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对于陈先生著名的“文化士族”与“武力强宗”理论有一段完整的叙述：
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级略可分为二类，一为文化士族，如吴郡顾氏等是，一为武力强宗，如义兴周氏等是。大概均系由武力强宗或地方豪霸逐步进入文化士族。朱、张、顾、陆进入文化士族的阶段较早，吴郡为其最高文化区，会稽孔、贺诸族文化程度亦高。吴兴及从吴兴分出的义兴周、沈、钱等族则为地方武力强宗，最为豪霸。……沈氏进入文化士族阶段在沈约以后，钱氏进入文化士族阶段在五代吴越以后。文化士族容易笼络，豪霸或武力强宗则难于驯服。[1]
在同书的另一处，陈先生对吴兴沈氏在陈朝以前屡以武功显名的因由做了解析，认为其颇有源出信仰天师道、“拳足善斗”的溪族[2]的嫌疑，在陈先生看来，沈氏升阶的过程正是与这种族身份书写的隐藏相伴随的[3]。陈先生的意见，为其后更宏大的理论建构做了铺垫，抓住了时代主线，是十分深刻的。然而，检阅陈先生之后多年来对吴兴沈氏研究，多本陈先生之论发挥，未免失于过度诠释[4]，降低其学术创获价值。对此，似尚缺乏仔细的辩证论衡见于世。我认为，将沈氏作为案例进行研究的最大意义也就是争取在此突破。不啻说陈先生已找出了时代的波澜和强音，如何更“有术”观之、听之，即在我们努力了。本文第一题请略考吴兴沈氏之历史由来。又，毛汉光先生将王敦败亡之前的六年时间视为东晋朝军权第一次平衡，以此为分水岭，乃有王敦死后四十五年间的第二次平衡[5]。吴兴沈氏作为武力强宗的第一次历史性亮相也就在此时[6]。本文第二题欲就沈充及其家族与东晋建政初年之形势进行再考察，以明乎大势，并求教正于方家。
一，门阀化的进阶之旅：从沈氏迁吴到东晋建政
关于沈充以前的吴兴沈氏之发展经历，主要有两个序列的史源学文本系谱供参考[7]。一是“可能是后人伪托”的沈麟士《述祖德碑》[8]，另一序列，则主要本于沈约在《宋书·自序》中的言辞。由于种种原因，二者间有出入。论者出于对正史之尊奉，多采信后者，同时也看到它们叙事风格皆有虚骄华丽之症结，不可尽信。这两个序列实质是麟士和沈约站在各自支脉上对祖先的回顾。兹谨综汇众说，略作排布[9]。
东汉前期，沈戎由九江郡寿春县徙居于会稽郡乌程县余不乡[10]，后此地于西晋之初划入吴兴郡武康县，是为吴兴沈氏之始祖。此事两序列都认可。《述祖德碑》称戎卒于永平元年（58），“初为光禄勋，以九江从事迁济阴太守，时尹良逆命，戎不烦兵甲，往谕降之。光武锡茅海昏侯，辞不受，因居吴兴，子孙蕃衍”“戎祖之德，久而弥彰矣。夫人于利害之关，富贵之际，见不透，决不力，避难苟禄，死无得称，以视戎祖为何如邪”《宋书·自序》谓：“仕州为从事，说降剧贼尹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11]按之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上》[12]，则云：其事迹“后汉光禄勋，以九江从事降剧贼尹良，封为海昏侯，辞不就”。
又，因迁吴有争地之事。《太平寰宇记》卷九四引沈氏家传云：“后汉沈戎居郡乌程县余不乡”，又载“女狱城”故事云：“女狱城，在县东三十五里。《入东记》[13]云：后汉青州刺史姚恢与海昏侯沈戎过江阴，争柯山居之，恢女密报戎，戎先居之。姚氏三代不养女，有女则囚于此山”，对此，同卷有另一种称法“囚女城”：“苧溪在县东二十五里，北岸有青州刺史姚恢囚女城”[14]。《明一统志》卷四十[15]和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十八[16]均载“囚女山”故事，云：“囚女山在湖州府德清县北，东汉青州刺史姚恢与海昏侯沈戎过江，欲卜居柯田山，恢女密报戎，戎先居之，恢囚女于此，因名”，当即本《寰宇记》演化而来，柯田山，岑仲勉先生在《元和姓纂四校记》中录作“柯日山”，今据宋人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四《山川·德清县》作“柯田山”，谈氏与乐氏为同时代人，且谈氏生长于吴兴，故当以其为是，另，宋人张元干有诗作《冬夜有怀柯田山人四首》传世，亦左证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之《浙江通志》卷十二里所言更详，且据云亦采自《入东记》：“恢女是戎子妇”。凡此种种，不可尽信，亦不可偏废，要之，能帮助我们比较生动地遐想当时情境：戎之迁吴，纷乱实多，余不乡的世代居住点是努力争夺来的。
又，唐沈浩丰碑文，亦称戎系后汉光禄勋：“汉封戎为述善侯，始过江,为著姓之最,子孙位至二千石”[17]。其时爵位世袭对保持门第不衰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18]，戎却方及身，已坚拒，据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相关研究，由“海昏”改“述善”乃是因嫌前名之恶[19]，或为千载窥破。
诚然，从文献学角度不排除沈戎许多事迹为南朝人虚构的可能。戎之事迹，要在于劝降，迁居，争地三事，今材料有限，但不难发现后二事在南朝沈氏的文本书写中总是处于并不刻意张显的位置，第一事则大书特书之。综上，可见沈戎之身虽还不能达到“二千石”[20]的标准，但其投光武和安尹良的事迹无疑是他迁家吴兴后建立基业的一笔资本，其辞“海昏”而避地，虽然消极，但终究是一条比较体面的保全道路[21]。
戎之后人[22]，按之于《述祖德碑》：“戎子酆，字圣通，零陵太守，有善政，芝草生，黄龙见，次曰礼，尚书令”，“酆子，侍御史景，字孟高。安平相浒，字仲高”。按之于沈约所撰《宋书·自序》，戎生三子，长子酆，零陵太守，“致黄龙芝草之瑞”，次子浒，安平相。少子景，河间相。按之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上》，则戎生四子，酆、懿、齐、恭。也说酆是零陵太守，而浒与景，则同于麟士，成酆之子，景也说是河间相[23]。
我认为《新唐书》相形之下，取材多本于麟士之文，如其云戎光禄勋，云酆三兄弟“懿、齐、恭”，与麟士之所谓“礼”，恰相投合[24]，云酆四子，浒仲高景，显是讹误于“安平相浒，字仲高”，又如其云景子为彦。个中原因，大概部分是基于唐朝沈姓唯一宰相追溯世系自景、彦，故多取这一支脉的回顾。又，沈戎坟茔所在之金鹅山据云至明清之时犹见四墓，一沈戎，一沈彦，一沈景，一沈礼，且据云礼墓也题尚书令[25]，戎与景一为初祖，一为入东汉正史之唯一，各文本均认可，彦与礼则皆为最早见于麟士之文，沈约不表，这里似乎暗示着麟士提出的谱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里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据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十五所引谢承《后汉书》文字[26]，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吴郡沈酆为郡主簿，伦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腊日，常悲恋垂泪。酆迎母至广陵，见大江，畏水不敢渡。酆祭神，令子孙对母饮酒，因醉卧便渡”。依汉制，郡守僚佐皆从当地大族子弟中征辟，酆为郡主簿，其家族地位已颇可见。酆后来任零陵太守,当是以此为基础的。《东观汉记校注》沈丰条[27]云：“为零陵太守，为政慎刑重杀，罪法辞讼，初不历狱，嫌疑不决，一断于口，鞭杖不举，市无刑戮。僚友有过，初不暴扬，有奇谋异略，辄为谈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按，此条辑自《太平御览》卷二六0，另《北堂书钞》卷七十五所引谢承《后汉书》文字谓：“沈酆为零陵守，有三黄龙望府中”，沈约所谓“致黄龙芝草之瑞”应即指此，三相应证，当为不虚，可确信《太平御览》与《北堂书钞》之材料皆有所本，且时在二沈撰文之前。据王充《论衡·验符篇》[28]，酆仕至零陵太守，是在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从其与第五伦的交游材料看，基本可信。至于“懿、齐、恭”与麟士之“礼”，史料未见详说，基于酆的仕宦经历，其兄弟中恐无人能官此职。
沈景，《后汉书·河间孝王开传》有载录景之能于政事，云：
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故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谒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下见受诏，以王不恭，使相检督。诸君空受爵禄，而无训导之义。”因奏治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上案其罪，杀戮尤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修。[29]
按，侍御史一职，秦置，汉沿设，在御史大夫之下。其职守是：或给事殿中，或举劾非法，或督察郡县，或奉使出外执行指定任务。沈景由此职出任河间相，虽可称“擢”，但二职皆非下等闲役，否则也不至于由顺帝亲自干预。同样是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十五所引谢承《后汉书》文字，告诉我们，“沈景为河间相，拜为二千石，妻子不历官舍，五日一炊”，是则景已跻身二千石的行列。若《后汉书》这则材料确实可信，则景任河间相在顺帝永建六年（131），从年代意义上看，只能是酆之子而非其兄弟。
综合诸端，酆已更升一阶，进入正史书写视野的外缘，其材料之可信度也远较戎为高。而景之成就，和酆之事业基础不能无关。传至沈景，已颇预于正统性之时代潮流。
按《宋书·自序》材料，浒子鸾以州举茂才辟扬州别驾从事史，妻其舅广陵太守陆稠之女而早卒，稠，《后汉书·独行列传》载其出身四姓陆家，为陆续长子，曾官“广陵太守，有理名”，《华阳国志》卷十中载有其被征为郡守事迹，《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六载：“张勃《吴录》曰：陆稠，字伯羸，为广陵太守，奸吏敛手，广陵谚曰，解结理烦，我国陆君”。鸾之后的传承线索是直，仪，宪，矫，陵，延（延以后部分本文不欲讨论），按沈约的书写，浒、鸾、直祖孙三人先后与吴郡陆氏，会稽盛氏通婚，直、仪皆以布衣终其身，宪仕于吴，据云才志大显，矫，据称“封列侯，建威将军、新都太守。孙皓时，有将帅之称”，但此二人并不见于《三国志》等同期史料。正史确有沈宪，但出现在《南齐书》和《南史》中，并非此宪，沈矫事迹据明人云《吴志》中载[30]，裴注未采，孤证难立。我认为，对待沈约在此的书写，应取一种“以虚证实”[31]的态度，方可通畅。
据《述祖德碑》，云景生彦，称彦为荆州刺史，彦子文涞，湘东太守，涞子海阳令夔，夔子澜，澜子充，充与陵大致是同时代人物，从这一点看，两条路线还是能呼应起来的。麟士对此期的书写与沈约可谓异曲同工：首先，彦若确存在[32]，应该是东汉人无疑，其以二千石官员之子的身份作为从政基点，确有可能获荆州刺史之职。但是，从各种史料分析，记载他此职的只有明万历《湖州府志》与清人所纂《石柱记笺释》[33]，二书俱云在金鹅山沈氏祖茔有书“荆州刺史沈彦”之坟，此碑或确有之，但丝毫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刺史之任，绝非闲职，荆州之重要，更早有备论于世[34]。故彦应该是从未就任过荆州刺史的。
其次，按之于《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孙亮即位不久，“太平二年春二月，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35]，《晋书·地理志》载：“吴主大皇帝初置郡五，临贺、武昌、珠崖、新安、庐陵南部。少帝、景帝各四，少，临川、临海、衡阳、湘东”[36]，《旧唐书·地理志三》载：“衡阳，汉蒸阳县，属长沙国。吴分蒸阳立临蒸县，吴末分长沙东界郡立湘东郡。宋、齐、梁不改”[37]。是则文涞之湘东太守也颇可怀疑，不符合历史时序。
至于海阳令，按之于《宋书·州郡志四》，立于晋初，沈氏中人有可能任此职，不过史亦无可征，总之，这一系传承也是疑云重重的。
于是，我认为，景、浒一辈以后直至三国之末，沈氏自叙的家史材料中官品和人物的对应是不应直接凭借而立论的。同时，景以后沈氏在东汉末年的传承也显得渺茫无征。但是，可以断定，相较于景的二千石，这个家族的仕宦轨迹必是失落了，否则无以解释酆、景二代入于国史之后再无后辈可备征考的事实。
阎步克先生的研究[38]认为，顺帝阳嘉元年（132）察举制度的变革，使得文儒素养越来越与仕进之途发生实质性关联。论者多以此作为景、浒一辈后沈氏一族在东汉仕宦下降的主因，其所谓下降现象之证据，又仅依从沈氏家史材料，而未加足够辨析。他们遵信的基本内在逻辑就是陈先生的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论，认为斯时沈氏仍处于前一阶段，故无法抵御阳嘉改制之猛政。在结论上，我认为大致不谬，但是在具体方法上，我认为个中却不止这样简单。
应看到，若仅依照这些传世家史，浒、鸾、直、仪，浒生平可疑，鸾、直皆早卒，仪会汉末乱世，属情有可缘。景、彦、文涞，如果后二者不是伪托，倒也算仍占据比较体面的位置，那么从总体上，景一路的传承在东汉还是不失其品秩的。所以，拿这二系的传承，不加辨证，直接来讨论，明显缺乏力度，此其一。
黄留珠先生的研究[39]表明，左雄改制是得到认真贯彻的，但从阳嘉到永熹，由于时间太短暂，限年考试办法也只有杯水车薪之效，故实际所起之作用要打折扣。故我怀疑这其中的要害并不只在文儒仕进一途，此其二。
在下文中，我还将略讨论沈氏此时具备的文化性质，将其想象成一个完全的武力家族，恐怕是不符合历史实况的，此其三。
而我给出的大概原委，或应是这样的：
按之于《后汉书·河间孝王开传》，沈景所辅佐的河间王刘政，其同胞兄弟刘翼奉平原怀王刘胜之祀，元初、永宁之际（120左右）为安帝乳母等所劾，言其与邓骘等于邓太后崩殂之际怀大逆心，贬归河间，此事似与安帝由倚重外戚向倚重家奴转变相关[40]。直到顺帝永建五年（130）方因其父刘开之上奏而得以分其地为侯。次年左右，景到政处为相，由于政与翼封地相连，翼当同景颇有交游，但总体而论，景所处的位置虽重要，却不得居于晋升的显途，汉廷期望他做的，无非稳定这些颇有桀骜之态的诸侯而已。十五年左右过后（147），翼之子志为梁冀所立，梁冀以外戚擅权，长达十二年，我认为起码可以断定的是，在此期间，刘志父系属国的贤达官员是必然会遭到排挤打击的，晋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卷十中，载杨准弹劾“梁冀妇家子”孙训等人“子弟依托形势淫纵”，而向朝廷进荐陆稠等贤达的事迹[41]，按沈约《自序》，陆稠是沈浒之妻的兄弟，沈鸾的舅舅同时也是岳父，由此更可见沈氏本身鲜明的立场取向。而此后已是桓灵末世，政情腐恶，制度崩坏，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家族理应退避江南而不再轻入中原，既不轻入中原，则不大会卷入当时政治上最活跃的“党人”潮流而垂名史册，所以，景的下一辈人的政治生命的成长注定是养料不充足和受外界羁绊的。
那么，是否可以尝试着从东汉以后国史和家史交织的缝隙中，理出一条家传线索呢？
在《三国志》的书写系统里，还有另一群沈氏族人的存在，我们不应忽视他们。这其中比较引起论者重视的是沈友和沈珩，但似乎欠缺严谨的整理[42]。我发现，这个系统与沈氏家史还是有许多关联的。按之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转引《吴录》高岱事迹，岱为吴郡人，“友士拔奇，所友八人，皆世之英伟也”，后言及其中二人之名，一人叫沈目昬，而这段材料中还提到高岱与盛宪关系十分紧密，岱以“受性聪达，轻财贵义”被盛宪举孝廉，沈目昬即由岱为救宪而母被囚一事出场。宪大约比岱辈分高一、二级，盛宪即上文提及沈约文中沈直的岳父，沈仪的外祖，是则此沈目昬当是吴兴之沈无疑，或与直，或与仪乃同一辈人。田余庆先生的研究认为，后来岱之亡于孙策与宪之被害于孙权都是一脉相连的诛戮英豪政策具体展现，至宪为权所杀，之前被逼、逃亡、幽执总共历十年之久[43]。
沈氏家族在此时代，明显处于一个动荡求生的境遇中，既卷入江东大族的争斗[44]，也与孙氏集团角力，并且已渐渐聚合起一个政治与文化的共同体，此段频繁表露的“尊王”话语更像是其追求正统性以固本自卫的表现。
先是与沈目昬基本同时代的沈仪，按《宋书·自序》，他“笃学有雄才，以儒素自业”，于“海内大乱，兵革并起，经术道弛，士少全行”之际“淳深隐默，守道不移，风操贞整，不妄交纳”，“州郡礼请，二府交辟，公车征，并不屈”。其所友善者，有族子沈仲山，即沈珩，沈叔山，即沈峻[45]，和吴郡陆公纪，即陆绩，绩，《三国志·吴志》有专传，为四姓之陆，陆稠孙辈，同虞翻[46]、庞统等相善；而陆绩长于《周易》之学，主攻《京氏易传》，保存、发扬象数易学，在《隋书·天文志》[47]等多种文本中皆有展现，近世学人多以其《易》学为两汉思想向魏晋玄学过渡的重要环节。由此当可略推知仪与珩之志趣。
紧随沈目昬之后，在《吴书·吴主传》同样注引《吴录》的文字里出现了沈友的事迹：
权大会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谓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脱，乃曰：“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遂杀之。友字子正，吴郡人。年十一，华歆行风俗，见而异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车语乎？”友逡巡却曰：“君子讲好，会宴以礼，今仁义陵迟，圣道渐坏，先生衔命，将以裨补先王之教，整齐风俗，而轻脱威仪，犹负薪救火，无乃更崇其炽乎！”歆惭曰：“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又辩于口，每所至，众人皆默然，莫与为对，咸言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焉。陈荆州宜并之计，纳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为庸臣所谮，诬以谋反。权亦以终不为己用，故害之，时年二十九。
唐人许嵩之《建康实录》则云：
友字子正。吴人也。弱冠好学，博闻明赡，善文词，多有口辩，时人以友笔妙，舌妙，刀妙，三妙过人。权至吴，征礼之，共论王霸大略，当世之务。友性忠謇，立朝正色，为众所毁。权亦以终不为己用，故杀之。[48]
友之“谈论”表现，在孙吴早期比较特出，是以多得注意。刘季高先生将其与鲁肃、周瑜并列，作为三国时期“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派在吴国的代表[49]。
关于沈珩，事迹益多，《三国志·吴主传》载其“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有智谋，能专对”，晓习“兵家旧论”，为孙权遣至曹魏出使而无所屈，且归国建言献策，以西曹掾封永安乡侯，官终少府，是即重预流于九卿二千石之行列。同书《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50]，中谓吴“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可见珩此行成功予时人印象之深。文献中珩身上独特之处包括：一，自他起，将沈氏治学包括的路数细化道出，由他可度仪“以儒素自业”乃在《周易》之外并好《春秋》，《宋书·自序》里提到警及警子穆夫学通《左氏春秋》，应当正是将此种学问传承发扬。二，珩与孙吴之关系，诸种不和谐因素已渐消弭，其人得以封侯，被委少府，与此密切相关。
以年龄推，沈友大约生于公元176年左右，前引《吴录》言及高岱建安五年左右为策所杀时“年三十余”，由此，沈目昬大致是友的同辈兄长。岱之丧身，从表面上看与其善《左传》颇有关联[51]，目昬得为其友，自当晓文儒之事，友之注《孙子兵法》，《新唐书·艺文志》亦赫然有载，再加上已述的沈仪，应当说，这一辈体现的共性正是一面不苟合于孙吴，友之攻《兵法》，颇有意味，《郝氏续后汉书》卷七十一下有议“盛宪、沈友，一时名流，猜阻不释，而竟诛之”[52]，展现的也正是此代特质；一面文风渐盛。此阶之沈氏，明显在武力之外找到一条新路来充实力量，捍卫自己。
沈珩使曹魏事在公元221年左右[53]，也就是沈友为权所杀约十五年之后，作为新一辈的代表人物，他所体现的正是上已申论的特性：向立基稳健的孙吴政权俯首臣服，而兵家智谋之学，则为他用来竭诚效力。沈珩之外，五十年后，尚有沈季、沈莹，居官太守，布列要职。季，《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六载：
豫章记曰：许子将墓，在郡四里，昔子将以中国大乱，远来渡江随刘繇，而卒藏于阊门里，于时汉兴平二年也。吴天纪中，太守吴兴沈季，白日于厅事上坐，忽然如梦见一人，着黄单衣，黄巾，称汝南平舆许子将，求改葬。因忽不见，即求其丧，不知处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学施遐为招魂文。[54]
《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七亦录此事[55]。按，许子将，即《后汉书》有传的许劭，《御览》生汝南、随刘繇、葬豫章事迹与其传文同；又，《隋书·经籍志二》：“《豫章记》一卷，雷次宗撰”，即指此书，《经籍志四》又录雷次宗集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四亦著录《豫章记》一卷，可以推知，至宋人抄录此条材料时，与雷氏在刘宋修此书时原貌相差并不大。次宗所记该事，性质近于魏晋风习的鬼神志怪。但沈氏家族中在吴末有出任豫章太守者，不一定是向壁虚构。豫章是孙吴“限江自保”国策[56]的后勤重镇，对巩固守江防线有着战略意义，时又值其末世，太守非闲职也。
莹，北宋张君房所撰道书《云笈七签》[57]卷一百一十八载吴兴沈莹事，系时在唐懿宗咸通年间而非三国孙吴，这则史料有两个特点，一，遍检诸史，所谓莹乃唐人，只此一见；二，确切地说莹是吴兴人的，也仅此一则。若循日本学者都筑晶子对《真诰》的研究理路[58]观察，莹出自孙吴吴兴之沈，似可以成立。追溯而上，清人姚振宗即已言及此[59]，至近世学界，几为公论。《三国志·三嗣主传》称其为丹杨太守[60]，公元280年吴亡之时随张悌出战而死，该传注引干宝《晋纪》云其人“领丹阳锐卒刀楯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阵”，但是晋军三冲而不动，终于失败[61]。复引《襄阳记》之文字，称莹曾建策，宜蓄众力守上流，而非倾诸所有，渡江一拼，终为悌所不采。此策虽不万全，较悌之孤注一掷，似为更高。莹亦承袭门风，颇通文学，撰有《临海水土物志》一卷[62]，是书《隋书·经籍志》有载，且多为后世注录引用。临海是与上文之湘东同时立郡的，辖会稽东部，由此，我认为莹或者是迁于临海的沈氏之后，或者是先仕宦于临海，再升迁为丹杨这雄州大郡的太守。因此，“青巾兵”，不大可能是何兹全先生笔下的“父子继承的世袭领兵制”[63]，但由珩至莹，沈氏通过代际积淀和紧握时势，终于渐渐随着时代潮流，走上门阀化轨道的事实[64]，应无可否认。我认为，莹之握丹杨精兵，悠关东吴最后命运，沈氏一门的历史，在东吴政权看来，当然是要将之世代疏离于实际掌兵的，孙皓能用沈莹守丹杨，或许与他的恣意行止有关[65]，但无论如何也说明，自珩重预九卿之后，这个家族的门阀化就从未停止而且高速前进，文风延宕，武事不坠，安于本分，平流进取。莹出征死国，与孙氏政权同亡，正是这个过程的最高发展。换句话说，其门阀化的初步完成，正在此间。
如果确信景到充是一条血脉纵贯，那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直系传承在《三国志》里湮灭无闻和他们与《三国志》里出场人物的关系。以上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唐长孺先生所言东汉末期“普遍承认的地方当权大姓”[66]中，难寻沈氏，他推断“江南大族大概都拥有兵”[67]，沈氏的相应情况也闪烁隐约，都反映出这条与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进程始终相伴的门阀化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同时，沈约对沈矫“有将帅之称”的追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沈氏蹒跚波折，终于崛起的总趋势，我们若回顾其在东汉末年的遭际，就很自然要承认，此时的沈氏门第已非当年之惨淡寥落。《晋书》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渊源有自，绝非凭空长成。唐先生着重强调过的当时风气衡量士族主要并不看“冢中枯骨”，无疑也为沈氏的助推剂。
东吴亡国，西晋介入江南，学界对此期的态势大致有三种观点。《宋书·五行志》言由此至元帝兴四十年中，东吴地区“窃发乱者相继”，多有论者本此材料，认为四十年中局势板荡，原有社会等级秩序悉被打破，从而为沈氏崛起提供绝妙良机；《晋书》顾荣、陆机等传载其人入仕中原后之不得志，也被许多论者视为西晋对东吴主要监控打击对象在吴四姓，故沈氏等获得充分发展空间的证据；第一种观点很难解释东汉末年同样板荡局面之下，沈氏家族走向上无法坐大的相异[68]，第二种观点则欠缺对沈氏为什么会选择“固守江东”策略而非“进取中原”的探究，我认为，不应将顾、陆方面的举措完全看做由西晋统治阶层垄断而来，就当时的短期历史环境看，能入中原当明显优于留在吴地，尤其太康之后，晋廷的安吴政策深入，“天道更始，入洛成顺天明智之举，反之势必影响家族利益”[69]，如周处，家族更近沈氏，也仕宦于中原；后虽因得罪西晋宗室，惨死沙场，而其子能聚兵“三定江南”，蔚成局面，可为一证。沈氏似不同于此，大概一者莹之死国过程中，一批族人同殉，预于“首级数千，俘馘万计”之中，削弱了沈氏实力；二者，由于此事，入仕途径受晋限制打压，晋初加官进爵的多是魏室旧臣，出身边远的人，自知在中央无望，纵然是有功之人，也自动追求边州远郡[70]，更不用说像沈氏这样的无功家族，而太康松动之后，沈氏族人基于莹死后被传首洛阳，仍不肯轻易入洛，《宋书·自序》里说沈矫“吴平后，为郁林、长沙太守，并不就。太康末卒”，虽未必可信，反映出的却正是这样一种状况；三者，观望其他家族入中原后命运而裹足不前，等到家史材料中唯一比较明确的北仕案例，沈陵事迹上演时，已是西晋末世。
同时，沈氏作为也绝不会是完全不受西晋掣肘，自由成长的，西晋初年改永安为武康，武康终成沈氏郡望，一定意义上正说明其从未拥有一个独立于中央王朝视野和控制之外的发展时期。前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不免偏颇，需要与第三种观点结合。
第三种观点，强调要注意崛起的时间性，认为真正的崛起是与西晋末年北方政局动荡相伴随始终的，这正是前两个论点所未顾及的。吴兴沈氏的门阀化在孙吴末世初步奠定之后，西晋政权主导下的江东，一方面政治控制力减弱，一方面“中原化”的向心吸引力开始超过“江东化”，沈氏之所以能在北方政局开始动荡之时崛起，很大程度是基于之前在这两个方面交织影响下积蓄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只有在北方面临外患，重心可能南迁的形势下才得以呼唤和激发起来。西晋与东汉末年之不同，主要在于两端，一是门阀化的政治格局日趋明朗，二，江南与中原的动态关系更复杂多元，表现在吴兴沈氏，最瞩目的便是其逐渐由地方性门阀走向大区性门阀[71]，虽然，这个“大区”与“地方”，地理涵盖相差可能并不大，但晋室南渡之后，“莫强周、沈”的势能也正藉此“大区”为背景而宣泄奔流。缪钺先生认为“两晋以后”（含）的“吴姓大族”，会稽虞、孔与吴兴沈氏，可同吴郡四姓并列[72]，此并列者，当就“大区”之域而言。
又，体察沈氏之家学，吴正岚先生曾有专论，认为“直到晋末宋初，沈约一系尚武能战的门风并无根本变化，孙吴时沈仪、沈珩之崇尚儒术仅仅是个别现象，其士族化开始于晋、宋之际，以学习玄理作为其士族化的开端”[73]，“沈氏踏上士族化之路是在刘宋初年，理由是此期的沈氏开始揣摩老、庄义理”，对于吴先生此论，我别有些看法。首先，沈仪、沈珩的崇儒，应非孤立片断，而是承上启下。盛宪、高岱、沈目昬、沈仪可视为一个集群，高岱由善《左传》开罪孙策，然盛宪对岱之赏识亦当缘于此，《三国志·吴志·孙匡传》注引《会稽典录》所载孔融荐盛宪于曹操书，云：“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又援《春秋》之语极言若任孝章零落的不良后果，由孔融学问的根底与此时援《春秋》义例之举，可想知孝章于《春秋》定亦熟习，自沈鸾与其联姻结亲起，《春秋》之学入于沈氏，当较有把握。沈仪处于这样一个系统中，目昬列岱之“八友”，友倡言“君子讲好，会宴以礼”，其崇儒自非偶然。而如更胆大一些，似可略推《左氏》学为沈氏家传，东汉以后，《公羊》家重获独尊地位，王莽时期大兴的《左氏》改制之学失落，是可解释戎之避地江南，前述的“懿、齐、恭”或“礼”，亦正由《左传》在《春秋》三传中以“礼”见长[84]，又，《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75]，清人张尚瑗在其所撰《三传折诸·左传折诸》卷十五中“慧曰无人焉”条已观察到沈景使河间王“惭而更服”一事“盖祖师慧语意”[76]，或能算一补证。即使这样推测过于主观，起码截至汉末三国之世，沈氏家族的整体儒学养成，已是无多疑义的，沈珩之善《春秋》内外传，作为沈氏家族唯一入选代表，名列《两汉三国学案》所辑《春秋》《左氏》学派最后一员[77]，更非萍末之风，而属家族多年积淀。第二，陆稠、张温、陆绩，此三与沈氏交往之“四姓”的代表人物，稠与浒相交，复为鸾岳父，绩又以稠之孙辈，与鸾之孙仪友善，由于鸾与直都早卒，这样的时序就基本可信；张温与沈叔山，《艺文类聚》卷八十五载：“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能显非”[78]，《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亦录此段，后者“温嘉其能显非”作“温嘉其无隐”，温，四姓之张，张允之子，《三国志·吴志》有专传，“少修节操”，“亢臧否之谈，效褒贬之议”，具备汉末以来名士首领的各种特征，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观念，在暨艳事件中支持对官吏臧否善恶，为了贯彻儒家原则，不惜干犯皇权，针对此事，田余庆、胡守为二先生明察秋毫，用功发覆，指出背后深刻的症结[79]，田先生更注意到沈友、陆绩、张温议论中“犯上”的共性，在此基础上，我认为，珩与峻在早年与仪相善时，同陆绩、张温皆有往复，但当《笑林》所录事件发生时，二人已明显转向，是以《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会收有这样一条史料：“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守风粮尽，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呼左右倒百斛盐著江中，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80]，也就是说，沈友、沈仪那一代建立在先辈交往传统上的与四姓的交谊，在沈珩、沈峻这一代发生了形式上的改变，不再与和前一代关系密切，并且也曾是自己最初向导的四姓“老辈”同气连枝，这种转换的实质是，沈氏与四姓主流保持了从精神到外部世界的共同进退，举措一致。即使这样的推测过于悬空，退一步说，单凭沈氏与陆与张皆有往还事迹，已足证其不止乡间土豪。第三，关于沈氏家族的“学习玄理”，似乎不止吴先生所述那样简单，诚然，陆绩所学之《易》，截然不同于何晏、王弼之《易》，职是，沈仪所好之《易》，沈珩、沈峻少时所受之《易》，必近于象数而远于义理，不过这终究为沈氏输入了一脉《易》学底蕴；孙吴之世，江东于中原玄风一直有种若即若离的汲取[81]；待到两晋之交沈陵北入司马越幕府[82]时，这种底蕴可能更受激扬，终为日后埋下伏笔。相形而言，我更相信沈氏的士族化不仅仅基于简单的玄学化，而且为期也要早于此，即使说沈氏初沾玄风，似乎也以西晋较刘宋为可信。
综上所述，沈氏迁吴而至东晋建政，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门阀化进阶的过程，虽然传世文献之间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出入不小，经过整理分析后，还是可见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按照毛汉光先生的说法，直到我们要详细讨论的东晋建政初年，沈氏家族都仍是“细水长流型”而非“滔滔江水型”[83]。并且，用严格的现代学术眼光衡量，沈氏家族的郡望性质仍未最终落实，因为“一个郡望的形成，从酝酿到确认，晋唐时期一般至少要经过本望主体家族三世以上的代际连续仕宦积累”[84]。因此，论者多倾向于将发展到此阶的沈氏称为“豪族化”而区别于“文化士族”，并以后者为前者努力长成的目标[85]。不过，陈寅恪先生自己就曾写道：“孙氏之建国乃由江淮地域之强宗大族因汉末之扰乱，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而组织之政权。故其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手，西晋灭吴以后，此种地方势力并未因之消灭，所以能反抗洛阳之统治”[86]是即豪族与士族，并非截然两判的不同形态。唐长孺先生也曾仔细说明，乡间土豪与士族一大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从法理上逃脱赋役，后者在进行如此行动时，却可以享受相对宽松许多的待遇。没有直接的材料能反映沈氏这方面的情况，不过对比唐先生举出的史文，我们却很有理由相信沈氏已厕身后者行列。沈氏之家学，之官禄、之礼法等种种“标异”皆已显露端倪[87]。毛汉光先生对三国政权社会基础的研究[88]表明，三国时期是中古七百年门第社会的上坡面，此后地方豪族与单士渐渐无法打入士族与官僚互转的统治阶层，门第社会于焉成立，沈氏在此一上坡面中之作为，诚无愧于所谓历史潮流。宋儒叶适《水心集》[89]卷二十一收有《朝请大夫直龙图阁致仕沈公墓志铭》一篇，开篇即言：“沈氏自汉以后，冠冕名闻之盛，代不绝于乌程”，叶适有史学素养，其如《习学记言》等作品由来多为研究魏晋史的学者参用，是以此言当有所本。岂非又一明证欤[90]？
注释：
[1]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156页。
[2]吕春盛《三国时代的山越与六朝的族群现象》，《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3期，认为：“两汉六朝以来，山越的消失以及獠、溪、俚等新族群的出现与扩张，除了与族群互动的刺激有密切关系之外，亦可视为是汉人势力不断地向南方拓殖，加深认识南方的土著社会，而产生一种族群观变迁的现象。”按，陈寅恪与周一良二位先生往复论学之始，即与“溪人”问题有关，见逯耀东《旧营垒过来的人》一文，收于周启锐编《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3]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204页，又见于《金明馆丛稿初编》之《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二文。按，陈先生“钓碣”为“钓狗”说可能证据不足，拟另文论之。
[4]相对较成功的包含学术史回顾的论文是唐燮军刊于《宁波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的《吴兴沈氏的士族化及其相关问题》，在此文中，他注意到陈先生这三种视野取向，并认为从实证角度分析，天师道和溪族都站不住脚，唐博士《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研究》一书已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并蒙其自甬赐赠一册。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一书对吴兴沈氏进行过综观性质的经典分析，大川富士夫对吴兴沈氏早有非常系统化的研究，分别收于1977年雄山阁出版的《宗教社会史研究》和1981年出版的《立正史学》第50号中，可惜迄今尚未被国内学界充分利用掌握。
[5]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327-331页。
[6]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民国八十年（1991），台湾，文津出版社，14-15页，将吴兴沈氏列为19个江东世家大族之一。
[7]同样注意及此的包括林家骊著《沈约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书。
[8]沈麟士为南朝宋齐时人，据云与沈约才华相匹，清雍正《浙江通志》收有《齐征士沈麟士》墓文。《述祖德碑》，撰立于梁天监二年(503年)三月，记述吴兴沈氏家世，立于德清县。该文现存于《全梁文》卷四十和《同治湖州府志金石略八》中，史源同来于今已亡佚的《湖录》金石考，文字内容大同。唐乾元中，碑为盗火所袭，碑首破裂欲坠。故颜真卿见到该碑并为其作阴记时，已有残损，事在《颜鲁公集》卷十三中，文称其后人“增修旧茔，感先碑之陨覆，惧遗文之残阙，乃具他石，传而贰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职是，自同治府志起或疑其伪托。但浙江地方文史工作者不乏认为该碑可信之人。谷川道雄先生在其《从“沈氏述祖德碑”谈吴兴沈氏与道佛二教》文中对此也基本认为可信，由此猜测沈戎可能也是与道教有联系的人。该文为谷氏91年11月在南京早期佛教造像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9]对沈氏宗族较扎实的史料考证参见王友敏《东晋南朝时期的吴兴沈氏宗族》，刊于《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陈直先生《摹庐丛著七种》，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中收有的《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一文给我不少方法启发。
[10]参见朱建明《沈约故里史迹考》，刊于《东方博物》第十四辑。陆建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的《秦汉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的开发》一文，系统梳理了包括沈氏聚居地在内的苕溪次流域经济文化圈有关情况，认为沈氏的发展已有着一个相对良好的综合依托。
[11][南朝]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2][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检阅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似未有如人意的按语。
[13]《入东记》作者吴均系南朝吴兴人。
[1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5]此处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版本。
[16]此处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版本。
[17]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开元534条，取材张钫所集《千唐志斋藏石志》。不过，按之于万斯同《东汉九卿年表》和练恕《后汉公卿表》，皆未载戎有任光禄勋之事迹，又因光禄勋乃享二千石的九卿之一，若戎确已为之，则浩丰此碑记“子孙位至二千石”云云殊为矛盾，颇疑乃沈氏族人自行伪托，由南朝迄于唐，而为欧阳修所沿袭。万、练二表自中华书局编《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
[18]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就曾详细讨论过此点。
[19]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民国三十七年（1948），商务印书馆印行，史语所专号，734-746页。一般认为，加“述善侯”是在宋元嘉三年（426）文帝之诏书，《全宋文》卷二单独收此诏，“东汉故臣沈戎，沈国嫡系，世有善行，才智兼长，忠义自矢，遂敢身入虎穴，论以至诚。一矢不加，逆子格面，茅社之锡，用以旌功。乃国难既夷，挂冠远遁，舍故宅为佛寺，弃封侯如脱屣。进不为身，退不为名，忠上洁己，邦家之光。沈氏积善，唯戎述之，可追封为述善侯。”文字同于《全梁文》卷四十，应系严可均的裁剪心意。就现在文献来看，此事应在刘宋而非东汉。沈浩丰碑如此，或者是记忆所及之错误，或者是有意掩盖岑先生所谓值得嫌弃之封号。
[20]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30-335页，魏晋时期，长期据二千石或九卿之位本身构成家族升降一重要因素，另可参阅阎步克《品位与职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1]沈戎传说，颇可玩味，与东汉兴而尊《公羊》的故实似有相交，关于后者，请参阅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五章第二节，追踪宣帝与独尊《公羊》。
[22]我个人有个猜测，依《后汉书·天文志中》所载，明帝永平九年（66）左右，广陵王荆与沈凉谋逆，事觉自杀，按林剑鸣先生《秦汉史》，荆此次叛逆，规模不大，但具有明显的将明帝取而代之掌握大统的心机，此沈凉恐亦为吴兴之沈。如确证，则戎居吴兴后不久族中即有人卷入反对汉家中央王朝行动中，这正与戎不受汉家赐勋相呼应。
[23]关于沈浒其人和他的安平相，别处似乎未见，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四有记沈辅事，云会稽山阴人，不知是否即其人，备考。
[24]懿、齐、恭者，明显都是形容“礼”的美德，见诸儒家正典。
[25]此条材料采自清人郑元庆所撰《石柱记笺释》之卷五，收在《武林梵志（外五种）》一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6][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
[27][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48页。另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54-155页，颇有关于酆任零陵之事。
[28]此条材料转引于唐燮军《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刊于《宁波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文中他用沈约和麟士留下的史料探究了沈氏在东汉后期整体性政治地位下降之因。
[29][南朝]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30][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一，收在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中。
[31]此条启示来自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中之《方以智自沉惶恐滩》一节。
[32]按之于《元和姓纂》，则云景生产，产，盖彦之误，此众论者早有辨析于前。
[33][清]郑元庆撰，收在《武林梵志（外五种）》一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4]如傅乐成先生所论，三国时孙权重视荆州，西土之任，无一非名臣宿将；每值荆州有事，常亲自解决，甚至徙都武昌以镇定危疑。以孙皓之狂妄，犹知以陆抗守荆州。故孙吴一代，荆州形势稳固。收在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六十六年（1977），93页中，东汉之末荆江形势与三国大同。选任之官员不可能在各种文献材料视野中皆无踪迹可寻。
[35][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36][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7][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8]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62-80页。
[39]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154页。
[40]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87页。
[41][晋]常璩《华阳国志（附校勘记）》，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1958年重印本。杨准在桓帝即位后又弹劾冀叔父梁忠，“朝士服其公亮”。
[42]可参阅陈群《两晋之际吴兴沈氏考》，刊于《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3]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254页。
[44][元]郝经《续后汉书·盛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1958年重印本。
[45]沈叔山，唐人《艺文类聚》卷八十五载其事迹。按之于《梁书》和《南史》所载沈峻事，二者无关，但同时，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中辑有《汉人同姓名》、《异代同姓名》和《晋人同姓名》等数则，故叔山是否名峻，存疑。
[46]“陆绩《易》注，绩与虞翻友善，或当有相咨讨者”，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1版，65页。
[47][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48][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张忱石标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9]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1页。
[50]《晋书·陆机传》亦录此文字，与《三国志》同。
[51]事在《三国志·吴志》卷一中，据云引自《吴录》。
[52][元]郝经《续后汉书·盛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1958年重印本。
[53]依高敏《魏晋南北朝史发微》，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94-105页，《孙吴封爵制的创始年代考略》一文，珩之封侯正在孙吴政权由奉邑制向封爵制转轨之背景中。
[5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55][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56]胡阿祥《孙吴“限江自保”述论》，《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57][宋]张君房《云笈七签》，蒋力生等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
[58]收于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9][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一，在其《二十五史补编》本第四册中，上海，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五年（1936）。
[60]按之于《三国志·吴书》，孙策平江东靠的就是几千“庐江上甲”，即“丹杨兵”。孙氏一族对“丹杨太守”一职十分慎重，大多都是孙氏亲族担当。一以地居要冲，一以盛产良卒劲甲。
[61]按之于明人王禕所作《大事记续编》卷二十五，沈莹先后有两次败绩，一在杨荷，二在版桥。而《晋书·武帝传》则云，莹等被斩于版桥之后传其首级于洛阳。
[62]参见张崇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张政火良先生序及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88年。此书另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此志创作的时代背景，可参考王志邦《六朝浙江方志的特点》一文，收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
[63]何兹全《三国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54页。
[64]唐长孺先生认为，门阀的形成，大体是在汉，魏之间，见其《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简修炜等《六朝史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00页，称孙权称帝建立吴政权以后，已是门阀政权。一般认为，这种门阀性质的具体体现，乃其“江东化”，如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收于其《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王永平《顾雍论》，收于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65]永安元年（258），皓与其弟谦分别被封为乌程和永安侯，颇疑此段时期内与沈氏发生关系。
[66]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25-33页。
[67]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22页。
[68]吕思勉先生在其《两晋南北朝史》中早有分析“携家避地，固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兴，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尔矣”，西晋时的东吴之地必然有比东汉末年更适合沈氏壮大的因素在。
[69]朱晓海《陆机心灵的困境》，《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七十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6月。
[70]熊德基《九品中正制考实》，收于其《六朝史考实》，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71]取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要区》之义。
[72]缪钺《南朝农民起义的地区问题》，《冰茧庵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73]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285-286页。
[74]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66页。
[75][春秋]左丘明撰，[晋]杜预集解《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76]此处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版本。
[77][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472页。
[78][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按，《笑林》作者邯郸淳为三国时人，余嘉锡先生在《释伧楚》一文中认为，淳未尝入吴，沈峻俭啬之事似非淳所能知。他认为，《类聚》引此书实乃陆玩之《异林》，成书时间大致在玩入洛之后。不过，近来也有论者认为此条史料作者并无问题。
[79]胡守为《暨艳案试析》，《学术研究》1986年第6期；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化》第4期，收于其《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80]《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五亦载此事，但不提张温，不过从其中也可提取到有用信息，比如“守风粮尽”四字原来指“遇风于江渚，守风粮用尽”。
[81]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82]参见林校生《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刊于《华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作者分析了司马越府的玄学化倾向。沈陵出入越府事迹，下文有详考。
[83]毛汉光《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收于黄宽重等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同文亦收在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
[84]郭锋《晋唐士族的郡望与士族等级的判定标准——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郡望之形成为例》，收于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85]如大川富士夫在日本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第四十五号上发表的《晋代江南豪族》一文论江南地方“恶霸”式豪族，掌握财富，土地，人手，而无文化教育，确是南方大族之一种类型。然随时代推移，亦有变化，如吴兴沈氏之出现沈约。
[86]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6页。胡守为先生《试论孙吴政权的地域性》一文即对此展开论述，参见《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8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曾明确指出家学及礼法等事于士族身份之重要，作为沈氏，其由戎时之逆于中央，至珩、莹等时之忠君事主，不可不谓树立一种传家礼法。
[88]毛汉光《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一分，民国六十三年（1974），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09-140页。
[89]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哲夫等点校《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亦收。
[90]学界对此存在不同意见，典型的可参阅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李先生将吴兴沈氏看成庶族文化“士族化”的代表，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作者简介：李海默，男，1986年4月生于湖南邵阳，2004年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目前学术兴趣在于中国中古政治史和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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