里把上帝之死归咎于人类的谋杀，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海德格尔认为“不可思议”的那种叙述形式，即认定人类谋杀上帝的叙述形式，在尼采的著作中不但没有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下，而且是导致上帝死亡的根本性的、主导性的原因。如前所述，在尼采的叙事中，人类不能容忍上帝这个见证人的存在是他们谋杀上帝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而在我们看来，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导致了人类的谋杀行为，那就是上帝之无能和救赎之无望。虽然尼采没有明确地说出这方面的原因，但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原因的存在。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上帝肩负的第一个伟大使命是创造世界和人类。不用说，上帝已经完成了这一使命。然而，由于人类从伊甸园里堕落，上帝不得不肩负起第二个伟大使命———救赎人类。但是，既然“人类是一条污浊的河流”，人性根本上就是恶的，那就等于说，上帝的任何救赎行为必定归于失败。正如尼采在写于1876—1879年的《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第98节中所指出的：
如果你们愿意从这种关于基督教认识的不足中摆脱出来，认真地考虑一下两千年来的经验：用简洁的问题形式表达出来，就是：假如基督真的有意要拯救世界，那么不应该说他已经失败了吗？（1982，S.351）
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不断繁衍出来的、不同世代的人类总是恶的。也就是说，任何救赎行为都是无效的，甚至是无意义的。正是这种无效性和无意义性透显出上帝的无能、多余和荒谬。不言而喻，既然上帝目前承担的唯一使命是救赎人类，而任何救赎必定归于失败，那么上帝也就成了一个多余的存在物。正如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第407节谈到伟人时所指出的：“——使自己变得多余，这就是所有伟人的荣誉。”（同上，S.444）从人类方面看问题，既然上帝没有能力救赎人类，于是人类对上帝、对自己的命运都变得绝望了。人们也许会问：既然上帝是无能的、多余的、荒谬的，为什么人类还要谋杀他呢？因为人类希望把一个被杀死的、无力再为自己申辩的上帝作为自己丑恶行为的替罪羊和避雷针。这就是人类在绝望中的希望之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尼采在自己的著作中不自觉地泄露了导致上帝死亡的真正的原因，即上帝之无能、救赎之无效和人类之绝望。确实，一方面，基督教教义反复强调上帝的全能；而另一方面，生活世界中不断重现的丑恶又一再证明上帝是无能干预生活世界的。汉斯·约纳斯在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上帝观念”的报告（1984）中曾经痛切陈词：“这不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事实上为了我们的上帝形象，为了我们与神性的事物的整个关联，我们认为，我们不能维护具有绝对、无限的神圣权力的传统（中世纪）教义。”（约纳斯，第24页）尽管约纳斯没有像尼采那样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他希望塑造一个奥斯维辛之后的新的上帝的形象，但他毕竟认可了上帝不是全能的这一事实。
让我们重新回到尼采的语境中来。既然导致上帝死亡的隐秘的原因乃是上帝之无能和救赎之无望，那么，尼采将用什么东西来取代上帝呢？像费尔巴哈那样，用感性的人来取代上帝吗？尼采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从动物通向超人去的一根绳索。也就是说，上帝的真正的取代者乃是超人。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四卷第73节中，尼采满怀激情地写道：“上帝已死：现在我们希望的是，——超人降生（Gott starb：nun wollen wir，——dass derUebermen-sch lebe）。”（1958，S.301）无庸讳言，尼采所说的“超人”正是他所倡导的权力意志的化身，而超人活动的地基已经被清理过了。这里没有上帝、没有灵魂的不朽、没有来世、没有救赎、没有同情，有的只是权力意志。
三、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义
对于尼采的研究者来说，最有兴趣的问题莫过于探索蕴含在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中的深层意义。流俗的见解通常是在基督教乃至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来思考“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义。比如，A.彼珀认定：“在严格的意义上‘上帝死了'这个句子是指古代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哲学介绍给我们的有关上帝的看法是错误的。”（彼珀，第44页）[3]不能说彼珀式的这种思维方式是荒谬的，因为确实应该先从基督教乃至形而上学的角度来阐释尼采赋予“上帝死了”这句话的含义，但同时必须指出，仅仅停留在这个阐释范围内是不够的。而要对这句话的意义做出充分的阐释，重温海德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仍然是必要的。海德格尔主要是沿着以下两个不同的侧面来阐释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义的：
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文本中的“上帝”概念并不是基督教领域的专利品：“上帝这个名称表示的是理念和理想的领域。从柏拉图以降，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阐释以降，这一超感性的领域（dieserBereich desUebersinnlichen）就被当作是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Heidegger，1980，S.212）而与这一超感性的领域相对峙的则是变动不居的、表面的、非现实的感性世界。假如人们把这一感性世界理解为物质世界的话，那么超感性世界也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于是，海德格尔引申出了如下的结论：
“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已经失去了作用力。它不再有生命力了。形而上学，即被尼采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已经终结了。尼采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形而上学即对于他说来的柏拉图主义的对立物。（同上，S.213）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真正深意在于，它颠覆了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从而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
另一方面，假如两千年来人们在超感性的精神领域里赖以安身立命的整个传统的形而上学大厦倒塌了，作为这一大厦的根据和标志的上帝死了，那么，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失去了任何有效的约束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写道：
“上帝死了”这句话蕴含着如下的规定：这种虚无（diesesNichts）展现出来了。在这里，虚无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已经不在场了。虚无主义（derNihilismus），这个所有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同上）
有待于追问的是，海德格尔在这里提到的这个最可怕的客人———虚无主义，究竟和尼采的哲学有什么联系呢？这种虚无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海德格尔本人为我们提供的解释如下：
尼采认定自己的思想是以虚无主义为标志的。“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为尼采所认识的、贯穿于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尼采在“上帝死了”这个短句中概括了自己对虚无主义的说明。（同上，S.208）
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帝死了”这个命题的最本质的含义是：虚无主义降临了。作为历史性的运动，虚无主义并不是哪个民族或哪个人的产物，而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普遍命运。与其他哲学家不同，尼采非但不逃避虚无主义，而且还自觉地把它理解为自己思想的标志。在他那里，虚无主义具有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中，而价值设定和重估的根据则是权力意志。所以，海德格尔写道：“唯有从权力意志的本质出发，尼采的虚无主义概念和‘上帝死了'这句话才能得到充分的思考。”（同上，S.228）
我们上面叙述的是海德格尔对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阐释。与流俗的见解不同，海德格尔没有停留在单纯宗教领域中去解读这句话，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理解为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运动，从而深化了这句话的内涵。
然而，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的阐释依然没有触及到尼采在“上帝死了”这句话中所感受到的、内蕴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根本性悖论，即人性本恶与上帝救赎人类的行为之间的悖论。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假如人性本恶，那么人和人类根本上就是不可救赎的，沿着这一思路探索下去，必定会发现上帝是无能的和多余的，从而谋杀上帝，把他作为整个人类恶行的替罪羊和避雷针；假如上帝救赎人类的行为是明智的，也是有效的，那么人性本恶的理论和原罪说就必须被抛弃。这样一来，整个基督教文化赖以安身的基础就被抽掉了。
无论人们在这个悖论中选择哪一条思路探索下去，其结果都只能是导致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大厦的倾覆。或许可以说，面对这个致命的悖论，尼采最终失去了理智。尽管在意识的层面上，尼采虚构出“超人”来取代上帝，然而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仍然像他所指责的康德那样，归根到底是一个隐蔽的基督徒。在1889年1月4日发自意大利都灵的、致丹麦文学家乔治·勃兰兑斯的信中，尼采在自己名字的落款处写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the crossedman）。（勃兰兑斯，第193页）这个所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难道不正是被尼采宣布为已经死亡的上帝吗？同样地，海德格尔也没能走出这个悖论。他之所以把1966年9月23日自己与《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标题确定为“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不正表明他晚期的全部哲学运思仍然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吗？因此，在这里依然有待于思索的是，不从根本上化解基督教文化内蕴的这一悖论，西方文化能够脱离自己所处的危机状态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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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b，SaemtlicheWerke6，Berlin：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
注释：
[1]当然，晚年的黑格尔不但不再提到“上帝死了”的命题，而且赋予宗教和上帝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帝(神)是一切之始和一切之终。一切源出于此，一切复归于此。上帝(神)是核心(Mittelpunkt)，它赋予一切以生命，使一切生命形体具有精神和灵魂，并维系其存在。在宗教中，人将自身置于同此核心的既定关系中，而这一关系则将其他一切关系淹没。”(黑格尔，第4页)
[2]令人困惑的是，尼采在这里和其他场合下多次使用了todt这个词。然而，在德语词典上却检索不到这个词，疑为印刷上出现的问题。由于我们拥有的《快乐的科学》和《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各自只有一个德文版，所以无法在不同的版本之间进行互校。但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三卷第125节和后来增补的第五卷第343节中谈到“上帝死了”时，凡是使用todt这个词的地方，海德格尔在其1943年的讲座《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中都改成了tot。(参见Heidegger，1980，S.211-212)所以，我们把“Gott ist tot”和“Gott ist todt”视为完全相同的两个句子。事实上，当尼采在某些场合下提到“上帝死了”时，使用的是“Gott ist tot”这样的表达式。(参见1958，S.6)
[3]陈鼓应先生在《悲剧哲学家尼采》一书中也持类似的见解。他这样写道:“‘上帝死了'，乃意指基督教最高理想的幻影在人们心中已经幻灭或应予破灭。”(陈鼓应，第54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原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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