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经”、“祭孔”距“孔孟之道”复活不远
也许是应了“风水轮流转”这句中国俗语，最近一些年，绝迹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尊孔读经在一些地方又陆续兴起，大有卷土重来之势。2005年8月11日《长江日报》第5版刊有一幅图片，题为“儿童读经”，解题引用指导老师的话说：“这些2岁-13岁的孩子读的内容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中庸》、《论语》、《大学》、《老子》等古文（书），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帮助孩子们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同日《人民日报》第13版刊发一张照片，标明“孩子们在朗诵《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华传统启蒙教材”。2006年7月以来的媒体报道，上海已陆续出现以读经为主的“孟母堂”。2006年4月6日《新京报》报道：人民大学的女生穿古装在孔子像前举行成人仪式，重现笄礼这一古代女子成人礼。据组织者说，希望借此以推广汉服，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各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时透出明显的赞赏语气，使人感到这种读经风气颇得一些人的青睐。
此外，还有两件事更为引人注目，一是每年9月28日的祭孔大典，规模已相当宏大，虽说是民间活动，但差不多已演变成半官方性质；二是一些所谓学者鼓吹儿童读经，主张在小学、中学恢复“读经科”，将《四书》《五经》作为基础课讲授，大学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不仅如此，还鼓噪定儒学为国教，等等。不同层面的彼此呼应，表明“读经”“尊孔”已逐渐成为一股潮流。这股潮流声响日高，正在推动着某种历史“传统”的复活。
也许是碍于20世纪初叶新文化先驱者所揭示的“孔孟之道”的负面意义，无论是时下的读经倡导者，还是“祭孔”的热衷者和组织者，都还没有直露且响亮地打出复兴“孔孟之道”的旗帜，而多半是半掩琵琶半遮面，以继承“传统文化”相号召。可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孔孟之道”在“传统文化”居于独特地位，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统治者大多以儒家思想作为推行“教化”的主要手段，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兴起以后，儒家的“经”“典”成为士子进身仕途的必修课业，儒家思想成为政治伦理的核心。近两千年来，“传统文化”虽有儒、道、释三种主要文化势力，但在政治伦理和民众教化层面上，仍然是儒家思想独占鳌头、一枝独秀，所谓“传统文化”离开孔孟之道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目前“读”的是孔孟之“经”，“祭”的是所谓圣人之“孔”。因此，振兴“传统文化”的高调不论唱得如何动听，实际行动中的“读经”和“祭孔”都不可能离开“孔孟之道”。因此，可以断言，目前的“读经”也好，“祭孔”也罢，前景只有一个，即复兴“孔孟之道”；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堂皇旗帜下进行的儿童“读经”，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祭孔”，迟早有一天也会公开亮出复兴“孔孟之道”的本相，即使不以“孔孟之道”相号召，其实质也不会有所改变。
由此，我们不得不问：21世纪的中国，真的需要复活孔孟之道吗？
二、孔孟之道的复兴不符合当今世界潮流
尊孔读经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孔孟之道的复兴，会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二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本目标的儒家思想是否有助于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今中国的思想云为，不能脱离这个根本前提。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潮流是现代性转变。这个潮流滥觞于西欧。14世纪以后地中海沿岸各国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了由封建生产方式向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以摧枯拉朽之势向世界各地扩张，开始了新兴资本主义与世界各地的冲突。17世纪以后，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导致了欧洲封建专制制度的覆亡和民主制度的确立。同时，文艺复兴以后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推动着人类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近代科学的确立和发展与18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工业革命相结合，确立了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中重要地位。从此，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及科学文化，构成西方各国现代性改造的主要内容。
在长达数世纪中，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和科学文化（包括科学思维及其物化形式——技术）成为以欧洲为主的西方列强向世界各地扩张的锐利武器，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如阿·汤因比所说：“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领受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世界其他各国或者加入现代性改造的行列寻求自强，或者接受被征服的命运，没有其他选择。尽管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现代性改造是否存在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另外道路的问题，但在理论上并没有形成可行性方案，世界各国的历史实践更没有提供肯定的替代性模式。西方率先开辟的现代性改造道路仍然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基本模式，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以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延续两千余年皇权专制制度的中国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不情愿但又无可选择地走上了全面的现代性改造之途。虽然中国的当权者们力图走出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但在整体世界潮流的巨大冲击下，中国的现代性改造事业实际上没有从容选择、另起炉灶的可能性，而只能是接受和适应已有的现代性改造模式，即：在经济层面上，实现由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转变（市场化）；在政治层面上，实现由宗法皇权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民主化）；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实现由传统思维——所谓传统文化实为传统思维的具体表现——向科学思维的转变（科学化）。这三个方面的改造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缺一不可。
面对浩浩荡荡、沛然不可抵御地席卷世界的现代性改造潮流，不能忘记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为完成现代性改造的过程所遭受的噩梦般的经历，不能忘记孔孟之道对我民族现代性改造所形成的巨大羁绊，不能忘记固守孔孟之道使我民族付出的巨大代价。19世纪60年代，满清帝国的大学士倭仁，面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国之策，认为堂堂中华，岂能学习西洋蛮夷？声言“臣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可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大兵压境，却是事实在在地摆在面前的严酷现实，怎么办呢？于是想起了一件似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取胜法宝：“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只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祭出这件法宝，气势汹汹的西洋人就会像小鬼见到如来佛，拿头拜倒在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人面前。结果如何？满清王朝在西洋人面前一败涂地，以血的事实证明倭仁之辈的“道义空谈”实在不过是一相情愿的自作聪明。这位孔孟之徒、晚清大老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些携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洋人，脑袋了充满了掠夺欲望，根本不相信满清大人视为宝贝的劳什子“礼仪”。这就是近代世界各族打破区域局限以后以圣人之邦自居的中华帝国遭遇的第一件尴尬事。
倭仁“以夏变夷”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明白孔孟之徒的“礼仪”、“教化”等等的“文化”在“欲望”面前的脆弱性。在这个表面上冠冕堂皇但本质上弱肉强食、处处以武力为后盾行事的世界里，传教士们的冠冕荒唐的说教，固然可以减少部分人作恶的欲念，但要制服暴徒作恶，则只有警察行使强制手段。只要强盗实施抢劫的欲望不消失，说教是无力的。一个近在眼前的历史事实：同属儒教文化圈的东邻日本，自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而迅速暴发。满清大老视为宝贝的孔孟之道并没有阻止这个后起的暴发户的野蛮行为，相反，其穷凶极恶又远甚于西方列强，终至以战争武力强制满清帝国割地赔款，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经济稍有起色时迫不及待地再次发动战争，再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可以设想，当下的日本，看到当下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内部又有人欺人自欺地奢谈孔孟之道，大概一定高兴得心花怒放吧？
对于百余年来惨遭西方列强侮辱、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说，固守孔孟之道，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而导致的悲剧并不陌生，切肤之痛可谓刻骨铭心：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看似简单，却凝聚着无数中国人的斑斑血泪，是亿万中华儿女的皑皑白骨换来的惨痛教训。孔孟之道作为农本宗法小生产社会封闭经济的产物，它所塑造的阿Q精神，在根本上不适于与资本主义相偕而来的残酷竞争。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长期追求的“富强梦”的关键时刻，以孔孟之道自我麻醉，不但于中国的振兴富强无望，即使勉强苟存也是妄想。此又可以断言也。
毋庸讳言，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精神，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朴实无华的人生信条，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理想，都是各族普遍适用的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可珍贵的思想。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自人类产生以来，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何时消停过？尤其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竞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承认，自私和贪欲是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之一。近代出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观固然有其偏颇的一面，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本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世界秩序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面前，孔孟之道能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吗？
三、孔孟之道的复活有悖于中国现代性改造的目标
与东邻居日本较为顺利地完成现代性改造过程不同的是，由于历史负担过于沉重，中国的现代性改造之路走得实在过于曲折、艰难。人是历史转变的决定因素，人的思想的改造在整个社会改造最具有决定意义、也最为艰难。正是在历经曲折的现代性改造的艰难探索中，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驱们逐渐意识到改造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意识到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伦理学说的反现代性本质，明白了“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孔孟之道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攻击，正是基于它对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所形成的巨大阻力。新文化先驱者力图从人的伦理之觉悟作为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入手处，无疑是把握了问题的关键。因为经济和政治层次的改造是否取得成功，最终要以伦理之觉悟为其必然结果并由它加以体现。
那么，孔孟之道对中国现代性改造的阻力表现在哪里？在当下中国现代性改造事业的关键时刻是否可以复兴孔孟之道？
首先，孔孟之道是农本经济的产物，作为政治伦理的孔孟之道始终维护农业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其对个人要求“安贫乐道”、“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体现在两千余年以来的政治决策中则是“重农抑末”，轻视（或敌视）商品市场经济。在孔孟之道所确立的传统经济伦理支配下的中国人，从帝王到平民，在西方列强扣响关防的初期，先是对其发展贸易的要求不屑一顾，继而对其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实在是孔孟之道所体现的封闭的农本经济观念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能反应。可以说，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摆脱儒家传统的顽固的“本”、“末”经济观念，脱不掉小农思维的局限性，意识不到商品生产和市场运作方式对于财富积累的重要意义，就不可能走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孔孟之道的经济伦理，反观近50年一度热闹非凡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们不得不说，所谓“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不过是想当然的伪命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当权者仍然视商品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长期蒙昧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甚至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决策的依归，以道德而不是以物质作为价值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推行孔孟之徒的理想化的乌托邦经济平等主义，终至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孔孟之道造就的封闭的小农心态，甚至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强大的惰性力量，其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以其政治家的勇气断然否决这场无谓的争论，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才得到全民族的接受和肯定。这场争论实质上折射着新旧两种思维。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第一个层面的改造——经济市场化改造已展露曙光。但是，两千余年来孔孟之道的小农经济伦理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现代性改造的重大障碍。对此，人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保持高度警惕。
孔孟之道对中国现代性改造最大的妨害，是它所塑造的政治伦理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格格不入。首先是它对皇权专制主义的张皇。儒教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帝王外于法的观念在法家与儒家都是如出一辙。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君主是法的制定者，能做到“以法治国”——以法律治理别人——已是天大的善政了。而在后来的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君权完全是以上对下的单方面的权力，韩愈《原道》说得直白露骨：“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在孔孟政治伦理中，君主有独裁的权利，臣下只有执行君主意志的义务，而民众则只有奉献物质、接受君命、服从君命制裁的义务。在皇权专制主义观念中，“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天经地义。在帝王那里，任何不利于权力独断的思想都会遇到天然的敌意。如孟子主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虽然是从维护君权的角度对帝王提出的劝勉，但一千几百年后还是惹得游方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皇帝大光其火，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文庙，剥夺其配享。
且不要认为儒家皇权专制主义已是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关的历史陈迹。民国初期，小学生要唱“把生命交给（孙）总理”；蒋介石统治时期，学生们要唱“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学生准则中，第一条便是：“无限终于毛主席”，而毛本人则公然声明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对歌唱“大救星”的《东方红》和海啸般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高呼声，听之泰然，甘之如饴。显然，现代无产阶级在《国际歌》中表达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自由、自为的现代社会的崇高理念，并没有取代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所尊崇的帝王意识。而中国民众的思想，如毛所言，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也来自孔孟思想的熏陶和教化。
孔孟之道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功用，是提供了一套稳固宗法皇权专制统治需要的道德礼仪规范，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维护礼治秩序的伦理学说在国家强力推动下，几乎演变成宗教式的信条，两千余年中使人无逃避于天地之间。直到近代鼎鼎大名的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还有这样的家训：“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以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曾文正共全集·家训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儒家纲常、名教、道德、礼仪的最大特点，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统治者。在君臣关系上，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在父子关系上用一个“孝”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在夫妻关系上，用“顺从”“贞洁”等名词使妻子一方完全牺牲于丈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这种不平等观念的基础是“天命”理论，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在这套伦理化的政治学说中，绝对找不到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平等观念。
在孔门伦理熏陶下，民众的人生信念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从受人压迫到压迫别人似乎是每个人的奋斗目标，必然之路。然而，在受命于天的皇帝之下，无论是受人压迫者还是压迫别人者，在本质上都算不得真正的“人”。西方基督教背景中，皇帝或国王与芸芸众生都是上帝面前平等之人的观念，在儒家伦理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等级观念结出的果实，如鲁迅所指出，是“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人无论如何奋斗，其结果无非是两个位置：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灯下漫笔》）反平等观念，是亘两千余年而未变易的孔孟之道的最大特色。
孔孟之道中也绝对没有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人民主权观念。正如鲁迅所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为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而这“出色的治国的方法”的精髓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篇第八》。这是历代统治者奉行不逾的统治秘诀。
对于百姓，儒家的要求则是“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换言之，在孔孟之道中，老百姓就应该坚守“治于人”的规则，不要乱说乱动。这种思想用历史上那位被奉为完人的诸葛（亮）大丞相在《空城计》中的话说，就是“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两千年来愚民政策的结果是，国人的权利观念被完全扼杀。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指出一个事实：“中国自来就不许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的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其是非，至多只是在伦理的范围内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德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价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这种权利观念的缺乏并非仅见于以往的历史。以最近几十年学术界的事例，“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区分开来”曾被拥为英明政策，可是这种政策的内在前提是：读书人不可涉及政治，政治乃是特殊集团的权利。这难道不是孔孟之道传统政治伦理的当然之意？
现代社会的契约观念在孔孟之道确立的等级制度中是不存在的。岳飞被冤杀二十余年后，宋孝宗为他平反，对岳飞后人说：“前世流人，亦有父子兄弟死则追褒，生则宠秩，如今日者乎？国家雨露之恩，与天通矣。……尔之一门将何以报朕哉？”臣子被冤枉和屈杀，在君主看来是可以不必承担责任的，予以平反就成了“恩泽”，是可以要人感恩戴德，以致要求回报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惊人相似的一幕在几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再次上演。“反右”和“文革”期间，大批无辜书生蒙难，后来给予平反后，也被一些人用“母亲打儿子”来为打人者解脱，甚至一些被怨打者也以此论表示自己觉悟之高。如1983年有一报道：一位农村教师在蒙冤平反后在家里办了个图书馆，在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历十载寒窗，经廿年冶炼，多亏三中全会精神，喜有今日；订几份报纸，购百册图书，提供四邻子弟学习，敬报党恩。”一方面是居高临下、皇恩浩荡，一方面是奴颜婢膝、感恩涕零，这种场景曾千万次地出现中国的史册上。儒家精心塑造的君臣伦理可谓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中。但我们知道，现代文明社会公认的一个原则是契约原则，掌权者只享受运用权力的权利，而不承担其行为后果，则必然导致滥用权力。“一切服从”、“无限忠于”，对意识形态的一道同风、舆论一律，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道“大风景”。可惜在孔孟之道的驯化之下，国人早已是习惯成自然了。
孔孟之道对于现代社会改造事业的大碍，还在于它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我们知道，儒家的理想和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长幼、尊卑有序的社会，而“修齐治平”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不二法门。两千余年间，孔孟之徒汲汲于人伦纲常，将正心修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讲得天花乱坠，对于自然界的现象，除了以“天道演变”、“阴阳五行”之类玄而又玄的理论加以附会外，从来没有一个正当解说。儒教传统以“代圣人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其重要使命，其思维定式是以权威，即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作为一切思想论说的核心和前提而引申发挥，其结果是形成一种看似合理的可怕的权威中心主义。在这种权威中心主义面前，“君言”、“圣说”是终极真理和是非标准，学者和学术完全没有独立性和神圣性，形成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尖锐地指出的贯通两千年的一个现象：“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为政治学之附属品……。”（陈独秀：《学术独立》）儒家权威中心主义的盛行的结果之一，是整个民族对科学思维方式的隔膜，其最近也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大革文化命”。在“红太阳”神话笼罩整个民族的环境中，“一句顶一万句”的谬论被奉为“真理”，乃至“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仍被奉为不可动摇的信条。时至今日，虽然几十年前猖獗许多岁月的“科学为政治服务”的荒谬口号已无人再喊，但将政治权威混同于学术权威、科学权威，以政治权威的结论为终极真理，以政治权威干预学术研究的现象，仍然时有所见。
在经济层面最终融入世界大潮之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改造事业的核心已经明白无误、刻不容缓地转移到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方面，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能否取得完全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能否顺利实现，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的最终实现。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还是重温一次那振聋发聩的呼喊吧：
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又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Democracy）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才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孔孟之道这棵老树上，如果不经有效的嫁接，能长出民主和科学的新芽吗？儒教政治伦理之下，能造就“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即“伦理之觉悟”基础上的一代新人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四、孔孟之道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脱不掉的梦魇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从天朝梦中惊醒，明白了世界上不止有中国，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从而进入了开眼望世界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仍然固守“夷夏之辨”满清顽固自不必说，即如开眼看世界的魏源、林则徐等人以及后来的洋务派，对西学的重视也只局限在器物方面。在他们的思想中，以孔孟之道为经纬的中国固有伦理政治制度仍然是优于洋人的。如魏源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在总体上，这一代人的基本主张大致跳不出一个窠臼，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以诸国富强之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那流行一时的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谓这一时代精神的高度总结。从同情的理解角度，这些人本身在儒家礼教传统中成长起来，又未跨出国门一步，于西洋文化几乎完全隔膜，其经国济世之策反诸孔孟之道，是完全不足为异的。
甲午国耻以后中国进入探索政治制度改革的时期。这一时期指点江山的新派人物多半都于西洋文明有较深了解，但在民国建立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他们却同样出现了向孔孟之道的回归。康有为曾以鼓吹变法而名扬四海，但变法失败和共和制度初期的运转失灵，使他又回到传统中去寻求解脱之道，以至在1916年9月20日说出了像梦一样长期缠着中国人头脑的昏话：“虽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心，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这已经不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正常人的思维，倒像是神经错乱者的胡言乱语。
严复是在介绍西学上做出莫大贡献的一代文化功臣，他在1896-1906年十数年间肆力于译介西方理论，将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介绍给国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强理论，启国人心志，振聋发聩，厥功甚伟。然而，在民国初期的社会失序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杀中，他感到茫然，同样出现了向孔孟之道的回归。1917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窃尝究观哲理，以为时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认为“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1918年他又写道：“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民国与欧罗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原来宣扬西学的先锋同样返回到了儒教的营盘。
同样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是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几十年中，梁启超一直是引领时代思潮的先锋人物。1918年12月至1920年3月，他在欧洲游历近一年后，欧洲人中蔓延的“科学破产”的悲观怀疑情绪，使他重新获得了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信心，“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号召中国的青年人去拯救西方世界：“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科学未兴之旧邦，要以旧病缠身之躯体去解决强悍列强的争斗，想法未免让人感到天真且滑稽。
近20余年来中国人民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经济运作的正确道路，即市场化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现代性改造进入全新阶段，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成为上自政府下至民众奋斗的目标。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却有读经、尊孔思潮的兴起。一本现代人解说的《论语心得》竟然成为洛阳纸贵的畅销书。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只要看一看时下的相关社会因素，就不难找到答案。
大致说来，时下的鼓吹者主要有两类人：一类人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确有较深厚的修养以致为其所化，情令智昏，看不到孔孟思想中的反现代性因素。这类人有两个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是甚少或完全缺乏西学修养，缺乏世界眼光，缺乏比较、理解世界多元文化优劣长短的能力；这一缺陷导致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自恋情结，以为人类社会上下几千年，东西数万里，中国传统文化“天下第一”，世间万物皆备于我，堂堂中华无需学习外族；二是昧于世界潮流而产生时空错乱感，误将农本时代产生、理应当作改造对象的孔孟之道当作拯救当今世界弊端的灵丹妙药。这类人以中国大陆人数为多。另一类人则是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这些人在海外长期以研讨、教授和传播国文化为谋生手段，在异质环境中虽具有鉴别、评判不同文化的条件，但异国生活环境往往促成对母邦文化的认同，下意识地将其缺陷隐去，同时又将其优点不恰当地放大。当年林语堂在国内大讲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但在西方又大讲中国文化优越性的情形，其实普遍存在于海外居住的华人学者之中。职业需要使他们不能过多暴露母邦文化的短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没有大陆知识分子经历“大革文化命”这样的传统文化——其核心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毒素大爆发造成的灾难，对于文化传统毒素的可怕之处没有切肤之痛，因而容易发思古之幽情，产生美丽的幻觉和欣赏之情。
然而，不管鼓吹者出于何种原因而鼓噪尊孔读经，其态度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赞赏和支持，则与近20余年的社会变动密切相关，是客观环境使然。中国社会巨大变迁造成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往教条信仰的失坠，既有思想权威影响力的衰减，为孔孟之道的复活提供了条件；而政治民主化——法治建设与之相辅相成——的相对滞后，造成汹汹不可遏制的社会腐败，为回归儒家思想传统提供了契机：人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结果，认为只要抬出传统，搬来圣人之徒，请出“四书五经”，就可以制服“腐败”。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官员上任之初到包公祠中宣誓不当贪官，看起来是滑稽之举，但在骨子里正是儒家“回归三代”传统思维的必然产物。从孔子开始，每当“礼崩乐坏”之际，往往就有人慨叹“不见周公久矣”，为恢复“三代”完美之制奔走呼号。这已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文革”时期，盛行“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刹那”、“灵魂深处闹革命”，林彪将这个传统推而广之，将领袖语录夸大为“精神原子弹”，以现代条件下的“思想制胜”手法将儒家的“修身”传统推向极端。因此，只要我们以稍微清醒的头脑翻一下这本陈年老帐，目下演出的这一幕以“读经”形式展现出来的回归孔孟的古装新戏便原形毕露：面对繁难复杂、前所未有的现代性改造事业，一些人缺乏世界眼光，习惯于陈旧思维定式，懒惰于开动脑筋，简陋于世界先进文化，胆怯于八方取经学习，在既不熟悉历史、也不了解当前、更对未来茫然的情况下，无可奈何但又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回归”之路。悲矣哉！
五、我们对孔孟思想应取何样态度？
在中国历史上，“读经”与“祭孔”不止出现过一次。在宗法皇权专制制度的前提下，不论具体环境如何不同，其总体目标均无大异：将孔子当作敲门砖，行愚民之实，为宗法皇权专制制度服务，如20世纪初叶袁世凯称帝时的拜孔读经，即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典例。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宗法皇权专制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差不多已是被扫进历史坟墓的僵尸，“读经”与“祭孔”在时下中国的再次兴起，是为宗法皇权专制制度招魂，还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新纪元之初的国人对待“孔孟之道”应取何种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开放姿态和精神面目令世人刮目相看，百余年来压抑着国人的“万事不如人”的心态逐渐改变，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虽然在内涵上与20世纪初叶的“国故”、“国粹”等名称大致相同，但它作为民族身份的象征，在现下很多人眼里差不多已完全摆脱了后者所代表的负面形象，逐渐被赋予崇高感和神圣性。由于新文化时期文化先驱们面临的问题即现代性改造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参照一下他们的见解，也许不无裨益。
20世纪初，但凡具有开放头脑和世界眼光的文化人，大都意识到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性改造目标的不适应，坚持传统文化非经过改造无以适应现代世界潮流。在当时的新文化人看来，接受“国故”的前提是它必须得到“改造”、“整理”。用新文化运动三领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一胡适的具有代表性的话说，就是用“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整理国故的工夫……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通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达到“解放人心”，“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整理国故与“打鬼”》）换言之，根本要着，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这样的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精到、准确、犀利、高瞻远瞩。
另一方面，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性改造目标的不适应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旧文人视若珍宝的所谓“国故”的应时无用感到愤慨。吴稚晖在1924年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鲁迅则于1925年劝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1928年胡适也号召青年人先学习有直接社会效用的自然科学，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余力，再回来整理国故。
可见，20世纪最初几十年间的新文化人对待“国故”的基本态度是明确的：一、“国故”、“国学”里不但有宝贝，更有“胡说谬解”、“武断迷信”，甚至有“鬼怪”和“臭腐”，不可奉为金精美玉。对于“国故”，那一代文化人的态度大异于今天一些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二、所谓“国故”、“国学”必须加以改造方可接受；三、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民族救亡日益迫切，他们认为可以暂且不去做“国故”、“国学”的学问，而去做于国家民族有直接效用的学问。
我们所处的21世纪初端，无论是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都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彼一时代迫在眉睫的民族救亡事业已经完成，而且经济建设已取得实在成就，吴稚晖们所希望看到的“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已初具规模，“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的条件也初步形成，从容研究“国故”——时下所谓的“传统文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因此，时下的人们不必以过分功利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研究。这是我们时代与20世纪初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是：第一，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并没有过时，即“国学”或“传统文化”里面有“鬼怪”和“臭腐”，绝对不可以无条件接受，“批判和改造”仍然是我们应继承且坚持的态度。第二，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虽然不复存在，但19世纪中叶以整个民族所面临的现代性改造过程并未完成，我民族经过人为折腾而形成的大病之躯尚未完全达到元气强盛之应有状态，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中包含的毒素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以免旧毒复发，使逐渐康复的前景功亏一篑。
现在有些学者在谈论儒家思想的价值时，往往反复历数儒家思想在安顿精神、培育人格方面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儒家“经典”中确含有一些对人生有益的元素，如孔子所倡导的好学精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果不是像孔孟之徒那样无谓地耗费在人伦日用上，而是用于对科学的追求，可以做出科学成就；孔孟对个人修养的要求，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千万人，吾往矣”，“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果脱离对君主家天下尽忠这个前提，则可以培育出对抗专制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为人准则可以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博爱精神的底色，也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人人应该持有的基本操守。但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这些元素的吸收离不开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改造而后用之。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改造目标而言，儒家思想不是直接饮用的山涧清泉，而是泥沙俱存的黄河之水，必须经过净化才可享用，否则，必然损害元气刚刚开始恢复的民族肌体。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就是当前学者的使命，义不容辞的使命。
现代化改造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而其中的思想文化改造任务尤为艰巨而繁难。陈寅恪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由于儒家学说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的巨大浸透力和广泛涵盖面，绵延两千余年之久的孔孟之道成为现代化改造事业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就锐敏地观察到：“儒教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由于家国一体政治伦理深入人心，即使在已经获得免疫力的研究者身上，也很难保证不受其毒素的感染和危害。因此，对于每一位了解传统文化而又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人，不能不深深忧虑于读经祭孔以及孔孟之道的复活所造成的后果。对传统文化研究造诣精深的学问家文怀沙教授，对近年来出现的小学生读经现象，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开倒车。在中小学课本中选录优秀的四书五经文章是好事，但没有选择的让孩子学四书五经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以研究美国历史文化而名重学界的刘绪贻先生也深以儿童读经为忧，撰文呼吁“不要毒害孩子们了”。（学术批评网2006年2月19日）这是值得深思的睿见。
消除孔孟之道中的毒素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正如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击毁教皇和教会的权威，开创出服务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教义一样，传统文化（尤其孔孟思想）必须经历同样的改造过程，才可以实现与现代社会准则的对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现代中华文明，是建基于现代性改造之上的开放性的新文明，其特点是与时俱进、兼容并包、多元共存，而不是复古、封闭、单一独尊、一道同风。现代中华文明的养成，只能是以世界先进文明为目标，开动脑筋，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改造，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放开眼光，对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采取“拿来主义”，大胆地吸收一切有益的营养，为己所用，也就是鲁迅所说：“外既不后于世界的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遗憾的是，时下一些人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昧于世界潮流，产生了时空错乱，误将孔孟之“经”当作挽救“礼崩乐坏”——实际上旧的惯性思维的崩溃——的价值秩序的救命稻草或灵丹妙药，重新选择了回归孔孟、回归“三代”的传统思维套路，甚至认为我民族从来国情特殊，可以外于世界潮流，可以在摇头晃脑地大读“四书”“五经”、“子曰诗云”中完成现代性改造。这是昧于世界潮流的妄想、妄言、妄动，是欺人自欺、误人误己。
据报道，现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要在其国土上建立“孔子学院”。国内媒体向国人报道这些消息时透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有些学者闻此更是兴奋不已、手舞足蹈、啧啧赞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复振的机会到了，儒家文化拯救弊端丛出的现代世界的时刻到来了。这种情形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就出现过。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对科学于人类的光明前途的作用表示怀疑，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跑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激烈地针砭欧洲文化和科学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唱赞歌，认为可以纠正欧洲文化之弊。罗素的话在一些中国人心里引起了共鸣，甚至连梁启超这样的人也感慨万端，认为中国文化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于是号召中国青年人去拯救西方世界。实际上，这完全是时空错乱。科学高度发达的西方向中国人非议科学，其情形就像一位患有营养过剩肥胖症的人，对一群面有菜色、营养不良而且正饥肠辘辘的乞丐大讲营养过剩对健康的危害，其实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全然不合时宜。中国的实际情形是遍地乩坛道院，遍地仙方鬼照相，交通和实业都不发达，科学教育极端落后，人们还不曾享受到科学的赐福，提倡科学还嫌不够，科学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哪里有资格谈科学带来的“灾难”？！
同样，现在西方的民主法制制度已经牢不可破，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不是儒家等级伦理思想可以动摇的了，他们建立“孔子学院”，将儒家思想介绍一些给他们的国民，其客观效果充其量不过是多一个文化视角，决不会动摇他们的民主价值观的根本。儒教对于当下的中国人则不同，名教伦理给民众造成的毒素尚未肃清，孔孟之道的死灰复燃，必然给现代性改造中的中国社会本来就极其薄弱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力量以沉重打击，其结果将大大推迟中国近百年来大旱之望云霭一样期盼的民主化目标的实现。如果因为西人建立了几处孔子学院、对中国儒家思想说了几句廉价的赞美之词而洋洋陶醉起来，不假思索地随声附和，把孔孟之道奉为圭臬，不仅意味着思维能力的低劣，而且也说明完全忘记了孔孟之道给中国现代性改造形成的羁绊。在中国社会，具有普适价值的民主制度还没有牢固扎根，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还很长。在此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因为西方人建立几所孔子学院，我们就盲目地为服务专制伦理的孔孟之道高唱赞歌，则颇似一个几无隔夜粮的穷人家因别人夸赞自己的家庭和睦而忘乎所以地奢谈贫穷如何惬意，富裕如何为人带来祸害，不但是矫情虚伪，更是欺人自欺。
中国历史悠久，可以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国学”、“传统文化”出现复振之势，本无足怪。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采取全面接受的态度，让没有足够免疫力的儿童读经，甚至定儒教为国教，是可怕的妄动，是思维混乱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距离现代性改造的目标之一——思维的科学化还很遥远。因此，我们主张，为中国的长远利益，尊孔读经应该缓行，孔孟之道应该缓行。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孔孟之道中包含大量反现代性的政治伦理，目前处在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改造关键时刻的中国社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吸收其有益营养的同时抵制其毒素，复兴“孔孟之道”必然会给处在现代性改造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甚至使宏伟的民族振兴事业出现倒退。儒家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在整体上的发挥作用，显然要到中国完成现代性改造以后。（2007-3-10）
作者简介：张绪山，男，1963年3月出生于山东寿光。1991-1998年在希腊留学，先后就读于萨洛尼卡亚里士多德大学语言学院和艾奥尼纳（Ioannina）大学历史考古系，1998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后到清华任职，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致力于拜占庭史的研究，著有《6—7世纪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希腊文，雅典1998年）。译有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
