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国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古书，让今天的人们大开眼界。其中1973年11月至12月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是少见的抄写在帛上的古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思想价值非常高。内中的《老子》甲、乙本，与黄帝之学、战国策等有关的篇章等，早已引起了世人关注。而被命名为《五行》的篇章，更被认为与荀子曾经批判过的子思、孟子的“五行”有关，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重要典籍，有可能让今人重新认识战国秦汉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
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出版了基本的文献整理本之后（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稍后也出版了一个整理本），庞朴、魏启鹏先生出版了研究专著（其中庞先生的专著还有改订版），李学勤、黄俊杰、岛森哲男等先生写了不少专题论文。池田知久先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1993年2月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这是日本方面系统研究《五行》的基本文献及其思想内容的第一部专著。
池田知久先生之学，以《庄子》研究为出发点，浸至于《老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非子》、《墨子》、《周易》等传世文献；由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渐及于上博楚简、睡虎地秦简，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方面均有精深研究，将文献译释和思想分析合为一体，是躬身疏通基本文献进而研究思想，故而立论有理有据，与凭借他人文献疏通而间有妙手偶得亦或谬以千里者，借文献缘饰己意渐至强古人以就我者，以及附会生华及至以讹传讹者，研究路数根本有别，对“东京学派”的学术传统，有继承也大有创新。据说池田先生在当今日本学术界被称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人（515页），此书无疑是池田先生出土文献研究方面的代表作。现在，这部书由王启发先生翻译为中文出版[1]，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此书分为《研究编》和《译注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分为三章，包括介绍《五行》的出土，讨论成书年代和作者，以及分析基本思想三部分内容；《译注编》将《五行》分为含有经、说的二十八章（前五章有经无说），逐字逐句分析基本文献及其思想。《译注编》择善而从，解决了不少问题；而《研究编》更是目光独到，讨论了很多思想范畴，且常常迥异众说，尤其是所提出的《五行》成书于《荀子》之后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相信读过此书的人都能体会到，池田先生的书如果早日翻译为中文，一定会更大地推动《五行》的研究。
当然，今天的读者或许有一个遗憾，因为郭店楚墓中出土了竹简本《五行》，不少学者比对简、帛本《五行》，提出了新的释读意见，池田先生也有《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译注》以及用中文发表的《郭店楚简〈五行〉研究》，指出其旧作“有若干错误存在”[2]。如果池田先生能够将简、帛本《五行》排比在一起，重新做一本书，那无疑将更有利于研究的推进；至少，希望本书再版时能将池田先生对于简本《五行》的译注和研究作为附录收入。
在今天，要公正地评价池田先生的书，不仅需要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思路、方法，而且要尽量将池田先生的专著放在当时的环境中来考察。因此，池田先生虽未明确指出旧作的错误所在，但是因为郭店简本《五行》的出现而比较容易发现的错误，本评论将略而不提。此外，自韩仲民、庞朴先生等将《五行》和思孟五行相联系以来，赞同者颇多。如果秉持这种似乎已经通行的“成见”来看待池田先生的著作，或许难以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然而对于思想文献的理解和解释，确实又常常受到个人“先入之见”的影响。笔者对于池田先生的某些论文有不同意见，对于《五行》的思想渊源有个人的“偏见”[3]。因此，本文将通过分析、反思思想认识和研究方法来评价池田先生的一些观点，而不是仅仅针对他不同于笔者或通行意见的个别结论。
下面的评论，为叙述方便，将首先讨论《译注编》，然后讨论《研究编》。
一
池田先生的译注，分为“本文”、“口语译文”和“注释”三部分，其中“注释”部分又包含有两部分内容：针对本文字句的意思所做的注释，针对原书本文和口语译文的注释（135页）。而实际上针对原书本文的注释，主要是对于本文文字与图版的辨析。就中国学界的研究习惯上讲，或许将文字辨析单独区分开会更明晰一些。
此书的“口语译文”非常重要，因为要将出土文献翻译成现代口语，那么不仅对于《五行》中的字词要拿捏得准，而且对于整句整章都要求有贯通的理解，不使留下隐讳含混之处。中国的研究者因为语言的便利，翻译出土文献为白话文的不多，但是有时不免有藏拙之嫌，对于古今差异引起的某些问题或不免漠视。而口译虽有时而误，却至少能够明白地表明作者的理解，以供进一步的研究。因此，虽然笔者不赞成池田先生的某些口译，但相信这些地方即便确实有误，也是瑕不掩瑜。池田先生将“不仁，思不能精”翻译为“不能获得仁德，是因为思考仁的想法不精细的缘故”（164页），将“仁之思也精”翻译为“思考仁的想法必须精细”（169页），将其口译复原为古文，似乎是“不仁，思仁不精”和“思仁必精”，可能与原文有些偏差。其它关于智、圣的翻译与此类似。至于池田先生将“金声而玉振之”翻译为：“（《孟子》中有）‘演奏音乐以鸣钟而开始，以打击玉器而结束'”（210页），则不仅是增字解经，而且将个人对于“金声而玉振之”之来源的理解杂入口译，恐怕将影响到读者的理解。这种处置，似乎有欠考虑[4]。
文字与图版辨析方面，池田先生以保存《五行》“本文”为目标，详细罗列他所能见到的每一种注释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分类阐述而后断以己意，或依从，或不采用，或批评，或有自己的补充。虽然看似繁琐，但是恰恰反映出池田先生的严谨认真。而正是这种严谨认真，才使得池田先生对于《五行》篇中重文符号的解读，提出了更周到的意见（262－263页）。当然，个别地方的文字辨析或许可以再商榷，比如帛书306行首字，池田先生从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研究》第二版的说法，认为是“無”字的下半部分（399页）。但是刘信芳先生指出：“帛书该字不残，字迹清晰，字形待考。”[5]而且，本篇的“無”字常作“无”形。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曾将此字认作“林”，现在通过郭店简《缁衣》等的字形来推测，可能是“麻”字的省体，疑当读作“靡”。“靡由至焉耳”，也就是“无由至焉耳。”个别地方的文字辨析则不太坚定，比如第308行“仁腹四海”的“腹”字，池田先生指出：“研究《图版》来看，可以认为似乎应该作‘ '，但是这里暂且依据B本。”（399页）而309行又依从B本作“”。其实从图版来看，两处字形皆作“”。
对于“本文”的注释方面，此书虽然当时未能见到魏启鹏先生的专著，有一些值得参考的意见如将“休烝”读为“休徴”等未能得见[6]。但是池田先生广收诸家、一一条辨的方法，使他能够择善而从；而且对于不少字词的考释，他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比如“足诸上位”的“足”字，他根据马王堆帛书《系辞》的通假例证读为“措”（288页）。而解释“循”字时指出它“是先秦时代辩论的场面多被使用的词语。是就某一主题而思考，就某一话题而进行议论的意思”（444页），就展示了池田先生古代思想史研究的特长。然而这样精彩的发明之处，在全书中并不多见。而过多地引用、辨析诸家之说，自家解说时过于周全的说明，有时可能会冲淡了主题。如370－371页解释“殹”，先引用《说文》、《方言》，然后再说其和“也”通用；465页引《说文》说明“茭”与“窈”在意思上完全没有关系，再引《集韵》说明其通假。如能将自家意见以“案”字明晰地标出，将最重要的说法着重阐述，效果可能更好。此外，如果能将“本文”中的通假字用括号随文注出，将方便于阅读。
此书注释中的文献疏证颇显功夫，而且非常重视疏证文献的相关度：对于和《五行》章节旨趣并不密切相合（151页），或者上下文的关系和《五行》离得太远的文献（161页），池田先生认为它们不能“说明问题”。然而接触出土文献之初，疏证或许只是娴熟文献的一个工具，最终目的是要回到出土文献本身。疏证文献的上下文以及旨趣能和出土文献一致，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有次一级的形式上接近可以帮助熟悉文献的材料——这往往是证明作者的释读、理解可信的辅助工具，或也不妨作为参考。何况池田先生对于“思”之“精”、“精”就能“察”，就引用了《管子》中的三处文献作为疏证材料（161页）；然而《管子》中的“精”，恐怕是指的精气[7]。如果按照池田先生的严格要求，也难作为疏证。不过，最重要的是，池田先生提出了重视疏证材料的相关度的问题，很值得作疏证者思量。
与疏证有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两则疏证材料的相关度非常高（包括文字内容和思想观念两方面），我们能否由此推论两处文献的形成时间接近，乃至可以推断出其前后因袭关系，从而判断出土文献的时代，进而定位其思想？池田先生重视疏证材料的相关度，恐怕其心中就认同这样一个预设——这是贯穿此书译注与思想研究的核心思维，也见于他分析其它出土文献年代的作品之中——他判断《五行》年代的方法，正是通过排比紧密相关文献而得来的（参池田先生《研究编》第二章第三节，此节所引文献散见于注释之中）。实际上，这也是不少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常用的方法，拟专文讨论。此处可以指出，这种方法大概来自于文献的校勘、注释，其实也只该限于校释工作。用之推究文献的年代先后，仅只具备或然性，必须要确证相关文献之间是先后“抄袭”的关系这一大前提，才能推断相关文献的早晚。而对于早期文献，难以证明这种大前提。某些学者在未见到出土文献的时候，凭所见古书为全部古书这种“默证”，不明于古书通例和诸子“言公”之论，不设想相关文献可能有更早的共同来源，根据所见的古人言论在形式上定型成文的年代，等同于古人言论之内容最先出现、流传的年代，是由形式决定内容，得其“迹”而忘其“所以迹”，本末倒置，势必将作出许多简单乃至错误的推断。在见到大量出土文献的今天，如果我们还不能举一反三，还沿袭过去不可靠、或然的方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恐怕是不适宜的。我们不仅应该注意疏证材料的相关度，也应该注意疏证所能说明问题的有效限度。当然，池田先生的具体分析中，还加入了思想演进法（注释中常常列出文献的线性先后关系）——这或许是池田先生追慕“古史辨派”的原因之一。不过如果文献的年代判定已经被动摇了，那么思想演进也就很难说可靠了；更何况“古史辨派”的领路人胡适先生已经对类似的研究方法（“思想系统”、“思想线索”）提出了怀疑。总之，文献疏证最多只能对于时代判定起到有限的参考作用；通过排比文献进而推出一个精密的时间点，有着太多值得怀疑的预设，虽精巧而难凭信。
二
池田先生的《研究编》，在回顾了《五行》出土的情况之后，集中于讨论《五行》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基本思想这两大主题。
对于《五行》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所属学派，池田先生提出了“在分析其成书年代和作者学派所属之前，必须重视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整体的构想和对《五行》思想内容的解明”的原则（24页），批评了将二者分离的做法；尤其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庞朴先生的观点，分析了其作为疏证的九条材料，仅认同其第三、第五、第八条材料（29－37页）。但是，池田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整体的构想，恐怕是以其线性的古书年代观为基础的——古代思想史中的子书篇章，其年代先后，在池田先生心中有一个谱。然而这个谱的形成，正是依靠文献相关度、思想演进等方法得来的。因此，仔细分析池田先生对于庞朴先生的批评，不难发现池田先生只是对于疏证材料的相关性提出了一个严格的要求。根据这种紧密相关性以及判断文献年代的思想演进法，他断定《五行》的年代上距《新书·六术》不太远；而庞朴先生则看重《荀子·非十二子》之语，只是取《新书·六术》作证，说明它和思孟五行的源流关系。二者之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先见”之不同。
关于所谓“经”与“说”的关系，虽然池田先生举例说明如果没有“说”文，就不能知道“经”文的意思（40－41页）。但是这很可能只是我们现代人的感觉，未必符合当时人的实际。而且有学者通过简、帛本《五行》“经”文的比较，指出二者内在逻辑顺序有不同；有学者比照简、帛本《五行》，认为有“说”文违“经”的现象[10]。虽说郭店简本《五行》未必可以做为绝对参照物，但是两处“经”文的差异，却足以令人怀疑池田先生“经文与说文是同一时代的同一个人或同属一个学派的人们一起写成的”之说（41页）。若“经”与“说”并非同时形成，那么对于《五行》“经”与“说”的年代判定，就更为复杂了。
池田先生判定《五行》成书年代在《荀子》之后的分析，可以说，从池田先生所举文献之中，很难找到多少破绽。但是池田先生的分析，只是基于文献最后成文的形式上的年代，而这不能代表文献内容最先形成、流传的年代。譬如《荀子·宥坐》篇，一般认为是荀子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而成，形成年代较晚。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年代，所谓“记传杂事”，其主体内容之形成，也有可能早于荀子。更明显者如集体著作《吕氏春秋》所记之事，其中不少部分的内容、观念之形成年代，当早于《吕氏春秋》的成文年代；但是池田先生引这些文献作疏证时，完全只考虑形式上的成文年代。前文已经指出内容和思想观念上紧密相关的疏证文献，并不能作为判定年代的绝对依据；对于某些古书篇章年代的判定，只依据形式上的形成年代来作推论，很可能就将问题简单化了。这里还想指出，不重视“言公”，不重视史文阙佚的历史现实，不推究古书形成的复杂情况，而将寥寥几部传世子书排比出线性的时代先后，将出土文献安插入其中，实际上恐怕是对出土文献价值的最大漠视。
至于学派问题，池田先生指出《五行》有浓重的“杂家倾向”（41、64页），这和武内义雄划分“诸子时代”为“创设”、“折中”、“总合”三阶段的学说可以配合（59页）——中国学界也有类似的划分，但是这只不过是宏观架构，并不是具体入微的分析。其实学派之间的问难与融合，在孔子、墨子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具体情况可能非常复杂；而与学派相关的“六家”、“九流十家”之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11]。
对《五行》篇基本思想的分析，是池田先生的专长所在，其讨论“五行”和“四行”，“德”和“善”，“天道”和“人道”，身心与“慎独”，可资参考者很多。因为笔者有《五行》和金木水火土“五行说”相关的“偏见”，并根据传世文献中“孔子说休徴”之语接续“孔子”与《五行》的关系[12]，理解和池田先生不同；对于《五行》和相关思想文献关系的看法，也和池田先生不同。因此有关的具体内容，就不宜基于“偏见”来作评价了。
不过池田先生将“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翻译为：“将人类的内在方面（先天而自然地）形成的仁称作德的实行，将不是在人类的内在方面形成的（通过后天的人为的努力而获得的）仁称作实行。”（140页）把“五德行”看作先天地自然地赋予所有的人的内在之中的，但是不是最终的完成形态，而只是一种端绪，需要后天的人为的努力来完成（73－74页），而将“四行”和后天的人为的努力相联系（84页），这一解释区分出先天和后天，与一般将“五德行”和“四行”看作是形于内、不形于内的区分（内有/无仁之行？），大相径庭。但是，池田先生的这种解释，和他所认同的疏证文献并不密合，尤其是《淮南子·要略》：“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143页，池田先生的引文省略了“而行其法藉……兆民弗化。”）这里的“德不内形”与“行其法籍”，无法证实先、后天之说，反而有利于说明通行解释。因此，池田先生之说虽然新颖，但是尚得不到文献疏证作为支持。另外，其有关的分析和解说，多依赖《五行》的说文而非经文（74－75页）。而虽然池田先生论述“五行”之端绪的扩充很有意味，但是将之移植到通常的理解上——如何使五行形于内，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三
总之，池田知久先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一书，基础研究非常扎实，思想论述有理有据。此书可以说是将“东京学派”研究传世文献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出土文献研究的代表作！笔者虽然在一些前提性的预设上与之有不同理解，但是丝毫不妨碍此书自成一家之言的厚重份量。今后任何讨论《五行》基本文意和思想内容的文章，都不可能绕过此书。
《五行》等新出文献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也还有待其它出土文献的启发，譬如帛书230行的“善也者，有事焉者，可以刚柔多鉿（合）为故□善”，这里的“多”字，可能和郭店简《六德》中常见的“多”字用法相近，具体如何释读，还有待讨论。
出土文献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探索，这种研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世界汉学者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如果能根据新出土的文献，“见而知之”，“闻而知之”，反思过去的认识和研究方法，发展出比较完善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那或许需要圣智之德行，或者通过同仁发挥聪明之端绪而努力扩充得至；后来者“知而安之”，“安而行之”，“行而敬之”，也能和同而至于善（“和则同，同则善”）。
本文曾经廖名春先生指正，谨致谢忱！
2006年11月
注释：
[1]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
[2]池田知久：《郭店楚简〈五行〉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9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池田知久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中文版序》中指出其旧作“内容基本上正确，但是也有一些错误的地方。”（1页）
[3]拙作：《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再考》，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仁义礼智圣五行的思想渊源》，《齐鲁学刊》，2005年第6期。
[4]这一处的解释，或当参考《汉书》卷五十八兒宽所说：“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颜师古注：“言振扬德音，如金玉之声也。”
[5]刘信芳：《简帛五行解诂》，137页，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2月。
[6]魏启鹏：《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52页，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8月。
[7]参裘锡圭：《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文史丛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0月。
[8]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文史哲》，2006年第4期。
[9]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古史辨》，第六册，390—3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11月。
[10]参邢文：《〈孟子·万章〉与楚简〈五行〉》，《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陈丽桂：《从郭店楚简〈五行〉检视帛书〈五行〉说文对经文的依违情况》，陈福滨主编：《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论文集》，上册，191—196页，辅仁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11]参拙作：《“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
[12]参拙作：《仁义礼智圣五行的思想渊源》，《齐鲁学刊》，2005年第6期。
（本文原载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版《儒教文化研究》，第7辑，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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